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国
他奠基——一个行业以他回国为起点
南开大学西南村，何炳林院士生前的书房里，仍摆着一座水晶奖杯。那是他此生的最后一项荣誉，记录着“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的光荣。
2006年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诞生五十周年，全行业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十月，行业委员会特别将评出的唯一一项终身成就奖，授予何炳林。奖座上刻着：全行业人员由衷地感谢“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何炳林院士对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的卓越贡献。
五十年来，同行一致认为：1956年何炳林留美归国，重返母校南开大学，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的起点。他所创立的南开大学化工厂，是这个行业的发源地。
南开大学教授史作清说，从回国到辞世，何炳林五十年来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奋斗，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业内众所周知。
继何炳林之后担任南开大学高分子所所长的张政朴教授回忆，1988年5月，英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国际学术期刊《反应与功能性高分子》副主编戴维·谢灵顿(David C. Sherrington)参加中英双边高分子会议后，提出访问南开高分子所，与何炳林会谈。在会谈中，谢灵顿称赞时年70岁的何炳林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The father of ion exchange resin in china)。
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是，何炳林不仅是中国的“离子交换树脂之父”，还是世界上首位制备出大孔离子交换树脂的科学家，为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离子交换树脂强度较差，容易为放射性元素的辐射所破坏。1956-1960年期间，何炳林发明了大孔离子交换树脂方法，使树脂的强度提高，抗辐射，而且提取铀的交换速度加快。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当时学校决定严格保密，未予公开。
三年后，一位捷克科学家报道了制备大孔树脂的方法，美国据此生产出吸附树脂，这位捷克同行便赢得了“吸附树脂之父”的美誉。
因为战备，1965年国家将原南开大学化工厂迁到四川宜宾，新南开大学化工厂改为民用，生产我国用量最大的水处理树脂，解决了大型锅炉的水处理问题，为大型化工企业和火电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时上海、山东、东北、河南等地也筹建离子交换树脂工厂，纷纷派人到南开学习和培训。
今天，外界大多不知何炳林何许人也，但千家万户都从他的贡献中受益。史作清说，链霉素、头孢菌素、纯净水、氯碱、合成樟脑、甜菊糖、安眠药中毒血液灌流吸附剂、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污水处理等熟悉的名词，都与何炳林有关。
“他把离子交换树脂浇灌成一棵大树。”几十年来，南开大学对外输出的最响的一项技术，就是何炳林领衔的吸附与分离技术，经济与社会效益之大，难以估算。
他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做到
何炳林住院期间，一直神志清醒，但经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据他的学术秘书傅国旗回忆，六月份去医院探望，先生突然问：“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阴山在哪儿？
小傅说，大家都相信，先生即使在最后一刻，仍在想着国家和民族。
1958年，南开大学，何炳林全家福。
史作清还记得何炳林先生在一次领奖时说过：国外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国外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
何炳林还经常说：“我干事就要干好，干顶好。”
南开大学教授阎虎生八十年代跟随何先生读研究生，他说，今天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重视环境保护，二十多年前老师便已看到这一点。只要一发现哪个实验室没有人还亮着灯，他就要去关上，并且找到负责人，严肃指出要节约能源。
阎虎生还记得何炳林的一个习惯——看到水龙头滴水就要拧上。他对学生说：“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我们国家是缺水国家，天津是缺水城市，要养成节约习惯。”他还坚持要求做好溶剂回收：“溶剂回收，我们可以节约钱；另一方面，溶剂倒在下水道里，会造成环境污染。这比节约这点钱更重要。”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平英说，“文革”后国内一度处于“伤痕”文学氛围，很多知识分子在诉苦抱怨，但何先生没有。他急于做的是整顿队伍，把丢掉的争回来。
“他总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每次我回国，他都问美国的情况，伊拉克战争、美国对华政策、反恐，非常细心，问我们的观点。”何炳林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任职的三儿子何振宇说。
青年时代的何振宇，在“文革”期间曾给被关押的父亲做饭送饭。他记得无数个在南开马蹄湖边散步的夜晚，父亲说：“一个国家如果想在世界强大的话，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我们这帮人早晚会有用武之地。”
何振宇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曾任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芝加哥华人联合会副主席。
“我们跟他这一代终归不一样。我们感到责任重大的就是，我们觉得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所以希望两国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合作。所以我们主要着重于做这方面事情，希望美国人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崛起。”
他牵挂——时刻都在关注南开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何炳林一生对母校情深意长。1938年他考入南开大学，直接就读于南开、北大、清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后以南开教师的身份赴美留学，最终又回到南开。
大师的科学人生从此处起步，又在此处结束。
“何先生是最典型的南开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南开校风、学风、传统和校训。每一位在南开工作学习的人，都要学习老人家爱南开的情怀。”
薛进文说：“我们每次去看望，他总在讲：感谢组织的关心，我做不了什么了，你们总是惦记着我。临终前不久，他仍然询问学校的事情。”
“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南开发展，总在操这个心。你只能从旁观察、学习。”何振宇感慨。
每年圣诞节，何炳林都要给国外的弟子和朋友寄送贺卡二三百封，从来没有动用过研究所的一分公款。相反，他得到的一些奖励都送到了所里。他把一生的书籍、资料包括文具，全部送到化学学院和高分子所的资料室。
几年前，何炳林、陈茹玉院士主动提出捐出积蓄设立奖学基金，约请校领导商谈。大家很婉转地告诉他们，完全不必如此，学校可以出资或吸收社会资金设立。但他执意要捐。
“因为这是他们思考了好几年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准备。”次子何振墀说。
薛进文牢牢记得首届“何炳林奖学金”颁发的情形。“老人家当时腿脚不好，坚持出席，颤巍巍地站起来，发表了非常感人的讲话。讲了两个人怎么商量的，对获奖学生都有哪些要求和希望。老先生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告诫研究生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怎么爱国，怎么处理个人跟事业的关系，个人跟国家的关系。他特别提出：同学们修炼学业更要修炼品德，品德中首要强调要爱国。”
他爱护——从未拒绝过青年
对于父亲，何振民“没有能忘掉的，也没有一下子能想起的”。没有刻骨铭心，都是日常小事，但仔细回想都从中受到教育。
与何振民的感触不同，弟子们聚在一起追思突然发现，一向严格的老师是那么细心，对学生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甚至明里暗里给很多学生牵线搭桥，张罗对象。
每个人都跟导师之间有独一无二的难忘的故事。南开大学副教授刘晓航前些年结婚，请假布置新房。过后到实验室获悉，何先生已亲自找了自己好几趟，怎么也联系不上。何炳林见到他就说：“祝贺你结婚，我跟陈先生商量一下，送你六十六块钱，听说这是吉利的数字，祝你发展顺利。”
“他教会我们做学问，更重要是教会我们做人。”阎虎生说。
在李平英看来，爱护青年是何炳林终身致力的第二大事业。他对晚辈关心、爱护、提携、奖掖，称得上无微不至。他引进的很多晚辈，都在何家住过。为了一个人才到南开，他亲自忙前忙后安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挑战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这是何炳林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题词。
今年10月，第十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将在南开大学举办。5月31日，何炳林应主办方邀请，在医院提笔写下这句祝愿。
传阅何先生的题词时，南开大学团委的青年们立即感到了震撼。每个字，都是何炳林先用铅笔打底、再用水笔亲自描上的，纸张上橡皮擦过的痕迹依稀可见。
当时，何炳林行动不便，举手都很吃力。但他收到邀请后，立刻便要写字，被医护人员拦住了。次日，他花去半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了这项“任务”。
“何先生从来没有拒绝过青年学生的请求。”南开大学团委副书记王凤说，南开园里，学生会、团支部、团小组和学生社团的很多活动，都得到过何先生的指导，学生们怎能不想念这位老人？
根据亲友的记忆，何炳林没有太多的爱好。多年前他偶尔找几个朋友打打桥牌，后来戒掉了。也曾在疲惫时，取出一支小口琴吹奏美国通俗歌曲，作为一种调剂。此外只有古典音乐和散步陪伴他一生。
“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学问上”，李平英说。
为了培养父亲的爱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何振民赴美留学前在家里养鱼，出国后委托父亲照料，后来居然养了五大盆的鱼。
何炳林病重期间，陈茹玉每天都要去陪他。何振民说，母亲好像看完就忘记了，过一会儿又觉得没去，还要回去再看。
今天，南开大学蒙民伟楼的211号房间，门口仍有“何炳林院士”的铭牌。这里分内外两间，外间归高分子所办公室使用。内间一尘不染，两只书柜存着满满当当的中外文献资料。办公桌上整齐地堆放着几本化学期刊和专著，几只笔立在自制的简易笔筒里。墙壁上，他在相片里面带一丝微笑。
办公桌对面墙上有一只时钟，秒针走得滴滴答答。看上去就好像，这位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仍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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