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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南开论道 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来源: 2022年12月01日 天津日报 第7版发稿时间:2022-12-01 09:38

  11月29日, 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高端论坛举行。该研究院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领域和重大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产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重量级咨政建言成果,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在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或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学术课题、实践课题作主旨演讲,或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展开深入阐释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特综合整理部分专家的论坛观点,以飨读者。

  龚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要抓动力、促交叉、育人才

  南开大学原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龚克认为,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是南开大学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公能”校训的重大举措。

  龚克说,研究院要高度重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根本动力的研究。要研究发展,必然要研究发展的动力。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要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着手,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代先进生产力的突出代表是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当前大数据、强算力与深度机器学习算法相结合,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从论文和实验室走向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推动经济社会的信息化从网络化进入了智能化新阶段。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技术、应用、产业和治理各方面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特别希望通过研究院的平台,更加深化对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研究,为发展好中国式现代化所依靠的先进生产力,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发展水平上坚持好生产力标准作出南开贡献。

  研究院要有效地实施多学科开放式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开展多学科交叉复合研究。学科从分隔走向融合,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现代科学史,尽管展现了学科走向精深、划分更加细致、新学科不断涌现的场景,但更是一个不断强化的“链条”、融合交叉不断创新发展的进程。学科从分隔走向交叉融合早已是全球科学界的共识。研究院要努力成为南开深化学科交叉创新的里程碑,成为文理医工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大平台,在围绕重大需求开展不预设学科边界开放交叉研究的同时,促进相关学科的自身发展与多学科融合发展相辅相成,为深化学科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南开示范。

  研究院要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与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靠一代又一代新人。党的二十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部署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强调“强化现代化人才支撑”。南开大学作为一所高等学校,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时代大任的一代又一代新人,研究院也要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希望研究院弘扬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秀传统,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研究的同时,培养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开展战略研究的能力;在推进交叉集成研究的同时,培养师生跨学科意识和合作研究的能力;在产出科研成果的同时,创造知行合一的教学成果,为培养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尽好南开之责。

  逄锦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创新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表示,党的二十大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一般包括科技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更有中国特色。

  明确世界现代化的共性,目的在于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本质要求,目的在于立足中国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 、中国区域经济学、中国开放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等,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服务的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导向,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中国经济学为例,就要着力阐释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本质要求;着力阐释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着力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论;着力阐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力阐释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阐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着力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本经济制度及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着力阐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阐释统筹安全与发展;着力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

  回答并指导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以这样的自主知识体系育人、咨政,目的在于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着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朱光磊: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放在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位置上重点强调。从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升级中,可以历史性地见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如何发展而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也经历了几次转变来适应新环境、新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是同一工作的不同侧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断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到新的境界,是当前阶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

  朱光磊指出,职能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调整和认识深化细化的过程。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调整政企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发展第三部门等多项改革的重要内容或重要基础。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就要细化对其的认识。具体而言,包含细化对“政府”的认识、对“职能”的认识和对“转变”的认识。

  深化细化对职能转变的认识必将推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从“国家职能”到“政府职能”、从“十六字职能”到“两层次职责”、从政府职能的“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我国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认识过程,呈现出深化、细化、具体化的总体趋势。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明显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阶段,也是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处于“两化叠加”的历史时期,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要在近乎同一个时间内完成,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应当将重点放在建设高水平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和管理-服务型政府上,之后,就可以从“双线并行”走向“逐步合一”,即实现职责结构和履责方式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建成一个目标与手段相统一、体制与机制相协调的服务型政府。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保证。深化政府改革,切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具有更加系统性、框架性和引领性的理论创新指导实践,特别是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在法理上又讲得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对新时代中国政府发展路径的再思考。合理确认各级政府职责是实现科学有效治理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体制机制保证。合理确认各级政府职责是长期任务,通过确认各级政府职责配置,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转变政府职能工作真正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政府发展的新方向。

  佟家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佟家栋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就需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正在进入的新的生产方式。其核心是,数字要素成为与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并列的新生产要素。数字要素是借助数字技术对数据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加工、整理所形成的数字信息、知识和借助机器深度学习形成智能的总和。其重要特点是,数字要素延伸和替代了人的脑力劳动能力,进而形成了“智慧”,构成独立的生产要素,凝结的这种智慧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生产了数字产品与数字服务。

  数字要素全面进入现代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中。借助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实现了现代信息、网络、智能技术的发展基础上新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新兴数字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数字化升级,使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集中表现为数字化。打造现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要素参加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后,将大大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实现生产成本的节约,促进产业的现代化升级,从而提高现代产业的竞争力。数字要素的加入,不仅推动生产的发展,还促进了分配、交换和流动的质的飞跃。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进入有形产品的生产过程,还改变了现代服务的提供过程。由于数字要素的发展,使数字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由不能分离到可以分离,数字服务由不可分割到可以分割,数字服务由个体性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到可复制、可大规模生产,使数字服务逐步产品化,可交易性大大提升,以致产生了数字服务走向“类制成品”,进而模糊了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因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以致必须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新生产方式的到来,即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数字产业集群为特征的现代化。要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核心,就是以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建设为抓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使社会经济的水平、质量、层次大大提升,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当今世界与中国,数字经济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在全球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由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将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我们要在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上,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数字产业集群,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新机遇。

  王新生: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命题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新生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命题。理解这一命题,既要深刻理解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和发展历史,又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伟大意义。

  自从现代化开始以来,始终存在着对抗现代化的思想和运动。但是,自从西方现代化出现之后,它就不再是“是否应该去实现”的选择问题,而只能是“怎样去实现”的选择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以后的“世界历史”决定的,即所有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都必然地被卷入到竞争的国际格局之中,在这种格局中,是否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具体的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生存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人们以各种方式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推动的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异化。面对人类生存深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主张面向未来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以克服资本主义推动的现代化的弊端。今天我们致力于实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这样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从道义要求上看,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必然以资本的增值为目的开辟现代化道路,它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是一切异化的根源。这种现代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我们当然要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从生产和经济体系看,当代生产和经济体系高度一体化,科技高速发展,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以超越自然进程的发展方式进入到国际分工体系,然后才有机会赶上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差距只能越拉越大。从政治文化社会体系看,在经历了近代以来深刻社会转型之后,当代世界完全不同于近代欧洲国家进入现代化时期的世界,当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叠加态”下进行深刻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变革。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实现路径,这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和大纲。这一蓝图和大纲有着深刻的学理支撑,需要系统的学术阐释。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应当从这一蓝图和大纲出发,从各学科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彼此支撑,从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南开具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优势,理应为此作出南开贡献。

  刘秉镰: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将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作了完整系统的阐释,其五个关键特征虽然表述了不同的内涵,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中经济发达繁荣是其他现代化特征指标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真正地实现国富民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发展经济、富民强国,这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基本保障。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一个地区发展规划,更是关乎新发展格局成功与否的重大国策,也是推进第二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的重大国策。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六大特点:一是要构筑经济新高地,即建设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经济中心;二是大尺度空间优化的新样板,即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三是以增长极为抓手,解决当前“三期叠加”难题的新突破;四是做好区域协调、缩减区域落差和共同富裕的新尝试;五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新示范;六是生态修复、双碳减排、集约式发展的新试验。这些特点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天津大有作为。天津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成熟大都市,京畿门户、国际港口、工业重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理应体现天津的历史担当和作为。应充分利用天津市的独特优势,多方面齐头并进,建设好经济新高地、空间新枢纽、开放新窗口、改革新示范。新时代征程振兴天津经济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推进:一是发挥区位优势,唱好“双城记”,以京津都市连绵带为抓手全面对接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二是发挥天津港口优势,构筑港口经济平台聚集要素;三是发挥制造优势,按规模导向、就业导向、创新导向分类推进产业升级、制造强市;四是发挥公共服务优势,完善“三生空间”,加快人口导入,引进精英人才,实现持续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号角已经吹响,天津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扬帆起航,以早日实现“一基地三区”定位为己任,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书写出新的华丽篇章。

  张文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文宏认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要制定有差别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考虑到中国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可在设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和相对标准时,根据区域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现状,体现出有差别的精准和公平的原则,区分出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子群体,设定不同的中等收入标准,以5年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不断调整。

  要发挥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建议各地在借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设立若干个示范区,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引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

  要继续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加快解决具有城市常住人口身份农民工的“农转非”问题,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真正市民化,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户籍政策,加大吸引目前仍然在农村的就业者进城落户的优惠力度,不断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要充分发挥教育在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作用。通过完善当前的教育政策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教育资金投入向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的同时,率先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更多的受教育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所具备的基本知识和专业素质。

  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职业结构。继续降低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新兴职业的产生和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空间。

  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通过完善初次分配政策,主要解决效率不高和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如何从政策上为私人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保障,创造更大的投资空间,是制度创新面临的挑战。利用好再分配的调节机制,重点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引导、支持和鼓励有能力的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通过慈善捐赠等形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帮助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

  要重点关注、精准识别和培育潜在的中等收入者。大学毕业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最有力竞争者。农民工也是最可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一个群体。而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民能否实现从小康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跨越,不仅关系到这部分人在迈向共同富裕社会中是否掉队,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王晓晖:从国际传播学角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解释力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社原总编辑兼副社长王晓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政治语码”,汇聚了中国人民的智慧,聚焦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正聚合着改变历史、改变世界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孕育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党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方案。

  当前,随着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万物互联环境下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媒体融合发展进一步演进,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国际产生重要影响,与世界进行深刻互动,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要看她能不能有效地对外说明自己,能不能在世界上讲好自己的故事,能不能打破“必须被别人表述”的被动语态和话语困境。国家故事的讲述、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认同的构建,营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 已经成为时代必答题。

  为此,要向中国发展与进步寻求底层逻辑、向中国历史与文明寻求根性逻辑、向技术的革命与涌现寻求发展逻辑、向战略的统筹与协调寻求系统逻辑。着力形成中国社会和国民层面上稳定成熟的“中国的世界观”,符合中国发展事实、符合预期的“世界的中国观”。要以当代视角、以世界维度深入开掘5000年历史与文化的基因,将其转化为文明的优势、竞争的优势和传播的优势,从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中国理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探索并构建具有世界表达能力的中国发展解释框架。要以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抓住当下时代的流量红利,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传播趋势和受众反馈进行预判分析,提高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实现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建立更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生态系统,形成更丰富、多元的国际传播矩阵。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持之以恒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了更高价值和更优选择,必然就有了恰切其位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的国家故事就站到了世界的高处、价值的高处。

  本报通讯员 聂际慈 杜滨炜 整理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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