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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新闻网讯(记者 吴军辉 摄影 任永华 吴军辉)“说起抗战，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炮火隆隆、枪林弹雨的一线战事。敌后抗日根据地那些爱国科学家们的功绩却鲜为人知。这些前辈不应被忘记……”4月9日，南开大学84届物理系校友，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编审、总部机关党委书记常甲辰在给母校师生作报告时这样讲道。
常甲辰，1964年出生，山西稷山县人，1980年就读南开大学物理系。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核工业报社工作。业余致力于中共党史和科学史研究。独立撰写了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丛书之《王淦昌》。
当天，常甲辰结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主题为南开师生带来了题为《科学家对冀中抗日的贡献和启示》的报告。活动由校友办、学工部、研工部主办、物理科学学院承办。讲座前，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会见了常甲辰，并转达了龚克校长的问候。讲座结束后，常甲辰还将此次讲座费用如数捐赠给南开大学。
“冀中”，泛指河北中部，是一块既不靠山、也不傍海的大平原。这个词，兴起于抗战时期，它是指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石德铁路以北、平津铁路以南的这片广袤的大平原，包括50个县、800万人口。这片无险可守、无凭可据的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中国人民，也就此开始了全面抗击日寇的斗争。卢沟桥事变后的日军，迅速南下，向中国腹地进攻。“冀中”首当其冲，成为当时中国抗日的最前线。在抗日的敌后战场，不同党派、民族、阶级、阶层、团体的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常甲辰讲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这样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文艺作品常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事实上，枪炮、子弹、炸药，这些对日作战的重要物资从哪来？”常甲辰说，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枪支弹药寥寥无几，蒋介石、鹿钟麟不会给聂荣臻、吕正操。“那么从哪里来？主要依靠当时的那些‘边区科学家’。”
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人从北大、清华、辅仁、南开等著名大学动员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他们成立了“技术研究室”。这一批爱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使华北战场八路军军工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他们造出了枪炮、弹药、炸弹、水雷。“科学家对抗日战争的特殊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常甲辰说。
报告中，常甲辰详细讲述了叶企孙、汪德熙、张方、阎裕昌、林风、葛庭燧、张瑞清等爱国知识分子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科学报国”、支援抗日的故事。
叶企孙，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生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作。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受聘院士。他的侄子叶铭汉曾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清华师生纷纷南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决定请叶企孙留在天津以“天津清华同学会临时办事处”的名义，负责清华南下职工的转站工作。1938年，叶企孙的助教熊大缜经人介绍前往冀中参加抗日，组织研制烈性炸药、雷管和地雷。当时根据地专业技术人员、原料、器材奇缺，叶企孙毅然站了出来投入到支持抗战的洪流中。
根据熊大缜的要求，叶企孙先后介绍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汪德熙、地学系毕业生李琳(李广信)、物理系仪器保管员阎裕昌(阎复)、机械系工程师胡大佛参加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他还介绍清华大学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当时燕京大学在读研究生葛庭燧，加入到冀中抗战的队伍中。
叶企孙想方设法把弄到的制造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造电雷管用的白金丝、控制起爆用的电动起爆器等运到冀中，期间需要与日军和伪军斗志斗勇。而购买这些物资及运输所用的款项，也全部由叶企孙筹集。
“叶企孙的这些行为有力地支持了冀中军区发展军事工业，提高了武器装备质量。经他介绍到冀中的那些技术人员，更是为后来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常甲辰说。
汪德熙，1913年生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8到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任助教。1941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化工系教授。1960年调核工业战线从事核化学与核化工研究，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1938年5月的一天，叶企孙专程从天津到北平的中国大学找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原来，冀中八路军得到一批阎锡山没来得及运走的氯酸钾炸药原料。熊大缜想用它们制造爆炸力和杀伤力更大的手雷和手榴弹。但是，由于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在试制过程中造成了爆炸。根据地急需一个懂化学的技术人员。叶企孙知道汪德熙可能掌握稳定氯酸钾的方法，便推荐了他。
在熊大缜的帮助下，汪德熙乔装成传教士通过了敌人的盘查来到了冀中边区。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谎称自己去天津教书，每月由叶企孙寄去一封汪德熙提前写好的家信。按照惯例还要一并寄去生活费，这些钱由叶企孙主动承担。
在边区，汪德熙根据一本从北平带去的英文版《高级炸药学》研究了起来，很快，他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方法，并研制出威力更加强大的电雷管控制起爆的地雷。1938年9月，汪德熙听说有一列日军火车将经过顺桥铁路，于是就带着技术人员和工兵急行军赶到埋伏点，把12个大炸药筒埋在一根铁轨之下。插好雷管后，把电线拉到200米外的玉米地里。引爆器就握在汪德熙的手里。
日军很狡猾，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轧道车先后经过刺探敌情。汪德熙他们知道“大鱼”还在后面，就没有贸然起爆。大家一直等到后半夜，一列长长的军用火车才呼哧呼哧地开了过来。当火车头行驶到炸点时，汪德熙怀着激动、仇恨的心情，猛地按下了电键。只听“轰”的一声，火车头被炸翻了，后面的几节车皮也脱离了轨道。这是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车。汪德熙带着工兵胜利撤回。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叶先生和汪先生的带领下，张方、阎裕昌、林风、葛庭燧、张瑞清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常甲辰认为，科研工作者有着自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特点，他们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战斗力的开拓者，应尊重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鼓励他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
“我认为党史研究方面也应加强科学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的专题研究。”这位南开大学物理系校友这样说，也如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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