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吉
1935年我在南开大学读书。这个学校的后面即日本飞机场，日机起落都要经过南开大学上空。他们肆意低空飞行，而且以震耳欲聋的轰鸣呼啸而过。附近海光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他们的哨兵站在马路两旁，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相对的刺刀非常接近，中国行人，像罪犯一样，侧身而过。当走过时，看他们怒目横眉，凶神恶煞的样子，心中怒火万丈，深感亡国奴的悲愤。日本浪人多次闯进南开校园滋事，日本宪兵公然在中国大学内逮捕爱国学生。深感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校园，任敌人践踏，这样的环境，谁能安心读书呢。
国民党独裁政策，更令人悲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入侵察哈尔，随后又指示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强行要华北政权特殊化，作为侵占华北的前奏。蒋介石依然顽固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并在日本高压下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顺应敌人侵华的要求，以求苟安，妄想集中兵力消灭国内革命势力。
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爱国群众渴望已久，要立即行动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六千多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等口号。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有的学生在关押期间，受折磨致死。群情激愤，北平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相继罢课，跟着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我在天津未能参加“一二·九”游行，只参加了校内外一些响应号召的声援活动，积极筹备12月18日的示威游行。“一二·一八”游行曾遭到军警的阻挡，后各校游行队伍在金钢桥胜利会师。随后又在南开大学操场集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1935年12月20日，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南下请愿团，目的是到南京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一致抗日。火车行至沧州，南京政府坚决不准南下，夜间竟密令将火车头开走，把我们抛在沧州车站。车厢里断火断水，同学们忍受着天寒地冻，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对车上的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讲演，仍宣传抗日救国，群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电影《青春之歌》描写学生要求乘火车南下镜头，即以此事为根据。
这次请愿未达到目的，但在扩大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激发抗日救国力量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一系列的运动，党史肯定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革命烈火燃及全国，迫使卖国主义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储备了力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自卢沟桥事变开始，逐步升级，不久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也随校南迁就读，1939年毕业。这两年受联大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也看了一些来自延安的小册子，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
自1939年秋，我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工作，也在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兼课。这段时间我有机会受到当时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他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常到南开中学作报告，也参加校庆、校长生日等活动)的宣传教育，也受到民主人士马寅初、柳亚子、潘菽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命运，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节选自刘兆吉2001年7月1日所撰《八十八岁自述》，原载《刘兆吉诗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附：刘兆吉小传
刘兆吉(1913-2001)，山东青州人。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1937年学校被日寇炸毁后随校南迁，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沿途收集民间歌谣，集成《西南采风录》(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作序，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其一生在心理学领域造诣深厚，在心理学史、教师心理、文艺心理等方面成果累累，著述颇丰，创建性提出“美育心理”这一崭新的教育心理学分支学科概念，并为该学科框架的初步建构与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4岁的刘兆吉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1937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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