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剑
近日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列为重中之重，加大拔尖人才的培养力度。
对此，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院士认为，每个人都成为钱学森、杨振宁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公平性在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不代表人人都能成才。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光华认为，创新型人才不是“偏才”“怪才”，更不是“尖子生”，曾经兴起一时的“少年班”“儿童班”学生，不宜过早地被扣上“拔尖人才”的帽子。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破解“钱学森之问”，必须要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才培养模式。
朱光华：培养模式千篇一律扼杀拔尖人才
长久以来，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但教材、课程等大同小异，而且评分、升学等评判标准也完全相同。这样的培养模式对于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虽然有所帮助，但对于培养创新型的拔尖人才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正是钱学森所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说，加大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会使教育失去公平性，我恰恰认为人才培养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不平衡性。首先，每个人的资质、兴趣、特长有所差别；其次，教育的环境、条件、阶段也各不相同。如果用一个模子去扣，势必让学生缺乏个性和创新能力，成为千篇一律的“三好生”“优秀生”。
拔尖人才培养应从大学分类培养
所谓创新型拔尖人才，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尖子生”，而是在一些方面具有兴趣和特长的学生，“拔尖”在于其创造力。对于曾经风行一时的“少年班”“儿童班”，我并不赞成，中小学生年纪太小，心智也不成熟，尚处于打基础的阶段(除了艺术类等特殊专业之外)，不宜过早被扣上“拔尖人才”的帽子。
我认为，对创新型拔尖人才进行分类培养应该从大学开始，具体来说应该从大二或大三开始。大学生经过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已经拥有了较好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且形成了自己的兴趣方向。大学教师应该注意观察班上的学生，用一至两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以便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分类培养。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拔尖人才并不是“偏才”“怪才”，应该是在扎实全面地完成所学功课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具有特殊专长的学生。
对创新型拔尖人才进行分类培养，我国尚且没有成功的案例，需要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才培养模式，尽早破解“钱学森之问”。
葛墨林：拔尖人才是在竞争中“冒”出来的
拔尖人才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陈省身先生生前，我曾经问他：“拔尖人才是怎么出来的？”陈先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人才是‘冒’出来的。”当了几十年教师后，我才对陈先生的话深有感触。好学生不是按部就班地“计划”出来的，而是在学习和研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有一次我问杨振宁先生，西南联大为什么培养出那么多的拔尖人才，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说有四点：一是稳定的办学环境，包括稳定的资金支持、教学秩序、人事制度等；二是一流的师资队伍；三是优秀的学生；四是和谐的领导班子。我认为，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
教育公平不代表人人都能成才
现在有些人把教育公平绝对化了，这是极其错误的。公平性在于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不代表人人都能成才。每个人都成为钱学森、杨振宁，那是不可能的。不同的人的素质、悟性、水平以及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怎么会成为一样的人才？这样的失败例子我们都经历过，应该吸取教训。
培养创新人才要有高水平教师
要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创新型拔尖人才，我认为一方面要有高水平的教师，教师讲课不是口才表演，而是要把该学科最本质的内容讲给学生听，用自己研究中的体验影响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搞学术需要竞争，要给学生创造一个开放的竞争环境。至于教材，我们不能照搬欧美，要根据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模式来编写。
硕博生盲目扩招降低人才质量
培养人才不能以量代质。前几年，有些高校大幅扩招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应该注重个性化培养，要精雕细琢，不能批量生产，盲目扩招只会降低人才质量。
还有一些学校办起了“少年班”，把刚刚十几岁的孩子圈起来搞精英教育，给他们提供最优渥的教育环境，希望能多出几个科学家。事实上，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学习，比养尊处优更好。我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一试，但不能过分依赖。
创新人才培养不能靠揠苗助长
历史证明，教育唯有不折腾才能好好发展，稳定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要素。回想西南联大，外面战火纷飞，校园内却安静踏实，这才是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人才，要用兴趣带动勤奋、悟性引发创造、机遇造就成功。教育的问题不能浮在表面上，更不能靠引进几个人才来解决，要靠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行。我们必须扎下根来，尊重客观规律，不要刻意为之、揠苗助长。我们要总结教育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同时考虑到本校、本地区的条件和特点，办出自身特色，让优秀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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