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南开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在百年历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始终是南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学人，“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校歌唱响海内外。南开大学以其在海内外巨大的影响力和为国家、民族的卓越贡献，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引来四面八方关注，南开大学特与《今晚报》联合主办“南开大学100年”征文，旨在从多侧面、多角度讲述南开故事、传扬南开精神，同时厘清、钩沉南开大学创建、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关文献档案、人文故事、亲身经历等，均可组织成文，欢迎海内外南开人、南开人的亲属友朋以及关注南开大学的作者惠赐佳作。来稿择优在《今晚报》副刊、专刊发表，连同部分未发表作品，适时编印成集，纪念南开百年。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nkdx100@126.com。
三十余载南开人 科研育人公能魂
葛墨林
2019年正值南开大学的百年校庆，忆及来南开卅余年，感慨万千，感恩南开大学对我的培养和关怀，深刻体会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精神的深邃。我思忖良久，年已退休，鸿篇长文是无法来作了，想来不如回顾个人在南开的一些往事，以亲身经历衷心祝贺南开百年华诞。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我个人的经历恰好相反。从1956年上大学开始，除了出国研究、教学外，一直在兰州大学工作；1986年到南开大学工作，恰好差不多都是30年。在南开工作时期，正是我学术进步的关键阶段。
母校、恩师带我走进了物理的大门；但到了南开，得到陈省身、杨振宁、母国光、胡国定等先生的关怀，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得我在科研、教学上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没有在南开工作的这30年宝贵经历，就没有我之后在教书育人、研究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1956年，我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男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北京市教委安排，准备去读兰州大学新设立的核物理专业。但阴差阳错，其后我并未分到核物理专业，而是读了理论物理专业。在兰州，遇到了我的老师、1957年刚从苏联回国的段一士先生，初窥物理精妙；后来，由于对拓扑荷的讨论，1977年结识了杨振宁先生，在他的帮助下，多次赴美研究、教学。
1985年，陈省身先生创立了南开数学研究所(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他委托杨振宁先生在该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我被杨先生推荐给了陈省身先生、母国光校长、胡国定先生，帮助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当时母校长、胡先生非常欢迎我来南开工作，特别委派当时翁心光副校长赴兰州大学商量调动的事情。兰大积极合作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南开，其后再办理我的行政调动手续。现在看来，南开这种引进人才的做法是件创举。可以说，无论是兰大还是南开，这种胸怀和气度，都特别令人折服。
来到南开后，母校长、陈先生亲自关照，很快解决了住房。当时校长掌握3套住房，让我挑选。我表示，哪套都可以。令人感动的是，事后我有机会去母校长家中谈事，居然发现给我的住房面积竟然超过了校长！而当时胡国定先生住房面积也不大。此外，还有件小事，我拜见陈省身先生时，他说有事会打电话给我，我顺口说家中还没有电话。过了3天学校就派人来家装了电话，母校长还特意来电话确认此事。每每想起这些，都不由令人感慨，尊重人才、重视人才，是南开历年发展的特色。
来到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工作后，杨振宁先生为我们选定了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与物理密切结合的数学物理分支。十余年间，杨振宁先生每年都在理论物理研究室投诸大量精力，悉心指导我们的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经济上资助和出国交流的机会。
到南开后，我去见陈省身先生，他说他办所的方针是9个字：“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80年代中末期，南开大学引进陈省身先生建立数学所，是件改革的创举。上至国家领导层下至原国家教委都非常支持。当时该所直属国家教委，人事由南开负责。当时不少事，包括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都是我们给国家教委直接呈报的，真正是体制创新，新事特办。这些做法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由于陈省身先生亲自推动，国家大力支持，南开数学研究所很快成为我国数学的中心，进而促进了我国数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办所的方针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在陈先生、胡先生等的推动下，国家非常重视。2005年，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已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重要数学中心之一。
一开始，由于我行政关系并未完全调入，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几位从兰州大学招收的研究生如何在南开作研究？学校特别批准拨给宿舍，让他们和在南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在南开生活。这样，我们在新涉足的领域边学习、边探讨，教学相长，按杨先生建议循序渐进。博士生毕业后，杨振宁先生又资助他们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工作一年，对他们个人的提升是全方面的。可以说，学校领导和数学所给了我们非常宽松的治学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让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水平能够迅速提高。
在我们进入新领域的初期，杨先生1987年请来了俄国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学派创始人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来南开讲演。当时陈先生、杨先生、法捷耶夫在南开会面，称为“三星会聚”。自此，我们开始进入当时国际的新领域。这期间学校领导一直以革新精神，对数学所以及理论物理研究室的许多具体事务，打破常规一事一议，让我十分感动。
从1990年开始，理论物理研究室厚积薄发，开始迎来收获了。在科研成果方面，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章，在可积系统这个数学物理领域于国际上也打出了名号；从教学育人方面，涌现了薛康(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孙昌璞(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李有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苏刚(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匡乐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刘雄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一批热爱祖国、勤奋工作的物理学人。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几乎每年都举办国际会议，学校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包括阿蒂亚(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菲尔兹奖得主)、琼斯(菲尔兹奖得主)、邓肯·霍尔丹(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和达三树(日本物理学会前理事长)、戴森(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等500多位国外学者曾参加理论物理室的大小国际会议。比如2002年大会，仅国外人士就出席了250多位，而平时出席工作会议的一般在几十人左右。按杨振宁先生指示，凡是科研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世界上这方面最权威的学者尽量请来，这很有效果，常常是工作会议讨论后大大促进了我们的新成果。
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校开创思维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理论物理室这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
当时，陈省身先生、胡国定先生每年在经费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陈先生的“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原则，给与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可以说，这种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在国内是少见的。而每当国际会议需要支付美元时，杨振宁先生都要亲自带来现金给予支持。
南开在理论物理室、数学所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举一件小事来说，当时在国内要办场国际会议，与会人员的餐标要分国际与国内人员两个标准。比如国内人员伙食费补助只有5元，而国外学者的补助则是30元。因而国内不少地方在会议用餐时拉个帘子，区别对待。数学所、杨先生帮助筹到经费，想方设法要让所有与会者一视同仁。学校很痛快地给予了支持，最后顺利进行。大家排队吃自助餐，包括杨先生也同大家一样拿盘子排队取餐。也许是当时开了中外一律平等的先河。
从这个小小例子就能看出，南开大学对于我们的支持，不仅有大的政策、资源方面的倾斜，更是足够耐心，倾听我们的诉求，并做好细微之处，这其实是相当难得的。
1995年之后，清华大学邀请杨振宁先生筹办高等研究中心。他从小就在清华大院里长大，也是他的母校，因此也很有感情。从那时起，杨先生精力主要就转移到了清华。当然，一有机会，他还是会挂念着南开，一有时间回国，必从北京坐车来宁园看望陈省身先生，并与我们讨论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
在来南开后的这些年，也是我个人学术上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理论物理室的这种工作氛围以及学校的支持，是很难复制的。得到杨先生和国际同行的认可自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南开大学的人尽其用，突破旧框架发展新方向的思维，真正体现了“日新月异”的校训。对我个人而言，更是觉得南开求贤若渴，对人才关怀备至的传统令人感动、感恩。2003年我历经一些波折后当选中科院院士，也印证了当初决定的正确，当时如果不来南开，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
可以说，陈省身先生所说的“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侧重的是对他年少时意气风发的青春追忆；可对我而言，“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意味着我个人精力、事业的黄金期，主要是在南开度过的。我感谢南开这片沃土对我的涵养，南开求实奋斗、不事张扬的朴实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和学生们终生的治学之道。我也很幸运地因为在南开，与陈省身先生、母国光校长、胡国定先生、范曾先生等众贤达产生了这么多的交集，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在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简单回溯一下来南开几十年的人和事，也是惊鸿一瞥，不足以备述全貌。但我想，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之心、爱国之情，是与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分不开的，这也是南开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何时，祖国要发展，改革需要再出发，科研也需要再出发。我愿以感恩的情怀将余生继续献给南开，也期冀年轻朋友们，自强奋发，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时的亲切教导，将小我融入大我，心系国家，艰苦奋斗，开创南开新百年新风貌！（张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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