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具有音、形、义三要素，已为多数同志承认。此外，地名还应有第四要素：色彩。
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地名必定会带上语言色彩，表现为地名色彩。当然，这里讲的地名色彩，不是指地名前带有色彩字眼，譬如红安、黄河、青岛、白城、黑山等。这是所说地名的色彩要素，是指地名本身表现出的地方色彩、民族色彩、感情色彩、时代色彩等。
地名色彩和意义的关系非常密切，色彩是意义的外露和发展，意义是色彩的内容和基础，色彩总要与意义相随，意义必定有色彩装点。语言的色彩已为人们公认，而地名的色彩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时人们已经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地名的第四要素。譬如：从绥远、安西等地名中，我们强烈感觉到以往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侮慢少数民族的专横感情，这类地名反映出的统治者的感情色彩，正是地名的色彩。
地名的本质属性是它的指代性和社会性。地名的社会性表明，它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的公认而又为社会服务。 地名蕴含着命名时代的地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民族的和语言的大量信息，这就是赋予了地名以丰富的色彩，包括地方色彩(方言色彩)，民族色彩、感情色彩和时代色彩。而所有这些色彩，决不是地名的“意义”要素所能概括的。
地名具有地方色彩，包括有方言色彩。这一点毋庸置疑。用方言表达的地名就明显地反映出地方色彩，如长江下游一带，有以“圩”为地名通名的：五圩、六圩、七圩、八圩、鞭子圩、蛤蟆圩等。这些地名在干旱地区或在山区，则根本不见。
地名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色彩，即地名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这就是地名的民族色彩。汉、壮、蒙、傣、藏等各族人民的居住区所命名的地名，都各具自己民族的色彩，这一点也是尽人皆知的。
地名还带有感情色彩。不过这种色彩的浓淡程度不一罢了。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地名日益增多，地名色彩也因语言发展变化而变化。地名的感情色彩，在地名产生时就有了。最初是人们表达与自然界斗争过程中的感情变化：胜利或喜悦，希望或祝愿。在耕作、畜牧等生产活动中，人们遇上一块如意的地方，收获丰厚，于是冠以优美动听的名字表达人们的感情。如江苏的常熟、大丰；新疆乌鲁木齐，蒙古语为“优美的牧场”；西藏江达意为“如意牛”，是说这里放的牛最好，随时可以挤奶；拉萨河：快乐、幸福河；吉隆：舒适快乐村。聂荣，意为悦耳谷；萨噶：可爱的地方。这些地名，反映出这些地方对农、牧业生产十分有利，色彩极其美妙而鲜明。在航海，抗洪斗争中，人们表示困难或忧愁，怨恨和愤怒，烦恼或厌恶，希冀或愿望，也命名了若干富有感情色彩的地名。如好望角(风暴角)、悲愁海、可怕海峡、忧愁角、灾祸角、饥饿港、奠愁湖；永安洲、辽宁、江宁、宁波、镇海，望夫石、警惕石、远离石、鬼见愁、鬼门关等。这类地名，意义明白，感情色彩强烈，使人触“名”生情，产生共鸣。
地名还有着明显的时代色彩。在阶级杜会中，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烟火，给地名熏染上了自己的色彩。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地名中使用过许多字，表示强化统治，对少数民族进行武力征服的。如绥、威、镇、宁、安、平、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已经作了清理和改正。如把归绥改为呼和浩特(青色的城)，迪化改为乌鲁木齐。第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许多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命名的地方改掉，代之以按本族语言命名的新地名，有些是恢复本民族的原有地名，从地名这一侧面表示自己的政治文化独立。
一个地名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时代色彩。大的如我国许多古城，一城有许多名称，每个名称，反映出某一历史时代的色彩。小的如一个小村庄，也有这种表现。如靖江县太和乡的一个村曾叫过“常倒圩”，旧社会水利废弛，经常倒圩，灾害不断，人民受穷，有的人为生活所迫，到周围村庄的庄稼地里小拿小摸，于是这个“圩”又被称为“强盗圩”。解放以后，人民翻身作主，生产关系和生产体制发生了变化，生产和生活都极大改善，现在名为“顺兴圩”。这些地名的时代色彩也很明朗。
在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地名的出现，也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大庆、新港等，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特色。
许多地名的更改，往往对地名的音、形、义、色都作了转变。甚至一些低于县市级的小地名，也是这样更改的，这些都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喜爱光明、吉祥，喜爱端庄，优雅的感情。棺材胡同转名为光彩胡同，泰兴县天星乡的强盗湾转名为讲道湾。从令人厌恶的色彩一下子改变为令人喜爱的色彩。
可见，不管从地方色彩，民族色彩，还是从感情色彩、时代色彩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反映出地名的色彩要素的存在，而这些都不是地名的“义”要素所能完全包括的。而在地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地名色彩要素也会有变化，这也是肯定无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