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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南开有个何炳林——追记我国高分子科技奠基人何炳林先生
来源: 天津日报7月17日14版整版发稿时间:2007-07-18 19:10

  □本版撰文:张国 □本版摄影:李星皎

  南开大学校园东南一隅,银灰色的蒙民伟楼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化学药品的气息扑面而来。

  就在两周前,这里还摆满了花圈,挤满了人。鲜花簇拥着何炳林先生的遗像,人们眼含热泪,沉痛悼念这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的老人。

  何炳林,中国高分子科学泰斗,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开创者,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功之臣,几代南开人的严师慈父。

  何先生走了,整个南开都在心痛:天下做树脂的,谁不知道南开有个何炳林?

  中国科学界在叹息:学界泰斗陨落,损失难以弥补。

  国家领导人、40位两院院士,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哀悼。所有的化学重镇,都向南开大学发来唁电。

  他的挚友、学生、同事一致感叹:他的为人,令人称道;他的学识,令人景仰;他的成就,令人钦佩!

  1.有一件事他永不后悔,那就是回国

  中国,中国,没有什么比这个词汇更让何炳林魂牵梦萦。

  何炳林生前曾说过,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都受到很好的爱国教育,他也把这种教育带给了几代人。2005年,何炳林和陈茹玉这对“院士夫妇”捐出个人积蓄40万元,在南开设立奖学金,评奖的首要条件是“爱国”。对此,他在接受《南开大学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

  在人生的每一点,何炳林都以“中国”为坐标原点。

  1938年,何炳林、陈茹玉分别从广东和天津来到昆明。他们考取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一个擅长物理,一个喜欢数学,却都进入化学系。何炳林说过,这是“上帝”的安排。

  爱憎分明的何炳林在联大期间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室友古念良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当局来搜捕,何炳林不顾个人安危,掏出仅有的200元积蓄,帮助他逃走。此事一直不为人知。

  1942年毕业后,何炳林曾短期工作过,随后作为南开教授、第三任校长杨石先的助教留在联大攻读研究生。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返迁,何炳林、陈茹玉双双以南开教员的身份来到天津,第二年在杨石先的帮助下赴美留学。有人问何时归来,他沉重地回答:“等我们国家情况好了我就回来。”

  1952年,何炳林、陈茹玉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却羁縻难归: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冰点。美国规定,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违者将判5年牢狱。

  为了回国,这一代知识分子曾做过不懈努力。陈茹玉说,他们连续向美国政府递交申请书,多次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审讯,常去移民局申诉,护照也被无理扣留。因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在争取回国期间,何炳林到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他一度将研究方向定为农药。后来为在中国发展原子能,又将研究方向转为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提取核原料铀。

  1953年秋,何炳林获悉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便约集十几位留学生,给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总理联名写信,每个人都郑重地用毛笔签名,请祖国帮忙。这封信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转给印度总理尼赫鲁,最后交到周总理手中。

  在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下,1955年美国政府终于准许他们回国。返航的第一条船载着航天专家钱学森,第二条船上就有归心似箭的何炳林、陈茹玉。1956年2月,何炳林夫妇重返南开,全力以赴为新中国服务。

  十年后,“文革”开始。由于留学经历,何炳林受到冲击,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饱受屈辱,曾有半年时间被关押,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他铁骨铮铮,从未屈服。

  有人劝何炳林明哲保身,但他一如既往,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打抱不平,并尽己所能,为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求助者呼吁,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任何艰难。他一直怀着期待,相信不会永远这么黑暗。即使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被打乱,何炳林仍告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念书,求上进,年轻人耽误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一位青年教师曾问他:“您后悔回国吗?”何炳林坚定地回答:“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要回来。”

  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60岁的何炳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那么大的迫害和冲击,很多人都怀有怨气,但何先生对个人恩怨从不放在心上。他认为耽误了这么多年,应该在事业上找回来。

  3个儿子都在国外发展,平时只能电话问候。他们多次劝说年迈的父母移民美国,享受天伦之乐。何炳林摇头:“我们的一生,都献给南开了。”就像五十多年前,当何炳林夫妇探亲回国前,美国国务院寄来一封信,附上在美永久居留的申请表。何炳林没有丝毫犹豫,亲手将它撕毁在大洋彼岸。

  2.他的实验室,关系新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时间表

  长期以来,何炳林在原子弹研制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不广为人知。可当年的南开大学思源堂,何炳林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却影响到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正因如此,1958和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何炳林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

  “外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不会被欺负。”这是何炳林回国的初衷。

  1954年,何炳林夫妇回国前,他的同事、南开教授陈天池曾写信请他们帮忙购买两磅离子交换树脂。何炳林当时并不知这种树脂的用途,致信购买被拒绝,因为是国防用品。他惊讶地调查发现,它正是用于提取核燃料铀!

  这一年,我国第一次发现了铀矿,当铀矿标本送到中南海,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铀。而下一个关键,则是能否从矿石中提取出铀。

  买不到树脂,何炳林、陈茹玉就用积蓄购买了一些国内急需的仪器、资料,以及制造离子交换树脂的原料——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装进一只不引人注意的破箱子里,侥幸过关。回到南开大学后,何炳林仅用两年时间,就成功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要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包括用于从贫铀矿提取原子弹原料铀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1956年至1960年间,何炳林在世界上首次制备出大孔离子交换树脂,为新型吸附分离材料——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学校决定不予公开。3年后,捷克科学家发表了类似的成果,被誉为“吸附树脂之父”。对此,何炳林平静地说:“那是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个人的荣誉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安排。”

  1958年,接受第二机械工业部的400万元资助,何炳林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南开大学化工厂,主要产品专供提取国家急需的铀。南开,成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工业的肇基之地。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何炳林激动得热泪盈眶,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回来对了,报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8年,国防科工委授予何炳林“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荣誉奖章。这枚奖章,淡泊名利的何炳林最为珍惜。

  3.他用生命奠定两大科学领域,缔造一个产业

  一生奠定了两个领域,这在科学界是非常罕见的。

  学界公认,何先生不仅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的鼻祖,还是在国内开辟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几位科学家之一。那一年,何炳林以63岁高龄开辟新的事业,中国人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出自南开大学。如今,中国在生物应用材料上已跻身强国之列,后人将永远铭记这位奠基人。

  研究方向扩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何炳林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

  何炳林的工作大都具有开创性,正是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他以高度的学术洞察力,发展生物医用材料和化学交叉学科;他还将离子交换树脂从实验室送到生产线,从军用拓展到民用,从工业用途拓展到生物医学领域,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唯一无须引进的技术,并且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何炳林率领南开大学化工厂把离子交换树脂生产技术无偿推广到全国,所有大的树脂生产企业都到南开学习,这在许多行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离子交换膜法制碱引发了我国氯碱工业的一场革命,弱碱树脂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烯烃水合催化树脂使我国的合成樟脑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脱色树脂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菊糖生产国和出口国……据估计,何炳林的研究成果直接和间接对国家的贡献在30亿元以上。

  一生发表了800多篇论文的何炳林曾告诫学生: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没有应用,论文能有多大价值?在花甲之年,何先生指导的4名学生被安排在两公里远的化工厂做毕业论文,他几乎天天步行往返,到厂里指导实验。

  2000年,82岁的何炳林以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荣获杜邦科技创新奖。这项荣誉,奖励的是在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创新并在应用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成果。一位英国科学家,称赞何炳林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何炳林的成果是用生命换来的。年富力强时,他一天工作16小时是常有的事,事情没有做到最好,他不会停止,不会歇脚。在暮年,何炳林仍马不停蹄地同时间赛跑。2001年之前,何先生每天早晨和午后都准时工作。2001年秋,他在思源堂的楼梯上重重地跌了一跤,躺在医院里,心肺功能开始下降。他曾说:我现在的体质弱,跟年轻时候的过度劳累很有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我们那么肯吃苦。

  4.他还有四个更亲的“儿子”

  何炳林在家庭中有3个儿子,在事业上却有4个“儿子”:高分子所、重点实验室、化工厂、和成公司。在他的儿子们看来,南开大学高分子所对父亲来说是比亲生骨肉还重要的生命线。

  上世纪80年代,何炳林在南开领导建起了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人才和成果在全国影响深远。就在他去世前一两个礼拜,他还在考虑高分子所、重点实验室的发展问题,这是他一生的牵挂。

  对自己的儿子,何炳林身教胜于言教。他教育他们热爱劳动,多为别人着想,做事善始善终,严格遵守时间。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父亲慈爱而严格,曾手把手教他们做家务,教他们给葡萄上架,为花追肥……

  虽然父母都是闻名于世的化学家,但只有长子何振民读化学专业,次子何振墀与三子何振宇都学计算机专业。孩子们认为,父母对每个儿子的职业实事求是,根据个性特长量体裁衣,鼓励他们做适合的事情。

  周末,高兴的时候,何炳林喜欢在家里背唐诗,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而且辅之以手舞足蹈。年轻时,还演练太极拳给孩子看,这是让3个儿子永远怀念的慈父形象。

  5.他是父母一样的导师

  何炳林受杨石先先生影响颇深,继承了他公正认真、爱生如子的风格。何炳林说过:“我很尊重杨校长。他怎样教我,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

  “文革”后何炳林担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培养人才很有前瞻眼光。他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把青年教师送到国外大学进修,并选派新毕业的学生,以留校教师的身份由学校派出去念学位。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断档的人才缺口很快就补回来了。

  学生和同事们说,何先生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还是伟大的团队领袖。他有魅力、有能力把大家聚到身边,形成强有力的团队,单枪匹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他爱才如命。“文革”后百废待兴,他从全国各地选才,一听说这是个有能力的人,就非常努力地将其调来。为了从四川调回一个毕业生,他亲自去找市委书记,并把自家的房子让给他住。

  年过花甲的南京大学教授张全兴,从南开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多年。他还记得那些年,何先生经常夜里从南开大学东村的寓所打着手电筒,到自己居住的北村讨论工作,归去,已是繁星满天。1985年,张全兴调到江苏,恋恋不舍的何炳林、陈茹玉设家宴为他饯行。两位老师下厨各做了两道菜,一口一口为他上饭夹菜。22年前的离别之宴,张全兴至今记忆犹新。更令人感动的是,何炳林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仍将张全兴列入获奖人之列,排位第二。张全兴打电话要求把自己排在后面,何先生坚决不答应,说:谁做的工作多,谁就排在前面,不能论资排辈,也不能因你调走就改变。

  2005年年末,天津市将科技重大成就奖授予了何炳林。他坚持认为这个奖不属于个人,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委托秘书把奖金分给大家,无论这个人是否仍然在校。他把名单手写在一张南开大学信纸上,名单不是一次想出来的,而是补充了好几次。

  何炳林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栋梁之才,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有的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们与恩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何炳林寄给学生的信中,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他们报效国家的期待。上海籍教授宓怀风曾师从杨石先、陈茹玉。他给杨、陈两位先生的信,都是何先生亲笔回复的。1982年,已在家乡获得职位的宓怀风,接到何先生来信,希望他能回南开服务。于是他携妻子到何家拜访。何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询问他的要求,当场表示解决。在何先生的感召下,宓怀风毅然从家乡来到南开。何先生又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出两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使宓怀风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何老招收的第二个博士后、市经委副主任李朝兴说,何先生是学者更是学人,是导师更是恩师,是科学家还是教育家。何老是他“父母一样的导师”。

  1963年从南开毕业的蔡敦盛,21年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何炳林,让他惊讶的是,老师一见面便准确无误地喊出自己的名字! 2006年,蔡敦盛又获悉,何老28年前恢复高考之初亲自到他工作过的工厂,打听他的下落,希望他报考研究生。

  倘若天遂人愿,2008年何炳林将迎来九十大寿。南开大学很早就在筹备为他庆贺。蔡敦盛原本打算联络1958级的同学,在入校50年的聚会时,向恩师行礼贺寿。那一天,何炳林呕心沥血滋润过的晚辈后学们,将从四面八方赶来,很多人提前写出感念师恩的文章。

  遗憾的是,这些礼赞,老人再也听不到了。

  6.他要永远守望南开

  他的咳嗽,他的脚步,再也不会出现在蒙民伟楼。那里有他创立的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他勉励过的同事和学生,仍在等待。

  何老的逝世太过突然。今年4月27日,他的爱妻、体格康健的陈茹玉摔了一跤,住进医院。何炳林变得情绪沮丧,食量减少,开始咳嗽。夫妇俩向来是一方住院,另一方陪住,他便也要求入院检查,走的时候好好的,计划输液一两个礼拜就回家。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何炳林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来。

  2007年7月4日凌晨4时55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搏动,藏在其中的化学方程式再也无解。

  直到今天,人们仍不愿面对何先生辞世的事实。南开园里,师生分别举行何先生的追思会,参加者中,有的与逝者交往多年,有的只是隔着人群遥望过。深夜,守灵的人们不愿离去。世界各地的故交和弟子送来花篮。无法赶来的,发来唁电或邮件,贴满灵堂四周。

  紧挨着遗像的花篮,是何炳林相守一生的爱妻、同学和同事,88岁的陈茹玉院士送上的。他们1938年一起升入大学,1980年一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家里,他们的书桌多年来挨在一起,书房外的一缕阳光,能投出两个身影。在南开大学西南村,经常可以见到这对罕有的院士夫妇,手挽着手散步。他们互相搀扶,拄着拐杖,兴致上来能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

  何炳林先生的遗体送别仪式在7月8日,病榻上的陈茹玉缺席了。之前一天下午,她专程从医院乘车回到南开,到灵堂送丈夫最后一程。她深情地凝望着先生的遗容,看了好久,在儿子们的陪同下,围着遗像照相。那一刻没有眼泪,围在四周的学生们,只是惊讶地看到,泪水将要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又被强忍住了。

  何炳林走了,他设立的奖学金仍在资助南开学子。那是他无声的留言:至死不渝支持南开。何炳林的骨灰,将有一半运回故乡广东番禺,一半留在南开大学。他毕生为了南开,身后仍要守着南开。正如他终生学习的恩师杨石先先生,一半骨灰撒在南开马蹄湖四周,一半埋在湖心岛上。

  何炳林的墓地,将面向南开大学思源堂、蒙民伟楼和实验楼的方向。思源堂是他创立高分子所的地方,蒙民伟楼是高分子所现址,实验楼原址曾是他归国之初的工作地。

  陈茹玉院士赞同这个决定。因为,丈夫留在南开,一定最快乐,最安心。

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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