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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滕维藻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3-13 20:51


  滕强

  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北部盐阜地区一个农民的家庭。苏北的贫穷落后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随父亲回过一趟他出生的地方。那里闭塞的交通及农民贫苦的生活,在我这个于城市中长大的孩子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农民没有什么可吃的招待客人,只能把少许黄豆炒熟,然后加一点儿酱油端上桌来。肉是吃不上的,幸亏南方农村池塘很多,几个亲戚把一个马蹄形的池塘从中间截开,花了半天时间淘干了半塘池水,捉了几十斤鲜鱼,这才给饭桌上添了一些荤腥。

  父亲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虽有几亩薄田,但也无法提供全部孩子上学的费用。最后,祖父只好作出痛苦的决定,让成绩优异的父亲继续读书,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则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对父母的厚爱及家庭为他作出的巨大牺牲,父亲一辈子心存感激。十几年后,当他开始工作时,他就立即回馈报答这个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大家庭。在此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承担了父母的全部生活费用,而且还尽力资助其他人的“非经常项目开支”如年节、婚丧嫁娶、盖房修房、学费药费等等。资助范围不仅限于他的兄弟姐妹,而且包括他们的儿女后辈。在他的家乡,人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当大学教授的亲戚,他是他们遇到困难时的指望。在那个年代里,父亲也从没使他的父老后辈失望过。

  父亲病重过世之后,这种阅读家乡亲友的来信、给他们寄钱的工作又被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来。对父母来说,“等价交换”是不存在的,“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才是他们的为人之道。这种溶于血液中的对农民的认同感,不仅表现在他对亲人的责任感,而且反映在他对其他贫困农民的关切。一九六四年前后,父亲曾在河北省盐山地区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那里农民赤贫的生活状况深深地刺激了他。记得他在一次回家省亲时,对我们几个子女提到那里农民缺衣少食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农村的孩子们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父亲希望我们发动小学班上的同学,力所能及地帮助农村的孩子们。结果我们的呼吁在学校里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反应,几天之内同学们就捐助了几百本用过的教科图书。看到这么多的图书,父亲真是又高兴又发愁,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些图书送到盐山去。最后,父亲向别人借了一条扁担,这个大学教授就这样挑着沉甸甸的书籍上下长途汽车,一路送到盐山农村孩子们的手中。

  父母从小注意培养我们几个子女劳动的习惯。记得五十年代我们住在南开东村时,家里正对着学校教工食堂的后门。父亲要求我们利用暑假到食堂去干活。我们择青菜、洗西红柿、打鸡蛋、清扫地面,干得兴高采烈,同时和食堂的大师傅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家里搬到南开北村以后,父亲又看中了房前院后的荒地,教我们把地开出来,种上了玉米、丝瓜、葡萄、扁豆等。父亲还带领我们挑着铁桶在北村的粪池里掏粪上肥,引来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他常常教育我们“吃的菜很甜,熬得苦中苦”,不要忘了农民的辛苦。父母对我们从不娇生惯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中午一放学,就去学校周边荒地里挖野菜,挖完后脱下外衣包上,不采满一兜不回家吃午饭。我们小学时穿的衣服也都是父母的旧衣服改的,上面补丁摞补丁。一次放学后在图书馆前碰到几个大学生,他们拦住我们问我们的父母是谁。当我自报家门后,一个大学生惊讶地招呼其他人来看,说“看!教务长的小孩衣服穿得这么破!”我当时还不屑地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此外父亲还特别关注我们的学习。文革中我哥哥初中毕业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当时下乡青年们前途渺茫,不少人白暴自弃,虚度时光。我哥回津探亲时,父亲给他买了全套十几本的高中数理化自学丛书,对他说:“不管你将来从事何种工作,这些知识你一定都是用得着的”。在那个无人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哥利用辛苦劳动之余的有限时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为他以后上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我来说,父亲不仅是我的家中长辈,亦与我有老师之谊。他虽然没有直接在课堂上教过我,且因工作繁忙平常很少与我交流,但当我就我的学业发展方向征询他的意见时,却得到他及时的启发,至今仍觉受益匪浅。

  记得参加一九七八年高考时,我的成绩不错,在就读学校的选择上有了较大的余地。说老实话,我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在南开校园里,因此上大学时就想换一个环境。当我就此事征询父亲的意见时,他建议我选择南开经济系:一是因为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方面急需人才,二来南开经济系师资雄厚,在这里学习,可以打下较扎实的理论基础。我那时对什么是经济学一窍不通,只知道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几个词的定义。听了父亲的介绍,我就选择了南开经济系。现在过了几十年,我愈加体会到父亲当年建议的价值。

  记得八二到八四年期间,南开开始办经济学院。在一系一所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管理系、金融系、会计系、旅游系及人口所等等。由于是在短期内的急速扩张,造成了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学生们有很大意见,学校里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也颇有微词,认为这样作有损南开的声誉。我那时留校在金融系工作,也曾就此事当面质问过父亲,问他:“考不上南开的人,毕业后还能到南开来教书,这不是笑话吗?”父亲听到后,并没有责怪我的生硬莽撞,而是一边思索着一边谈。他首先肯定我说得有道理,教学质量下降确实让人忧虑,但另一方面,目前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人才,高等院校满足国家的这一需要,义不容辞。“我不可能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时再招生。”父亲这样解释,“现在是南开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不抓住,我们经济学科的优势,就会在竞争中错失”。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当时的这个决断是很有远见的。八六年我在加拿大留学归来度假,学校里让我开一门西方金融管理的课程。我首先向父亲请教授课方法。当时国内学校讲课,老师要备好详细的讲稿,然后在课堂上一句一句地念,学生则花费全部精力记课堂笔记。我在国外留学的经验则不同,教授只作一番抛砖引玉、提纲挈领的简短发言,然后围绕授课题目提出一些问题及罗列一些不同的看法让大家在课堂上讨论。我本人很喜欢后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法,认为在讨论中学到的知识往往更加牢固。我原来猜想父亲可能更倾向于当时国内的授课方法。没想到父亲听了我的观点之后说:“你说的这种授课法在解放前后亦被国内学校认同,特别是在艺术,经济,管理等分析过程胜于结论的学科里盛行。”他鼓励我不妨在学校试一试此教学法并将学生的反应告诉他。他同时又提醒我说,不要以为这种开放讨论式的教学就不需要备课了。实际上,这种教学更难准备和把握。父亲的支持和提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使我对他的学术人的兼容性更加了解了。

  (本文原载于《博学笃行——纪念滕维藻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刘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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