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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早报记者 王洪波
“魏晋时期，佛教已在天津地区传播，并在蓟县盘山修建了法兴寺，中唐以后，南宗禅流行全国，盘山弘传南宗禅的宝积禅师，堪称天津佛教史上第一位名僧；金代后期，天津地区又出现一位弘扬净土法门的著名高僧祖朗；到了明清时期，佛教寺院已遍布天津地区，盘山的盘谷寺出现了一位名著一时的高僧智朴，《盘山志》就是由他编写的；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还涌现出两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高僧：弘一大师与倓虚大师。”转动着时间长轴，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锋通过历史上五位知名僧人将天津佛教史娓娓道来。10月25日，问津讲坛第19期讲座《天津佛教史上五名僧》在问津书院举行。讲座前夕，张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详细阐述了他对天津地区佛教史的研究。
法兴寺：
天津最早的佛教寺院
悦读周刊：佛教在天津地区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张培锋：据史料记载，早在魏晋之际，佛教便已在天津地区传播，并在蓟县盘山修建了法兴寺。天津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当属蓟县盘山的法兴寺，俗称少林寺。
据《盘山志》记载：“少林寺传是魏晋间所建，旧名法兴寺，元时重修，有《沙门圆玉碑记》。又有《法兴寺提点荣公塔铭》，沙门圆莹撰。又《少林寺住持威公塔铭》，沙门圆让撰。”
据杜洁祥主编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记载，清乾隆十年(1745)，少林寺奉敕重修，正殿悬挂乾隆帝御书匾额：“禅指真趣”。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曾作《少林寺》诗三首，由此也不难看出乾隆帝对盘山少林寺是相当青睐的。可见天津历史上佛教的传播是很早的，当然，当时主要集中在蓟县一带。
悦读周刊：我所知道的独乐寺、挂甲寺等佛教寺院大都建于唐代，唐代开始，佛教寺院应该是呈现了一个逐渐增多的态势吧？
张培锋：准确说，是从唐代开始，佛教寺院在天津地区日益增多，进入明清时期，佛教寺院更是遍布天津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孤云寺、海光寺、大悲禅院、紫竹林等，说到这就可以介绍两位名僧。
中唐以后，南宗禅流行全国，在蓟县盘山弘传南宗禅的宝积禅师，堪称天津佛教史上第一位名僧。金代后期，天津地区又出现一位弘扬净土法门的著名高僧祖朗(1149—1222)。在蒙古国开国功臣、自号湛然居士的耶律楚材所作《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中也有记载。
悦读周刊：唐代以来，随着寺院的增多，天津地区的佛教有哪些特点？
张培锋：净土法门从唐代之后，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派，刚才说到的高僧祖朗也是金元时期弘扬净土法门的中坚，天津佛教在明清时期乃至近代皆以净土宗最为兴盛，这与辽金时期许多高僧在天津地区的提倡和影响不无关系。
《盘山志》：
由清代高僧智朴撰写
悦读周刊：《盘山志》最早也是由一名高僧所著？
张培锋：明清时期，盘山万松寺东的盘谷寺出现了名著一时的高僧智朴，《盘山志》就是由他撰写的，后在乾隆年间，蒋溥等在智朴所作《盘山志》的基础上，修改增订为十六卷本《钦定盘山志》。
智朴本为明末名将，清军入关后落发为僧，隐居寺内，圆寂后葬于寺东南天门下。乾隆帝念其诗画俱佳，才华过人，追赠其为进士，同时敕令在盘山南天门下，重修智朴墓。如今，这座保存完好的石墓，也成为盘山名胜之一，被称为“进士墓”。
智朴善诗，留有《盘谷集》等诗文著作。又据《盘山志补遗跋》：康熙二十五年(1686)，玄烨游盘山，曾与智朴相唱和，因而智朴名噪一时，士大夫喜与之交往唱酬。清代文人王士禛的《居易录》记载了他与智朴之间的唱和经历：“盘山和尚智朴，号拙庵，徐州人。能诗，居青沟。上幸盘山，尝御书‘户外一峰’四字赐之。”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也选入智朴诗一首——《盘山》：“苍松乱插连云石，石上苔痕虎行迹。拄杖来从飞鸟边，下视苍茫远烟碧。”可见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悦读周刊：弘一大师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了？
张培锋：弘一法师，俗姓李，别号叔同。清光绪六年(1880)，出生在天津河北地藏庵前陆家胡同。清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李家为世代盐商，长期在天津经营鹾业，家资富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梁推行变法，维新之说盛行。受此思潮影响，李叔同曾刻“南海康梁是吾师”一方印章以明志。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京津之士，有传其为康梁同党者，乃于是年奉母携眷，南下上海避祸。光绪三十一年(1905)，母王氏病逝，扶母灵柩回津安藏，旋于是年9月东渡日本留学。从民国元年(1912)秋至民国六年(1917)冬，李叔同一直在浙江一师任教，民国七年(1918)春，李叔同来到虎跑寺，皈依了悟老和尚为在家弟子，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是年8月19日，李叔同披剃于虎跑寺，皈依了悟老和尚为师，正式出家为僧，仍用法名演音、法号弘一。
从此，世俗社会少了一位艺术家，而佛教界则多了一位弘一法师。
大悲院：
由虚法师主持重修
悦读周刊：倓虚法师和弘一法师是同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高僧？
张培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代时期。外强入侵，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在这种大环境下，佛教也日益衰微，丧失了往日神圣、崇高的地位。在这方面，天津作为当时北方的经济商业中心，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加上各种内乱，佛教的衰落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天津涌现出两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高僧：弘一大师与倓虚大师。他们犹如双子星座，为日益衰微的天津佛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倓虚法师，出生在直隶宁河县北塘庄(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北塘镇)，因家道贫寒，父亲常年随人在外经商，家务全赖其母支撑。青年时期，王福庭背井离乡，来到辽宁沈阳、营口等地谋生，民国六年(1917)，王福庭从营口来到天津东南角清修院，请求出家。经住持清池和尚介绍，他来到涞水县瓦宅村高明寺，拜明僧印魁和尚师弟纯魁和尚为师。纯魁和尚为其落发，取法名衔，字倓虚，时年四十三。
是年秋季，宁波观宗寺谛闲老和尚传戒。倓虚法师于10月30日赴宁波观宗寺进堂求受三坛比丘俱足大戒。经过一个月戒期圆满后，又进入观宗寺举办的“佛学研究社”，学习天台教法。由于他刻苦努力，因此成绩卓著，很得谛闲老和尚的赏识。当时，北方佛教衰微，而谛闲弟子多是南方人，谛闲老和尚很希望培养出几个北方弟子，以复兴北方佛教。
倓虚法师在北方的弘法活动长达三十余年。他不辞辛苦，奔走于东北、华北、西北之间，讲经建寺、培养僧才，成为倓虚法师弘法活动的一大特色。
大悲院的重建工作也是由倓虚法师主持的，自民国二十九年(1940)天津佛教居士盛邀倓虚法师主持重建大悲禅院始，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大悲禅院重建工程竣工，历时七年，陆续建成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东西配殿等建筑群，连同园林总计8000余平方米。在此期间，倓虚法师不仅多次莅津，与诸位居士商定重建大悲禅院工程中的事宜，而且还亲自募款、亲自购置工程材料，为重建天津十方丛林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可以说，没有倓虚大师，就没有大悲禅院的重生，也就没有天津近现代佛教的流传与发展。
推崇：
虚邀请弘一去讲学
悦读周刊：弘一法师和倓虚法师两人作为同一时期佛教界受到敬仰的高僧，相互是如何评价的？
张培锋：两位法师一南一北，一位弘扬律宗，一位承继天台；他们虽然都是天津人，但是并不相识，一直没有机缘会面。倓虚法师住持青岛湛山寺时，终于实现了这种夙愿。
对于弘一法师，倓虚法师心仪已久。他曾说：“弘老也是我最羡慕的一位大德。”倓虚法师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住持湛山寺以后，遂使佛教在青岛地区流传起来。为了加强湛山寺的道风建设，倓虚法师决定恭请弘一法师到湛山寺讲律。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初，倓虚法师特派梦参法师持函南下，恭请弘一法师北上湛山寺讲律。弘一法师接到倓虚法师的邀请后，欣然允诺，携学生传贯、仁开、圆拙从厦门乘船启程。
倓虚法师恭请弘一法师来青岛讲律，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他特意让人在湛山寺藏经楼东侧盖了五间房，专等弘一法师来后居住。5月20日，弘一法师到达青岛港口，倓虚法师亲率僧俗二众到码头迎接。弘一法师来到湛山寺以后，倓虚法师看到他身体虚弱，考虑五间房离讲堂较远，就请他住在法师宿舍东间，因为这里靠近讲堂，且比较宽敞。倓虚法师看到弘一法师气力不佳，想让他吃得好一些，补一补身体，于是就让人多做几个菜送去，连续三次，都被弘一法师拒绝。最后，倓虚法师只好满愿，让人送上大众菜，弘一法师才吃。
弘一法师应邀到湛山寺讲律，经过与倓虚法师将近半年的接触，彼此更加推崇。据《影尘回忆录》记载：“临走之际，弘一法师小声而沉静地对倓虚法师说：‘老法师，我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
悦读周刊：您觉得这五位高僧对于天津佛教史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张培锋：天津佛教史上这五位名僧，分属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天台宗，基本上涵盖了近千年来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几大宗派。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弘扬天津文化精神的时候，不能忘记历史上这些高僧们，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杰出的人格，为天津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张培锋，男，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学与唐宋文学。发表论文有《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宋代僧人省亲作品的佛学观念初探》、《<六祖坛经>与道家、道教关系考论》、《宋代佛教文学的基本情况和若干思考》、《诗歌吟诵的活化石——论中国佛教梵呗、读诵与古代诗歌吟诵的关系》等70余篇；专著《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宋诗与禅》 (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本书学会佛教常识》(中华书局，2010年版)、《居士传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等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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