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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3-13 20:51


  冼国明

  我在1982年初到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导师是滕先生和陈荫枋先生,当时滕先生刚任校长不久,公务很忙,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交流也很少,指导我的主要是陈荫枋先生。我硕士论文答辩时,由于陈荫枋先生向他介绍说,我的论文题目是有关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比较和分析,写得还不错,正好滕先生对这个题目一直很感兴趣,他表示说一定要来参加我的答辩。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对于滕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一一作答,我和滕先生才算是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交流。后来读博士也选了滕先生作为导师,正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特别是在博士毕业留校以后,因那时滕先生已辞去了校长职务,我和他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平时所谈的不仅有学术,有时还会谈到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其他话题,我对先生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滕先生在担任南开大学领导,特别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对南开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国家正处在一个大转型之际。中国的大学在遭受“文革”十年冲击之后,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已有很大的差距。我想,滕先生作为一个校长,他看到了这个差距,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也看到了大学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所应承担的职责,以及作为一个校长所应该做的工作。他在一些重要的学科发展决策方面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因此使南开当时的学科发展走在国内高校的前列。记得我们1978年年初刚入校时,南开的经济学科只有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两个机构,学科和专业也很少,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和世界经济专业。正是在滕先生的大力促进下,南开的经济和管理学科才有了迅速发展。而且,当时这个学科的发展,既缺人又缺钱,若是“等、靠、要”,就不会有南开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当时,腾先生和南开经济管理学科的同仁们抓住了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经济管理人才的机会,积极依靠老校友的力量,广泛争取各方的投资和合作,迅速建起了一批教学和科研用房,创造了当时国内各高校中经济管理学科最好的硬件条件。记得当时我们还在上研究生,经常听到老师们谈论南开经管学科又成立什么系了,又盖起哪座楼了。老师们的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听了也是十分高兴。

  除了建立这些系以外,滕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还在考虑如何提高科研层次,为当时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政策研究服务。建立国际经济研究所就是当时滕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我后来毕业留校后曾问过滕先生当时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滕先生说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对外开放是对整个世界的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面临着很多在理论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研究机构;二是南开世界经济研究的力量较强,建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有比较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发挥南开的优势;三是他们当时在学校层面希望在文科和理科各自建立一个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的层次都要比较高,而且在所长的聘用上要聘请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影响的中国学者。这两个所一是南开数学所,邀请陈省身先生出任所长。另一个就是国际经济研究所,当时聘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人、也是南开校友的李肇敏先生做名誉所长,李肇敏先生推荐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的老校友杨叔进先生担任所长,杨叔进先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在世界银行做过多年高级经济学家,曾率领世界银行专家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依靠出口成长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政策做过考察。由他来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自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在80年代中期,聘请这些学者回国担任研究所所长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滕先生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最终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为了帮助杨叔进教授做好工作,还特地安排曾担任过经研所所长的熊性美教授做执行所长,熊先生当时已是世界经济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在此之前已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和政策做过深入研究,同时和欧美大学的联系也很多。由这两位教授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领导,国经所很快就在国内外建立了很好的声誉。我记得当时国经所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很多,经常有欧美著名大学的学者来讲课或交流,对研究生们的要求也很高。研究生的课程多,国经所的研究生们往往要比其他系所的同学们付出更多的时间读书和写读书报告,学位论文的要求也严。不过,当时国经所的研究生们是很为此自豪的。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国经所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我自己毕业后留在国经所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确实很多。后来体会起来,当时滕先生他们建立国经所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认真地考虑到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一开始就为国经所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滕先生他们为国经所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多心血。至今我依然记得很清楚的是,滕先生和国经所的老教授们在一起讨论国经所发展的情景,多是在滕先生原来在北村的家,滕先生、熊先生、陈荫枋先生、蒋哲时先生、高尔森先生等经常在座,有时有一个确切的主题,有时也可能没有,各位教授各抒己见,各有各的风格,但都直言无忌。滕先生虽曾做过校长,也是他们当中的年长者,但他总是虚心听着大家的意见,最后的结论总是大家一致赞成的结果。所以,正是滕先生那一代学者,为国经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风和所风,这是滕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留下的宝贵的财富。

  滕先生对工商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很重视的。在建国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上沿用了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在大学里传统的企业管理学科的教研模式被前苏联高等院校的那一套所取代。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滕先生他们大概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大学需要建立新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管理的学科了。我记得滕先生曾经谈起过,当时在经济研究所搞跨国公司研究时,他和经研所的教授们商议,跨国公司研究包括三个领域,即经济、管理和法律。当时由陈炳富教授领头做有关跨国公司的管理研究,后来演变成中外管理比较研究,由高尔森教授领头做有关跨国公司的法律研究,后来发展到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在80年代初期,南开由陈炳富教授和其他几位教授带头,在国内较早地组建了企业管理系,后来又邀请了当时在大连工学院主持中美工商管理教育合作项目的,也是南开经研所老校友的张隆高教授来南开执教,南开的管理学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长起来。在此之后又建立了会计系等,为后来建立商学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滕先生对我校学科建设的关注不仅仅限于经济管理学科,他对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也给与了很大的关注。其中最典型的应当说是社会学了。社会学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取消之后,在我国一直是个少有人问津的学科,但是在八十年代初,在我校首先恢复和发展了起来。后来我和滕先生闲聊时,我曾问起当时南开为什么恢复和发展社会学这个学科,滕先生说原因很简单,他在80年代初在北京开会时遇见费孝通先生,当时费孝通先生很苦恼的是,他想在“文革”后把国内已停办多年的社会学恢复起来,但是在北京却找不到高校愿意做这件事。滕先生当即告诉他,北京没有高校办,南开可以办。随后滕先生便向费孝通先生请教该如何做,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已停办很多年了,急缺师资,可以在南开首先办个培训班,他组织教师来南开讲课。1981年初,这个培训班就在南开大学办起来了。当时主要是在77级大学生中选拔了一批学生参加这个培训班,我记得当时我们南开经济系77级也有几位同学参加了这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结束后又设了研究生班,第一批学生中有些人就接着读研究生了。这些同学毕业以后,有的留在南开,有的去了其他高校,还有些同学去了欧美大学继续深造。后来,这些同学大都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文革”之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首先起步于南开并惠及全国各高校,这是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我想这就是滕先生和南开对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和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滕先生担任校长期间,南开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除了原有的中文、历史、哲学和外语外,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法律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滕先生作为校长,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而是如何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建设南开,把南开建设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滕先生就曾和当时天津医学院的朱宪彝院长讨论两校合并的事宜,滕先生认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必须要有医科,因为南开当时拥有的理科和人文杜会学科的很多领域是需要和医学学科协作和交叉发展的,而一个好的医学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和一所综合性大学结合起来。他的这些看法和朱宪彝院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两位大学者的真知灼见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人所采纳,给两个学校后来的发展留下很多遗憾。也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滕先生就觉察到计算机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建立计算机专业。后来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发展遇到一些不顺,滕先生若是提起此事,总是觉得非常遗憾。滕先生在考虑南开学科建设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国际视野,他对国外大学学科的发展非常了解。因此南开当时的学科布局都是瞄准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来设计和发展的。此外,滕先生做事情不光有眼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担当。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他所作的决定,都是出于对社会、人民、历史使命和个人良知的认知,因此他敢于负责任。

  滕先生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胸怀宽广。特别是在工作中,滕先生能把个人感情与工作分开看待和处理。记得有一回,为了学科发展的问题,他曾和其他一些多年共事的老先生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完全是从是否对南开有利来进行讨论和争论的,这并没影响他们多年形成的亲密合作的友谊。而且,在滕先生他们那个时代,南开经济学科内部在作一些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常常有很充分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教授们和一些年轻教师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这种民主的氛围对学科的发展起着很好的作用。

  “博学、多闻、慎思、笃行”,是滕先生非常推崇的一句名言,他一生对这句话身体力行。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开放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有分歧。对此,滕先生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当时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长处与短处进行了综合考虑,提出兼顾两种战略优势的建议,这个建议后来对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政策建议是滕先生对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各自面临的具体国情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各种困难有了充分和深入的了解以后才提出来的。滕先生的治学方法在我们这些学生后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滕先生对我们学生是十分关心和爱护的,在这方面也像他的为人和行事风格一样,他关心我们的不是那些细碎的事情,而是做人做事的大的格局。滕先生言传身教,自然也使得他的学生们多少也有了他对人对事的风格,这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无穷的财富。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滕先生处得到的可能比别的学生更多,特别是在若干年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滕先生给与我很大的帮助,而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和敢于做出的。正是滕先生的帮助,不仅使我,也间接使得南开一批年轻教师改变了命运。而且,更让我永远记在心中的是,滕先生所做的这一切,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本文原载于《博学笃行——纪念滕维藻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刘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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