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教育体育观历来是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致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 所以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体育的宗旨应“以训练团结，合作，健全之身心为目的”。他说：“我国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

　　如此开阔的视野使得张伯苓形成高人一筹的见地。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但“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因为“欧美人之知识发达，我国人固望尘莫及，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我国人竭力追之，犹可及也。至体育，则无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他又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提出要将学校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进一步认为：“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说：“自认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

　　由此，张伯苓大声疾呼：“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强调，过去人们误以为“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张伯苓举在美国学习的几个大学矿科毕业生与他谈话的例子说：“他们都是在美国Ford车厂做工的，并且在我们大学时非常强壮。中国人中之较健者，这次他们都感到体力的缺乏，身体不如外国人，工作的效率不能与外国人相较。”

　　他说：“这不是个人的不健全，乃是我们的历史使然，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形成了我们危弱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壮是要紧的。我们的身体强不见得是要打仗，就是做事也很要紧。”

　　他还说：“外国人四五十岁是正当工作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三十岁以后便做整寿，大概四十岁便入黄土了。体力、脑力不充足，做事的效果如何能好？我们在学校里绝不应该像现在一般人一样。”因此，当他看到操场上一个个南开学生生龙活虎的样子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

　　1895年，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美国人格林(Robert Giley，一称盖莱)。格林充分利用天津文化人士比较密集的优势，开始从事“接近中国文人的实验”，试图通过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宣扬基督教教义，培养一批具有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基督教精神的“高等华人”，以达到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目的。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高才生以及新式学校的执教者，张伯苓当时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望，成为基督教青年会争取的对象。

　　题图为陶瓷制品上记录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跑步场景

　　（本书原为30万字，由周鸿飞缩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