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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盛江
孔子为何推崇《诗经》，至少可以谈出两个理由。
首先是《诗经》在春秋时期，已是礼仪外交场合实用的工具。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春秋时期《诗》的用途有四：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诗》被用于祭祀之礼，用于各种宴会礼仪。这时《诗》是服务于礼的工具。讽谏用诗，是怨刺上政，讽谏用诗也是为礼乐政治服务。赋诗，主要是在礼仪场合赋诗言志。春秋时断章取义赋诗言志非常普遍。赋诗言志常常也是礼仪的一种表现。什么样的典礼演奏什么诗，什么身份的人用什么诗，有严格的等级规范，不能逾越。逾越就是违礼。这在春秋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鲁国使臣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国君举行仪式接待他，为他奏《诗》乐，“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之所以不回礼，因为那是周天子用来接待诸侯的。“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之所以又不拜，因为这是“两君相见之乐”，叔孙豹只是一国使臣，身份不合。后歌《鹿鸣》三曲，三拜，因为这是“君所以嘉寡君”“君所以劳使臣”“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怎么敢不拜受恩赐。
春秋时有“歌诗必类”之说。所谓歌诗必类，就是说，赋诗言志时，歌诗必须符合各自的身份，要符合赋诗者的身份，也要符合听诗者的身份。《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宴请诸侯，宴会中诸大夫赋诗言志，而齐国大夫高厚之诗“不类”，被认为是“有异志”，晋侯马上会盟诸侯，讨伐“不庭”，讨伐“有异志”的齐侯，引发了一场战争。之所以因歌诗不类而引发战争，因为违反礼制等级是大事。因此孔子以《诗》教弟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弟子们能用《诗》以礼乐从政，外交从政时能以引《诗》专对。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学《诗》是为了学礼，学乐，而修身学礼要先学《诗》，所以修身学礼要先学《诗》，就因为《诗》被礼仪化了。
孔子推崇《诗经》的另一个理由，当是他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思无邪，可能未必如朱熹说的，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而应该是《诗》本身无邪。这当中有一些问题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我的看法，所谓无邪，一个重要含义，是符合礼的要求。从现存作品看，不少直接表现礼的观念，或可以作那样的解释。比如，《小雅》的《蓼莪》《楚茨》悲叹在虐政之下不能尽养父母之责；《桧风·素冠》赞叹孝子，见他人为父服丧至三年之久而感慨；《邶风·凯风》写母亲因为贫困要再嫁，七个孝子责备自己不能安慰母亲，反复咏叹“母氏劬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王风·葛藟》写流浪者责备说，宗族外的人不帮助自己理所当然，宗族内部的兄弟不帮助自己则难以理解；《郑风·扬之水》写兄弟应顾及手足之情，不应因别人离间而互相猜忌。这些作品表现了孝悌观念，还有其他作品表现敬祖观念、君君臣臣观念。孔子推崇《诗经》，就是因为《诗经》体现了这种儒家伦理纲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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