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焱
周恩来青年时代在天津先后上过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几十年来周恩来本人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著作和多次接见中外记者的谈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谈话，对此已有明确记述；上世纪70年代末，南开大学公开了珍藏几十年的周恩来入学时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又提供了确切证据；这些珍贵史料，中国革命博物馆曾复制长期公开展出，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从开馆至今也一直公开展出；十多年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辑出版的权威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对此也有如实记述。因此，多年以来，周恩来入过南开大学的事实，在中外都已广为人知，绝大多数严谨的中外学者、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在谈到周恩来青年时期求学经历时，都肯定周恩来入过南开大学。但近年来有个别人和个别媒体，不看以上多方面的事实，不郑重核实情况，就轻率地断言周恩来没有上过大学。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举国欢腾，迎接奥运，中外亿万人民关心火炬传递盛况的时候，国内个别地方负责现场直播的电视台解说员，竟轻率地介绍说：“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原准备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忙于学运，就没有入南开大学。”(大意)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衷心敬爱的卓越领导人，对他生平的介绍，应当严肃慎重，事实准确，尊重本人自述。而作为国家公共传媒的某电视台，在奥运圣火传递的庄严时刻，面对亿万中外观众，其解说员竟不顾事实，传播“周恩来没有上过大学”，这不能不说是严重失误。鉴于这种情况，全面阐明周恩来上过大学的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现据作者所知，将周恩来上过南开大学的部分根据列下，请广大读者指正。
一、周恩来入南开大学的原始档案
1. 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的注册登记表。上面填写：“姓名：周恩来，民国8年9月入校，注册号：62 。”
2.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全体师生合影。周恩来为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人。以上两件珍贵资料为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由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合编，市委书记张立昌等领导人审定，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天津》一书，影印收入了以上两件文物(见该书第32页)。该书的“前言”和书末的“大事记”都说明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期的学生”。
二、周恩来本人写的文章、著作
3. 1919年12月，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写的《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和《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分别载于1919年12月11日《校风》第133期和12月18日《校风》第134期。
他在“信”中说：“现在校中添设出校学生通信处……又委托兄弟在课余之暇做这件事……主旨是：联络出校的同学，会同校内的所有分子，去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信”末署名“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周恩来”。他在“细则”中详细说明了办事的范围、地点、时间等问题，其中说：“办事的地点：南开大学101号”，文末署名：“办事的人周恩来”。
4.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因参与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到河北省公署请愿，遭到残暴镇压，周恩来等4位代表被捕，在天津警察厅关押至4月7日后，移送天津地方检查厅。这是当年6月5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和被拘代表的回忆写成的书，约3万5千字，记录被拘实情。该书从1920年12月起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该报社又印成单行本发行。该书第六部分写的1月29日运动经过及被捕代表情况时说：“念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讲演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后运动遭血腥镇压，4人被逮捕。
5.周恩来写的《检厅日录》及收入的《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这本约7万多字的书，是周恩来根据1920年4月7日至7月17日被检厅拘留期间，狱中难友的活动日志及日记编写成的。1921年春，天津《新民意报》曾连载过一部分。1926年，由新印字馆再次刊印全书，署名周飞飞。《检厅日录》全文收入了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该书列举了20位被告(即爱国人士)的简介，其中有：“周恩来，年二十三岁，浙江人，住元吉里，南开大学校学生”，以上第2、3、4、5条所说的相片及周恩来的著作，已收入刘焱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可核查。
三、周恩来接见记者的谈话
6.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北，直接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后，根据口述，写成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其中有对周恩来的介绍说：“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
7.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待了天津一家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8. 1946年9月，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说：“十五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
以上接见记者谈话，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讲话
9. 1938年5月，张伯苓在武汉应邀到武昌中华大学讲演，他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见《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
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著作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这两部书是经过长期收集核实材料，慎重分析研究后写出的内容翔实的信史。其中《周恩来传》说：“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周恩来已在这月八日注册入学，学号是六十二号，进该校文科学习……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
《周恩来年谱》也作了相同的记述。
以上多方面的事实，是周恩来上过大学的铁证，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诚然，周恩来上南开大学时，正值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未能专心学习，这是事实。对此，解放初期他在一次给高等学校教师讲话时也曾说过：“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他还谦虚地说：“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对于周恩来的这一谈话，应联系他求学的实际情况，全面正确理解，不能任意歪曲。在这里周恩来已肯定他“进了大学一年级”。他说“没有好好读书”，不能曲解成“从未上过课”，更不能歪曲成“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因为周恩来自己也说过：“这个学校教学严格”，在学校委托他做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的时候，都严格规定只能“在课余之暇，做这件事”。如果说一个南开大学生，又“从未上过课”，这是学校绝不会允许的。但十多年前个别海外作者未认真弄清真实情况，就在其著作中提出这种错误说法。如果说海外作者远在国外，核实情况有一定困难的话，那么在国内，尤其是核实情况并不困难的北京、天津，还有人和媒体轻信和传播那些无稽之谈的话，就令人难于理解！每一个人的亲身经历，自己最清楚。即使是普通公民相处，也应互相尊重彼此的自述，而周恩来是亿万人民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上过大学的多次自述和多方面的证据，更应当尊重，不能轻率否定。遗憾的是，近年来国内仍有个别人和个别报刊发表和转载文章，无视周恩来本人上过大学的多次自述和多方面的证据，继续传播不实之辞，以致产生不良影响，当奥运圣火在国内传递的庄严时刻，个别地方电视直播解说员竟也轻信和传播这种言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令人难于理解！思之再三，恕我直言，我只能说这是极个别人和个别媒体的无知，但事实终究是无法否定的。
(原载于《南开大学报》第1050期，2009年1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