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位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在奥运赛场上独得锦标？
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中国来举行奥运会？
这就是体育史著名的“奥运三问”。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这三条口号诞生于1908年，是奥林匹克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标志性问题。1932年，刘长春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完成了奥运第一问；1984年，许海峰获得射击金牌，完成了奥运第二问；2008年，北京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完成了奥运第三问。尽管当今的学者对于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三问已经没有疑问，但是，围绕“奥运三问”发祥地问题依然还有分歧……
南京“克隆”奥运会
晚清中国，一股学习西方创办商务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商战的重要性为国人所熟知。因此，当博览会经济在西方渐次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人不但走出国门参与博览会，而且还派出了专人到西方考察商务，尤其是在1904年，清政府派出圣路易斯博览会的考察团。
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复兴之初，曾经希望借力博览会，吸引人们注意体育运动会。因而，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举办之时，正值巴黎博览会举办。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举办时，第三届奥运会同期举办。同样，第四届英国伦敦奥运会举办之时，也与博览会“联姻”。尽管这种与博览会联合举办奥运会的方式效果并不明显，但是，显然，这三届奥运会举办模式影响了中国。当清政府决定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即博览会)时，当时中国的倡导近代体育的人士，觉得南洋劝业会是一次推广近代体育的好机会。于是，张伯苓、王正廷、唐绍仪和伍廷芳等人与青年会的外籍干事共同发起并积极筹办“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1910年10月18日，南洋劝业会跑马场，暮霭中的大清王朝终于举办了一届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会，这届运动会也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的首届全运会。
这次运动会与圣路易斯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模式完全相同，依托博览会举办体育运动会，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体育运动的好处。而且这次运动分为华南、华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五个代表队。每个代表队都有不同的颜色，这与奥运会不同国家的代表团穿着不同的服装有些类似，运动员分别着青、红、紫、蓝、黄五色标带代表华北、上海、华南、吴宁(苏州、南京)、武汉五区。其中，华北代表队由张伯苓先生率队参加，1910年10月15日，先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出发奔赴秦皇岛，再从这里乘坐开平矿务局捐献的开平轮出发，抵达南京，参加比赛。
从项目设置上看，这届全国运动会更是一次克隆版的奥运会。在这届全国运动会上，设置了田径、足球、篮球和网球四个大项。田径方面为高等学堂的学生设置了跳远、跳高、铁饼、铅球、接力、短距离和中长跑等多项内容，为中等学堂的学生设置了跳高、跳远、撑竿跳、接力和短距离、中长跑等项目。据说，当年许多人在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同时，也到体育场参观，参观人数多达4万人以上。
如果从这届体育运动本身来看，显然准备方面还略显不足，12个单项田径比赛，高等组、中等组和学校组三个组，但每个组的人选都可以同时参报其他组的比赛，这样似乎有些不太规范。一场在不经意间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参加者多为教会学校或是各地青年会举办的学堂，全国很多的学校没有能够参加。从当年的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参加的学校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天津青年会日校、天津工业学校等几所学校。经过四天的角逐后，上海区获得高等组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学校组比赛总分第一。足球冠军是华南代表队，篮球冠军是华北代表队。
“奥运三问”起波澜
就在南京全运会举办前，1910年7月17日，上海《申报》刊出《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一文，这条消息为近代中国首届全运会的通告，在通告中，明确提出“奥运三问”：“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
有学者根据这条消息指出，近代中国的“奥运三问”发祥地是南京，理由是在首届南京全运会上，第一次以中文的方式提出了奥运三问。
事实果真如此吗？“奥运三问”是一蹴而就，还是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初年。
如果说在晚清时期，哪个城市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最多也最快，只有上海和天津两座城市可以一决高下，如果在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上看，天津更胜一筹。天津，是实践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先锋；是宣传奥林匹克精神的阵地；是培养奥林匹克运动人才的摇篮。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天津就被媒体称为“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1902年，由天津青年会正式组织了天津学校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则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别无二致。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举办城市运动会的先驱。当这个运动会即将拉开帷幕时，《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给予了热情的报道，盛赞天津举办这样的体育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传播到中国的一个火种，堪称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言下之意，天津的运动会将为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基地，也将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圣地。而以后的发展也确实足以让天津感到自豪。
由于天津城市运动会的蓬勃开展，天津青年会的外籍干事开始宣传在西方举办的奥运会。早在1904年，天津青年会的干事饶伯森就在京津地区的学校中宣传奥运会，随之而来的是，受到奥运会影响的中国人也开始注意并提倡奥运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张伯苓最早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口号。1907年10月19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参加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的队员颁奖。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发表了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公开演说建议中国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回应奥林匹克运动。
天津最早提倡参加奥运会
如果说张伯苓在演讲中，只是提出了“奥运三问”第一问的话，那么随后，天津逐渐提出了“奥运三问”的核心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曾经一度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奥运三问的提出是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前提出的，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和内容。如有学者提出：“1908年，一些报刊介绍了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奥运会的情况：再过几个星期，伦敦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奥运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运会相比。有的报刊还建议要积极争取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也有的学者则将奥运三问的内容更加具体化：“正是在张伯苓先生首倡要参加奥运会的影响下，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第四届奥运会即将举办的消息：再过几个星期，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运动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林匹克运动匹敌。并且提出：‘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但没有说明刊登的具体时间。也有学者提出，奥运三问是在伦敦奥运会举行过程中提出的，时间在1908年10月23日后。该作者认为，1908年，在南开中学举行的运动会当晚，曾经出现过三条标语，而刊登在《天津青年》上的文章也与此标语意思相同，说法略有区别。尽管上述学者在奥运三问提出的时间观点不一致，但都承认奥运三问的存在。而有的学者则公开指出，由于至今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奥运三问(指《天津青年》上刊登文章)并不存在。那么，究竟《竞技体育》这篇文章是否存在呢？刊登的名称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当时天津青年会出版的刊物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叫《天津青年会报》，20世纪初改称《星期报》，1911年前后改称《天津青年报》，20世纪20年代末期改为《天津青年》。因此，如果有《竞技体育》这篇文章，其刊登的杂志应该是《星期报》，而非学者们提出的《天津青年》。
1908年5月23日，在伦敦奥运会举办前夕，《星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尽管中国没有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在这篇文章中，延续了张伯苓提出派选手参加奥运会的观点，并提出了“奥运三问”的后两问，即派遣选手到奥运会参赛并且能够获得奖牌，以及中国申办奥运会。可以说，张伯苓及《天津青年》刊发的文章，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奥运情结。
因而，当张伯苓、王正廷等中国人参与组织的1910年首届南京全运会时，在全运会通告中明确提出了“奥运三问”是有历史渊源的，“奥运三问”并非一蹴而就的，有着明显的历史演进轨迹，而天津则是当之无愧的“奥运三问”发祥地。（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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