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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1934，南开大学外文系学生演出话剧《西方健儿》 | □崔国良
最近，我们将新编的《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呈献给戏剧、教育、史学等文化各界及广大校友和读者，可以进一步地、较全面地了解南开话剧发展的轨迹。我们在《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两书中，曾写过《南开早期话剧初探》和《南开话剧运动再探》两文，谈到我们对南开话剧的认识。现在借此机会，我再简略地就南开话剧百年发展的历史，谈几点看法。
一、南开话剧开启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在1984年的《南开早期话剧初探》一文中，提出中国话剧“两条渠道输入论”的观点，即一条是春柳社1907年10月间接地自日本将西方戏剧形式输入到我国的上海等地；一条是南开校长张伯苓1909年初自欧美直接地将西方戏剧形式首次输入到南开、津京等地；这两条渠道汇合、发展形成中国话剧。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中提供的史料证明：张彭春1915年2月14日前，“已著短剧数篇”(1915年2月14日《胡适日记》，见《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剧论卷》第395页)。目前只见到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三幕剧《闯入者》、《灰衣人》，以及1915年末创作的独幕二景剧《醒》。
上述3部剧本的发表和演出时间，适值我国国内话剧处在文明新戏，即幕表戏阶段，很少有完整的剧本编出；并且此时我国南方的新剧已经走向商业化、庸俗化道路，沦为借“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事实”(周恩来：《吾校新剧观》，《校风》第39期，1916年9月25日)，宋春舫担忧新剧已变为“靡靡之音，足以亡国”之虑。
张彭春的这3部剧本的创作，显示了他的思想敏锐，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祖国的前途。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他就创作了寓意剧《灰衣人》，喊出了人民企望和平的呼声；当日本侵略者刚刚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时，他立即写出了三幕剧《闯入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表达人民抵抗入侵者的坚强意志；当时，身在大洋彼岸的张彭春心忧国家官场的腐败现实，写出了《醒》剧。《醒》是按西方悲剧观念创作的一个独幕二景剧，愤怒地指斥了辛亥革命后贪污腐败的官场。
更重要的是，张彭春的这批剧作，直接向我国人传达了欧美戏剧理念及其创作方法。然而，这次传输却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的。
《醒》剧1916年10月9日在南开学校举行首演。周恩来参加演出，饰“冯君之妹”，张彭春饰“陆君”……演出结果是，周恩来惊呼：“欧美现代所时行之写实剧Realism将传布于吾校。”(见周恩来：《校闻·新剧筹备》，《校风》第38期，1916年9月18日)这无异于周恩来宣布张彭春首次直接自美国将西方戏剧理念和创作方法输入到我国。
可是，周恩来笔锋一转，写道：“闻校长与新剧团正副团长，已聚商数次，约订两出。惟此种稿本，能否合社会心理，收感化之效，是尚未可知之数也。”(飞［周恩来］：《校闻·新剧筹备》，《校风》，第38期，1916年9月18日)这就是说，西方戏剧理念和创作方法是否能够被我国人接受还存在问题。这说明它与我国传统的戏剧理念和创作方法产生了矛盾。最后，终因校长担心惯于观看“大团圆”结局的我国观众不能接受，于是暂时停演《醒》剧，而将新编的《一念差》新剧，在张彭春指导下，由五幕扩展为六幕，在纪念南开12周年时演出。
张伯苓毕竟是有开放思想的。旋于当年12月在欢送“四年一组毕业同学的毕业式”上又演出了英语的《醒》剧。
1917年校庆时，张彭春又构思了一出新剧，但因天津大水，未能演剧，直到1918年校庆，张彭春才主稿编出了大型新剧《新村正》。这是他把西方的悲剧观念同当时我国社会现状相结合写出的一部五幕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悲剧，预示着“五四”运动的到来。《新村正》编演的成功，把我国话剧推向现代化阶段。有评论认为：
《新村正》等剧作，便是这新浪潮(指“五四”运动)的代表作。他们鼓吹的“写实主义”，便是戏剧新浪潮的核心。
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看，《新村正》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过渡时期，南开新剧的最后一个高峰之作，也标志着我国新兴话剧一个新阶段的开端。(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张彭春不但在剧本创作上将我国话剧推向现代话剧阶段，他还在南开新剧团担任副团长期间，开创了我国话剧实行导演制的先河。
我国话剧，当时还没有“导演”一词，最早使用的是“指导”或“舞台监督”等词，职责是负责指导全剧的排演。张彭春回国后，第一个导排的是南开的新剧《一念差》。他不但实际上已经履行了“导演”的职责，还参与了《一念差》的增补为六幕的工作。我们现在从当时发表的“执事人名单”中看到，他不仅只列“登场人名”，而且还列出全场的各项“执事人名单”，名单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并设立了该剧的“演作部”，分派了饰演角色；设立了“布景部”，由“总布景”和“副布景”分头负责布景工作；并且分派了六幕的每幕“管幕”；设立了“分幕布景”，分派了“布景”的设置人员；选派了每幕的照料员；指定了“化装员”、“司衣员”和“司铃员”等，使全剧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条理有序。这说明张彭春已经履行了“导演”的职责，只是未标明“导演：张彭春”而己。
同时，张伯苓校长还进行了剧本建设，南开初步建立了“剧本制”。这一年暑假，张伯苓鉴于“吾校每岁新剧稿本，例由开学后始行编纂，而时迫事繁，间有潦草之处。今夏校长以演剧关系学校名誉，不得不慎稿本之选择。特集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毋匆忙于临时……”
经过多人编纂，校长审查“认为可演者有二：一时先生稿，一尹先生稿。稿既定妥，遂遄返校中，由尹、时二先生将意义编出，然后再加余人削改。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完全剧本，乃于上月脱稿”。(飞［周恩来］：《校闻·新剧筹备》，《校风》第38期，1916年9月18日)这就是剧本《一念差》的编撰过程。该剧演出后，于1919年1月在《春柳》杂志从第2期起开始连载演出脚本，3期全剧载完，成为南开第一部演出脚本，也是我国最早保留至今最优秀的演出脚本之一。
二、南开话剧进行“纯艺术研究”，博采世界戏剧先进艺术之长，培养戏剧艺术人才。
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活动，历经数十年。在南开建校40年，他总结南开戏剧发展时说：“南开提倡新剧，早在宣统元年(1909年)。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南开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张伯苓在这段总结性的文字里，将南开话剧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即所谓“最初”时期和“及后”时期。许多研究者多侧重在“最初”时期的“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社会功能的阐述，而较少论及其“后期”的“纯艺术”研究。
我们应该对这一总结性文字，作全面完整的理解，才能对南开话剧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对“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一节，许多论者都作了许多不同理解，本文不再叙述。这里仅就“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即少有论及的一句，作些分析。
张伯苓在该文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
其后张彭春君自美归国，负责指导编译名剧多种，亲自精心导演。当《国民公敌》、《娜拉》及《争强》诸剧演出之时，艺术高超，大受观众欢迎。当时出演者，有今名编剧家万家宝(曹禺)君。而南开新剧团之名，已广播于海内矣。(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南开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应该说张伯苓的概括是简洁而基本准确的。
南开话剧自1909至1922年是出于培养救国救民的人才而进行的，并以自己编剧为主；1922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至抗战前夕，在张彭春的指导或影响下，以编译外国名剧为主，兼及国内的优秀剧作排演，进行所谓“纯艺术研究”。
这一时期南开话剧人以开放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势，吸纳了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的著名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的剧作与理论著述，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爱尔兰的辛基，德国的惠普德曼、歌德，俄国的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美国的奥尼尔，法国的莫里哀、雨果，比利时的梅特林克……特别是挪威的易卜生。
最早演出的是果戈里的《巡按》(一名《庸人自扰》)(伉乃如：《本校半年来大事记》，《南开季刊》，1922年1月15日)。1925年南开大学首次成功地演出了英国唯美主义剧作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此剧曾在市内举行过公演，南开中学、南开女中都有演出。女中演出时，市内报纸还出版特刊进行报道和评论。特别是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张彭春再次回到南开以后，南开话剧呈现出又一个高潮。南开新剧团重振旗鼓演出了许多大型话剧，如先后演出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等，而且南开中学也多次演出《国民公敌》。由于是现实主义名剧，大受观众的欢迎。
南开演出的许多剧作因国内没有译本或者不适合自己演出，都由自己翻译或改译，如《争强》、《国民公敌》等，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编剧能力。南开演出的许多剧本都是自己选定，属于国内首次译演，如爱尔兰辛基的《西方健儿》(一译《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比利时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的《屋内》(巩思文译，还有赵照译的，更名为《内幕》)。
这些剧作的翻译演出，不是为着商业的目的，也不是为着既定的政治目的和宣传的任务，而是进行艺术的鉴赏和学习。它不但丰富了学校的多彩生活，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鉴赏水平，增强了学生的美学意识和对话剧艺术的兴趣，了解世界各国话剧的艺术风格，不同流派的艺术特色，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为培养高水平的剧作家、表导演艺术家和评论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某些专业艺术院校所不可比拟的。
南开学校除了译介和演出外国名剧外，还有南开出版物，为发表学生的剧作和评论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南开早期有《南开星期报》、《校风》、《敬业》、《励学》、《青年》和英文《南开季报》、《南开人》等，后来又有《南开思潮》、《南开周刊》、《南开大学周刊》、《南开大学半月刊》、《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学生》、《南开女中校刊》，还有大型文艺刊物《人生与文学》以及《呼哨》、《文学》……这些刊物发表了上百部剧作、数百篇剧论和话剧编演活动的报道。从1925年起就有对外国戏剧名家的评论，如《王尔德在戏曲中描写的“任情的妇人”》、《德国大文豪朱德曼》，贾问津的《娜拉》和他译的《苏维埃政府支配下之戏剧》，姜公伟的《谈美国近代剧》，巩思文的《奥尼尔及其戏剧》、《王尔德及其戏剧》，周寿民的《辛基》，柳无忌的《歌德》……长篇系统评介外国不同流派和风格的戏剧。这些剧作和剧论极大地扩展了学生对外国戏剧的知识面、提高了鉴赏水平和编创能力，也因此，南开培养出了以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剧作家、表导演艺术家孙瑜、金焰、鲁韧(吴博)、俞珊、黄宗江、李邦佐……张彭春在将西方戏剧观和创作方法传输到南开以后，对南开话剧的理念和创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演员表演艺术上存在的问题便突出出来。因此对表演上存在的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始终思考着如何改革表演艺术。这是导演，也是南开话剧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
要提倡一种新的剧，必须要有新的演作者。新的演作者，比新的剧本还重要。因为就是新的剧本无新的演作者，那只是“半幅”剧本，只能读，而不能使观众欣赏、领略，所以提倡新剧，必须新的演作者在先。
普通的演员，多半没有经过舞蹈和歌唱的训练，宜乎到在舞台上：你看他的举止和声音，都有如吃尽十二分气力的。“拉锯”者结果还是刺人耳目，一点儿也不受看中听。(《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南开大学周刊》第101期，1931年1月20日)张彭春提出演员必须向舞蹈和歌唱学习。他要求演员的“发音应当和于歌唱的韵则，动作应当合于舞蹈的姿式——步法”。他说：“我们不能不吸收希腊的舞蹈。那种舞蹈是全身的、自然的、感情的，合于美的，不仅是一个演员，就是常人有这种舞蹈的训练，则他日常生活，亦可以有了‘韵则’”。(《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南开大学周刊》第101期，1931年1月20日)南开新剧团早期团员，后来成为南开导演的陆善忱也曾就演员的修养问题发表过文章。他认为“若想使一个戏上演时得到优良的成绩，必须注意到演员‘成型性’的训练。”他说“成型性”就是使“演员能够身体与心灵相合。表演时的动作、说话和歌唱全可以超神入化”，“帮助演员表演的美化和合理化”。他认为“成型性”包括3个方面：
(一)动作：要做到“恰当、美观、节奏和连贯”。(二)语言和发音：须注意字音正确和清楚；注意声调的高低、轻重、缓急与顿挫，读剧本时便应揣摩剧情，加以练习。(三)精神：要做到“诚恳、镇定、确定和稳准”。(善忱：《Plasticity与演剧》，《南开高中学生》第1卷第4、5期合刊，1934年1月5日)张彭春在1935年改译和导演了莫里哀的《财狂》以后，总结了他多年来的导演经验。他在《关于演剧应注意的几点——原则和精神》一文中，所论及“谈艺术”的两个原则，即“一”和“多”的原则与“动韵”的原则，都深刻地道出了艺术发展规律，是哲理性的概括。他的“多”中求“一”和“一”中求“多”的艺术原则，与后人总结的“以一当十”的艺术规律一脉相通了。
三、改革开放使南开话剧呈现复兴端倪。
张伯苓的“纯艺术研究”，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又出现了新的形势，学校转移到大西南。此时，南开话剧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主要是以话剧为武器参加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笔者在《南开话剧运动再探》一文中，曾谈及此。重庆南开中学出现了学校、班级纷纷编演话剧的热烈景象。词曲作家阎肃(阎志扬)回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不但演过许多剧，还写过独幕话剧《一对银烛台》等。西南联大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联大剧艺社等话剧团体。地下党员、联大学生会常委(不设主席)王松声在“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天，就连夜编写定稿、第二天就演出了《凯旋》。《凯旋》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中，与抗日战争中《放下你的鞭子》一样，起到了广泛动员群众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出现了“左”的思潮，南开中学戏剧队还是从南开瑞廷礼堂的舞台上走出了喜剧表演艺术家王景愚、特型表演艺术家郭法曾……“文革”期间，一度叫停了南开话剧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南开话剧的声誉开始恢复。在回顾和总结南开话剧历史、发扬南开话剧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南开话剧又见到了复兴的端倪，并且开始了新的跨越。
以南开大学为例，外国语学院的外文剧社1984年开始，首次演出了美国剧《俄克拉荷玛》。以此为起点，他们又走出去，先后赴美国演出了英语《雷雨》、《洋车夫》，赴日本演出了日语《骆驼祥子》，以后又演出了英语《啊，荒野》、《武器与人》、《认真的重要》，俄语《雷雨》，英语《白毛女》和话剧《有雷无雨》。外国语学院从2000级起每年还举办英翻联合话剧汇演。
1998年最早成立的跨院系的学生剧社——以经济学院为依托的、被誉为“双优工程”的翔宇剧社，以演出经典名剧为主。历年曾经演出过《雷雨》、《茶馆》、《日出》、《关汉卿》、《霸王别姬》、《哥本哈根》，俄国现代话剧《青春禁忌游戏》，传奇话剧《天上人间》和《恋爱的犀牛》等。
2006年初，文学院成立了学生剧社“八里台人艺”，他们曾演出《双梦记》、《寻找穆旦》、《滴滴答答》、《李东方》和《太阳落在你肩上》以及《红军姑娘》。他们的演出以自己创作的实验剧本为特色。他们还参加了“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张翔还撰写了论文《话剧的尤利西斯之旅——论林兆华的实验话剧》，对“实验话剧”进行了探讨。
历史学院话剧社2006年改名原剧社，演出了《我的天空》、武侠剧《恶风波》、《赌徒》等。
生命科学学院的月光剧社演出了话剧《心声》等。
经济学院在中国话剧百年时，举办了首届“十八岁的天空”主题话剧公演，演出了保险专业的《不屈的生命》、金融专业的《真爱》、国贸专业的《我爱蓝马》、金融工程专业的《别伤害一颗金子般的心》。
第二届“十八岁的天空”演出有：金融学系的《献血风波》、财政学系的《那年我们高考》、保险系的《剧震》、经济系的《和谐俱乐部面试》、金融工程系的《寻找目击证人》。
南开大学团校每期多演出话剧。第68期演出了《信》、《项链》、《烟火》和《国粹之尊》。
以上所列，南开大学有5个学院成立了剧社。他们坚持年年有演出，有的举办了话剧节，可以说能做到制度化：许多剧社都做到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他们还多次与其他高校举行交流演出；许多优秀剧目受电台、电视台邀请举行公演，得到好评，有的还获得学校或市级奖项；有的院系如外国语学院还结合专业学习开展话剧活动，这样可以做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所以能取得上述成绩，是和学校各级领导和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愿南开话剧下一个百年更加兴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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