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讯(记者 张轶帆 摄影 任永华)7月9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杨栋梁应邀作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讲堂”，作主题为“从‘司马史观’看日本人的战争反思”的讲座，与师生们分享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讲座由日本研究院负责人主持。
近代日本犹如战争机器
“司马史观”中的“司马”指战后日本享誉于世界的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其一生出版小说57部，长篇36部。代表作包括《坡上之云》、《龙马行》、《宛若飞翔》、《项羽与刘邦》等长篇小说，《明治这个国家》、《昭和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形象》、《风尘抄》、《街道漫步》、《十六个话题》等散文和杂记也颇具影响。司马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受日本大众喜爱，《坡上之云》销量超过2000万册，作品总销售量超过2亿册。2000年，在每日新闻社进行的“铭记于心的20世纪作家”读者调查中，司马名列榜首。
杨栋梁指出，近代日本犹如一台战争机器，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等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均可谓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其兵锋所至，生灵涂炭，中国、朝鲜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民众蒙受了巨大灾难。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颁布了“和平宪法”。准确地说，战后日本是在外力强制下而不是基于对战争犯罪的内在反省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正因如此，随着战后经济崛起，重新找回自信的日本不再沉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上模糊乃至否认战前侵略战争的右翼言行愈演愈烈。
“历史认识是构建现代中日关系的基础，在这一极为严肃的重大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始终有个难以释怀的疑问：日本既然对战前侵华做了道歉——尽管是闪烁其词、不够诚恳的道歉——为何出尔反尔，屡屡发生首相、国会议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政府高官否认侵略的‘食言’呢？”对此，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这是政治家为捞取选票使然。然而，止于表象的解读，未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
杨栋梁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怎样的社会生态会使此类政治家赢得选票？对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当今的日本选民究竟是怎样认识的？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透过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或可管中窥豹地发现和读懂许多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肯定”与“否定”混在的战争观
杨栋梁谈到，司马的作品以历史和战争题材见长，其笔下的项羽和刘邦、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正冈子规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十五年战争”等历史事件使人如临其境。他以文学的笔触讲述着历史，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境描写中，让如醉如痴的读者一面尽情地品尝历史故事的大餐，一面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司马史观”的洗礼。司马作品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影响是公认的事实。有评论认为，司马辽太郎对日本人历史认识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学院式历史学”。那么，人气如此之高的司马辽太郎，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反思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呢？
杨栋梁分析指出，司马作品中，《坡上之云》、《这个国家的形象》、《昭和国家》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对历次战争的看法。
关于甲午战争，司马认为，不能把它“一刀切成非好即坏，而应在人类历史中理解日本的发展历程。19世纪的世界，日本处在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列强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私欲，日本正是以列强为榜样诞生的”。据此，他的结论是，“甲午战争的性质是彻底老朽的秩序(中国)与新生秩序(日本)之间进行的大规模实验”。
关于日俄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司马在作品中着墨颇多，态度也非常鲜明。他在袒露《坡上之云》的创作动机时写道：“当时的社会潮流普遍认为日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此我持异议。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是祖国防卫战的观点更为妥当。不可否认，日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历史现象。但是毋庸置疑，日本是被逼入绝境而不得不竭尽全力去打的一场防卫战争。”在这本书中，司马笔下的日本是个备受欺凌的弱者，“是俄国故意把日本逼入绝境，日本成为穷途之鼠，除了与猫殊死搏斗别无生路”，“如果一定要追究那场战争的主要原因，那么俄国占八成，日本占两成”。
“但无论司马怎样狡辩对俄开展是‘祖国防卫战’，也无法回避那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殖民地的侵略事实，面对战争受害方的中朝两国民众，司马还能为他的‘祖国防卫战’辩解吗？显然，与其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相似，司马依然是以‘时代决定论’、‘时代罪恶论’以及日本与列强同类同罪论为借口，开脱日本的侵略罪责。”杨栋梁指出。
关于“十五年战争”，司马基本持否定态度。他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中写道：“当时的人不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明治二十年后的日本人对国家和政府充满信任，这是实现近代化的最大原因。但是，军部及其帮凶巧妙地利用了近代国民的情感，结果陷入了亡国的深渊。当然，军部自以为那就是爱国。”尽管如此，“除了一些幻想由此发财的商人外，几乎没有谁会相信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正义的”。因此，“无论怎么讲，利用天皇的军部及其同类也是历史的罪人”。
但同时，杨栋梁说，司马对这场战争的否定，主要是批判日本的“无谋”、“不自量力”、“无聊至极”和“毫无意义”，而不是谴责侵略的非道义性。在分析原因时，司马提出“魔法森林论”，把发动那场战争的错误和责任，全部归咎于参谋本部。“基本肯定甲午、日俄战争，基本否定‘十五年战争’，司马对日本近代发动的三场对外战争所持的不同态度，无疑加大了人们准确把握其战争观的难度。”
“司马史观”的“理性主义”特征
司马对三场战争的看法如此，他对发动战争的特定时代又是如何评价呢？杨栋梁总结说，司马的基本结论是：以日俄战争为界，日本的近代，前期是“光辉的明治”，后期是“黑暗的昭和”。
对于明治时代，司马充满钟爱、怀念和向往之情。他在《坡上之云》后记中写道：“这部长篇小说，是描写日本史上绝无仅有的乐天派们的故事。最终，他们忘我地投入到日俄战争这一违反常理的伟业之中。乐天派们具有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精神，只知道大步前行。在攀登的坡路上，倘若望见蓝天中有一朵灿烂的白云，必定是朝着白云向上攀登。”
在司马看来，明治的“光辉”源于现实主义态度与合理主义精神，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靠的也是明治的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
对于昭和时代，司马认为那是个导致历史发展“断裂”的“怪胎时代”。经过长年思考，司马发现“黑暗昭和”的病症是日本人丧失了理性，“不存在现实主义”，其病源则在于“左右思想体系折腾国家和社会”。他指出，黑幕的降临始于日俄战争结束的明治末年，“以那场战争为界，日本人丧失了19世纪后半期的现实主义。日本海战俄罗斯旗舰的燃烧意味着日俄战争的终结，但此后国民思想开始飘飘然，走向糟糕的时代”。
杨栋梁认为，通观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及其相关散文，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史观”、“英雄史观”及“自由主义史观”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司马史观”的特点，但不能说已经把握了“司马史观”的核心，既往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甚至可以说被严重忽视的“司马史观”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其首尾一致彻底贯彻的“理性主义”，如果稍加解释，则是形式上价值中立的理性主义，实质上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功利性理性主义”。
通过讲述近代日本发生的“真实”故事，司马试图告诉读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同样是胸怀远大理想、爱国、向上的近代日本人，理性的明治人创造了明治的辉煌，而非理性的昭和人却带来了昭和的黑暗。也就是说，思维和行事必须保持理性，理想不等于现实，谦卑不等于懦弱，武勇不等于蛮干，强大不等于无敌。总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杨栋梁评价道，客观地说，司马小说之所以具有强大魅力，在于其相对于严肃的历史学著述，是以“情”感人，而相对于普通文学作品，则又是以“理”服人，正因如此，他折服了读者，赢得了声望。但是，且不说司马作品中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舍弃了若干不利于其“说理”的重要史实，仅就构成其史观核心的所谓“理性主义”而言，也是存在问题的。
杨栋梁认为，作为一位具有如此大声望与影响的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作品中传达的“司马史观”引起了大量日本民众的共鸣，然而，司马个人的“功成名就”对于日本民族心智的成长，却未必能说有多大贡献，因为推崇“功利性理性”的司马史观，归根结底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认识和“反思”历史的。在司马辽太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中，“目的理性”是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战争和时代的几近唯一的标准，他强调的只是“理性人”应该按照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行事的“小道理”，而不是道德守范、民族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道理”，其历史认识和反思对当代日本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杨栋梁强调，从侵略战争受害者的角度看，只要日本不改变“司马式”的历史认识和反思态度，就无法真正取信于人，获得谅解。从侵略战争加害者的角度看，顽固坚守其本位的、无视道德标准的历史观，也很难成为受人尊重的成熟的民族和国度。
讲座结束后，杨栋梁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