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语
我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附高中，因反对“会考”而未取得厅字文凭，以至辍学两年后于一九三五年始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趋紧迫，华北局势动荡不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懑和反对。秋季入学后，我当选为班会主席，秘密参加了以同班进步学生顾瑞方，沙兆豫(后化名吴江)为首的“铁流社”，该社成员约二十人，现在还记得的有同班的朱家騟，高年级的阎沛霖、张光汉、霍天一等人。“铁流社”是共产党外围的学生秘密组织，宣传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
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九日爆发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为了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冲破反动当局的控制，十二月中旬南开大学四百多名男女同学在秀山堂礼堂举行了学生自治会改选。当时的旧学生自治会操纵复兴社分子的军训教官手中，记得一个叫姚文元的当主席，执委会中还有孙氏兄弟，由于他们把持的学生会拥护南京反动当局的政治主张，被同学们称为“黄马褂”(意即御用学生会)。这次改选以“铁流社”为核心发起，实际上是地下党夺取对学生会的领导权。改选结果，十七名执委中，“铁流社”成员占了大多数。沙兆豫当选为秘书长，我被选为主席。
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后，“一二·九”运动在南大蓬勃开展起来。为了响应北平学联的号召，抗议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整理委员会对北平学生运动的镇压，南大举行了罢课。“一二·九”运动迅速地在平津两地院校中展开。为了联合行动，在天津地下党的领导下很快成立了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市学联选举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法商学院三校组成常务委员会，对天津市大、中学校的运动实行统一领导，并与北平市学联保持联系。因南大学生会经费比较充裕，常委会即派我代表天津市学联去北平市学联联系工作，我记得第一次去北平是跟北京大学的韩天石接的头。从一九三六年初开始，平津两地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蓬勃发展起来。
一九三六年元月中旬，学生自治会发动全校学生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一月十八日早上七点，几百名男女学生轻装整队出发，步行至火车站，与站长多次交涉后搭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火车行至沧州车站，站长向请愿团负责人传达南京政府指令，不准请愿团继续南下，须立即返回学校。同学们闻讯后拒不从命，即与站长反复交涉，宣传抗日主张。站长表示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但吃了这行饭只得奉命办事，终于不敢发车。同学们冒着严寒，忍饥挨饿在沧州车站附近找地方投宿，坚持了一周之久没有北返。最后学生自治会执委开会分析情势，为保存力量，做出返校决定。返校后继续罢课，使学期考试未能举行。
二月初地下党组织通过“铁流社”通知我代表天津市学联去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学联筹委会，并给我化名田敬之(意即天津的代表)。引我上火车的同志把我介绍给一位从北平来的同志，到沪后他又将我介绍给一位女同学。我在沪住了二十多天，在不同地点参加了几次秘密会议。因武汉市学联代表未到，筹委会正式会议未能按期举行，我即返天津向学联汇报了在沪情况。第二学期开学，经学生自治会支委会讨论，通过了复课决议。
三月三十一日北平为死难同学郭清举行抬棺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激起平津学生极大愤怒，总罢课又继续进行。六月十二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又一次大示威游行，天津市学联为了响应这一行动，决定六月十六日举行全市学生与市民大示威，并决定由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担任东区学生队伍总领队。这一天上午八点，河东区大、中学校学生约四千余人来到南开中学操场，由我领队前往金钢桥东头广场的开会会场。队伍行进沿途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街道两侧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势不可遏。东西两区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金钢桥时，桥上早已站满持枪军警，明幌幌的刺刀把两支队伍从桥中分开，不让会合。这时候我们站在前列的学生用胸膛紧贴着军警的刺刀，两支队伍无所畏惧，从两头向桥中逼进，终于迫使军警放下了刺刀。东西两区学生在金钢桥上胜利会合了。随即两区学生约八千余人，加上自愿前来参加大会的市民，共约万人，汇集于金钢桥东头广场。大会临时主席台设在广场东西一家面馆二楼阳台上。市学联常委决定这次大会主席由三校常委轮流担任。我任第一轮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后，即做演讲，分析局势。日伪满与冀东殷汝耕卖国政府成立后，日寇侵占华北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整理委员会兼承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目前华北局势日趋紧迫，如再不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华北河山将不保。全国沦亡亦将不可避免。大会最后通过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地方政府不准镇压爱国运动的决议，并送交平津当局和南京政府。
那次大会后，我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学校当局派商学院院长何廉找我谈话，说是我如继续留在学校，校方则不能保证安全。当时我虽还未加入共产党，正准备办理加入“民先”的手续，但地下党组织还是为我安全着想，要我尽快转移。七月中旬，我在几位四川同学的掩护下，乔装离开南大，转学于四川大学。一九三七年，我在川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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