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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实与南开情结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09-01-08 09:09

    □梁吉生

  2009年1月8日,是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已故周恩来总理33周年忌日。在这一天,南开师生会有一种别于他人的情思。

  过去的一年,有件事儿让南开人很憋闷,就是周恩来与南开大学的关系问题。先是有家小报刊载了一篇短文说周恩来不是南开大学学生云云。到了8月初,天津举行迎奥运火炬传递,又有位天津史的学者作为电视直播顾问在万人瞩目中放言周恩来没有念南开大学。此话借着媒体传到四面八方,其影响可谓大矣。这一下子可就撩拨起南开人的情绪,电视直播还没完,我校师生质疑的电话就打到学校有关部门和天津电视台台长办公室,更有研究周恩来的学者上书天津市委,反映电视直播有关周恩来的说词儿有悖历史真实,有损南开大学的社会声誉。

  关于周恩来与南开大学的关系问题,不仅事涉历史真实,也攸关南开人对周恩来的挚爱感情。南开人有责任站出来把历史真相说个清楚。

  其实,早在1989年我校正式修编的《南开大学校史》中,已经确凿不移、明白无误地写明周恩来是南开大学1919年创办时入学的学生。该书第87页写道:“9月7、8日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共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李宝森等96人。”第87页的注释又写明:“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文科,学号为62号”。同时,该书前面的照片中,还收录了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两件镇馆之宝的影印件:一是周恩来作为南开大学学生的入校登记表,二是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正是在这张标有“南开大学开学纪念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撮影”字样的照片上,最后排左第一人就是周恩来的身影。

  出版于20年前的《南开大学校史》虽未更多地记述周恩来免试进入南开大学的具体情节,但基本史实是征而有信的。有些人对周恩来的大学履历存疑,可能出于对南开大学校史的不大了解,或是因为过去周恩来曾有过以中学生身份讲话的缘故,产生些历史误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也有人不情愿直面历史真实。2004年,为纪念南开学校建校一百周年,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筹划“百年南开”校史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就有一位学长打电话给我,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不能把周恩来称作南开大学校友。”我在电话里平心静气地摆出好几条理由说明周恩来是南开大学学生的历史依据。最后,对方只得无言地挂断了电话。

  可见历史多么重要。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作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南开大学的历史至今刚届九秩,有些历史即已然模糊不清,甚至出现了周恩来大学学籍的问难或疑惑,真令人匪夷所思,感慨系之。

  说起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不仅有历史档案为证,还有许多旁证,且不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等权威著作,光是周恩来自己说过、写过或他说过而由中外人士记录下来的就有不少,仅举几例:

  1920年11月24日,周恩来时在印度洋赴欧的船上,他曾整理前不久他们爱国志士在天津检察厅遭羁押受审的资料,后以《检厅日录》印行问世。就是在周恩来手编《检厅日录》中的天津地方审判厅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周恩来、马骏是“南开大学校学生”,而其中被判决是南开中学者,则写着“南开中学校学生”,两者分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个判决书姑且暂不作评,但它是正式法律文件则是无可置疑的。判决书不会给周恩来强加上“南开大学校学生”的身份,这是肯定的。况且这又是周恩来本人编入《检厅日录》的,自然不会冒充“南开大学校学生”的头衔吧。同年12月,也是由周恩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开始在马千里先生主持的《新民意报》上公开连载,其中提到学生代表周恩来时,同样彰明较著地标明为南开大学学生。

  1937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也曾涉及周恩来入南开大学一事。斯诺当时在陕北访问周恩来后写道:“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

  1946年4月28日,《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写成了一篇《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中“在天津坐了半年牢”一节写道:“民八年(即1919年———引者)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几个月后,即1946年9月,周恩来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在南京谈话,李勃曼以周恩来的第一人称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其中有关南开大学的情节是这样写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零年)。”

  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个人回忆都或详或略地谈到了他入南开大学的历史,这与《南开大学校史》的档案记载是相吻合的。

  2008年9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写的《周恩来》,威尔逊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周恩来晚年会见过此人。他访问过众多接触和了解周恩来的各方面人士,其关于周恩来生平的经典传记,多年来在世界广泛流传,影响甚大。这本书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周恩来入南开大学,不妨抄录于此:

  他(周恩来———引者)于1919年9月25日进入了该大学,最近发现的新生表格证明,该表包括了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像从前一样,他在天津时很少学习功课,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临时寓所。

  (为解决生活费用)张博士(即张伯苓———引者)前来解救他,给他找了一个当秘书的活干。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我在南开大学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的编辑,这帮助我解决了部分费用问题。”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间不长,真正上课读书的机会也不多,这是事实。然而由此并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得出周恩来不是南开大学学生的结论。周恩来虽然忙于天津爱国学生活动,但也并非完全脱离大学生活。他在1920年1月29日被当局拘捕前,曾在校内担任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的工作,负责联络沟通天津和外地的校友。他办公的地点就在南开大学教学楼的101号,办公时间公开宣布为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每日下午12点10分至3点和星期六上午8点20分至11点。这是堂而皇之地登在1919年12月10日南开《校风报》上的。这早已发黄的校刊是足资为证的。入校后的第一学期,他还协助学校编制教学改革的方案,1919年12月14日,校长张伯苓特别委托周恩来在南开“修身班”上宣布学校改革大纲。

  以上种种说明,周恩来为南开大学首期学生是不容怀疑的。南开学子有理由为有周恩来这样的杰出校友而自豪。周恩来光辉的名字将永远彪炳于南开大学的史册。周恩来“我是爱南开的”谆谆寄语和他那崇高风范、伟大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南开大学前进。

  值此周恩来逝世33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怀念之情。

编辑 平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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