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10月11日 第10版)
穿军服时的张伯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
刘长春
他本一介武夫，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
他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是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主导人物。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南开先生”张伯苓。
亲历败降现场
1889年，13岁的张伯苓考上了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憧憬着投身海军的强国梦。这所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海军学校不仅免交食宿费，而且月供4两白银，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5年后，他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惨败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实习。船上官兵土气低落，一些老兵给他讲述黄海大战的情景，使他完全失去了对清朝海军的信心。
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廷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在同一现场，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隔一日，黄龙旗降下，改悬米字旗。在这里，张伯苓目睹英国士兵强壮如牛，精神亢奋，而中国士兵肩骨高耸，面容憔悴，心中受到强烈刺激。他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也彻底粉碎。
创立南开大学
1898年11月，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到严氏家馆，开始投身教育救国事业。严氏家馆是晚清翰林、近代著名教育家严范孙为教育子侄而设立的，也是他行革新教育的实验基地。张、严从此合作无间达30年之久，为南开学校体系的创建发展殚精竭虑。
1903年、1904年，张伯苓两次航海东渡，考察日本教育。考察期间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震撼。他感到：“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敬业中学堂成立，28岁的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正式定名南开中学堂。张伯苓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钦的教师队伍。学校稳步发展，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1919年，张伯苓要办大学，为此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杜威等名师。课余，他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主建筑动工，3个月建成。当年9月25日正式开课，周恩来成为首届新生之一。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
张伯苓不仅办起了私立大学，而且办出了名堂。在筹办大学时，正值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不得不暂时停课。但张伯苓从不灰心，自言：“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社会捐赠。他为南开提出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强调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要求南开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从而集中体现了张伯苓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艰苦卓绝之中，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除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清华校长梅贻琦、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戏剧家曹禺等人都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
首倡奥运梦想
在张伯苓为人称道的教育理念中，体育总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时，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张伯苓仍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南开足球队曾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张伯苓还积极传播奥运理念，倡导体育强国，为国人绵延不绝的强国梦第一次注入了奥运元素。实际上，当1894年张伯苓开始感受中国在甲午战败的痛苦时，顾拜旦正忙于促成四年一届奥运会的决议。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发表演说时呼吁：“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一年后，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一百年前的“奥运三问”振聋发聩，它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的起点。此后，张伯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着“奥运三问”。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4年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然而，在短跑、中距离跑、跳远、铅球、铁饼、标枪等项目的比赛中，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预赛即遭淘汰。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奥运梦从一开始便与强国梦相联系、相重合：强国梦寄托于奥运梦，奥运梦依附于强国梦。为此他曾作出这样的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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