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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滕维藻老师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3-13 20:49


  李万华

  严师、胆识不凡的学者

  1947年我到南大文学院读一年级。学校规定除必修课外,还应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选一门选修课。根据高年级同学的介绍,我选了遐迩闻名的经济系的课程。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课的是滕维藻老师。滕老师讲课内容新颖详实,常用一些数学方法演绎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他常对国民党当局政治上、经济上的反动腐败诸多事实给以揭露,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选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有西南联大转来南大化工系的高年级学生,也有不少像我这样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不少人误以为选修课容易及格,学习不认真。没料到经过一次小考,让同学们都很紧张。滕老师出的考题很难,判分又特别紧,最高的只有八十分左右,有不少同学考分不及格。经过这次小考,都觉得老师严格要求学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学习了。

  解放前天津《大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它有一个“独立评论”栏目,撰稿人多是著名专家学者。滕老师也常在这个栏目上发表文章,他那种不畏权势,敢于抨击时弊的勇气和见解,令我敬佩。

  支持学生运动,迎接天津解放

  1948年冬,平津战役进入紧张阶段,全校师生集中在位于市中心区的甘肃路南大东院。在地下党领导下南大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后更名为安全委员会,下设几个工作组,进步教师多在其中担任工作。滕老师担任情报方面的工作。当时所谓“情报”就是及时让广大师生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为此,滕老师把他家能够收听短波广播的收音机借给学生们使用。每晚收听到的解放区的消息,抄成文字次日张贴在“南开新闻”里,大家争看,影响不小。“文革”中就因为这个“情报”工作,滕老师被诬为“特务”。

  屡担重任的老党员

  解放后滕老师是最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教师之一。1952年张义和同志和我共同介绍滕老师入党。由于事先的多次交谈,我了解到滕老师多年追求真理的历史,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经浙大竺可桢校长大力营救,才获保释,滕老师从青年时代就积极追求进步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教育。滕老师入党前担任过金融贸易系系主任,并曾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入党后逐步承担了校党政领导工作。他牺牲了个人学术时间,服从党的安排,先后担任过副教务长、教务长、党委宣传部长、党委统战部长。“文革”后任副校长,1981年任校长期间曾有两年兼代党委书记。滕校长是解放后,南大校领导班子里主持过多方面党政工作,在任时间最长的学者型的领导者。

  1978年落实政策之后,我先后在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任职,并在滕校长领导下负责筹建经济学院,亲历了滕校长为南大的发展付出的辛劳,做出的贡献。

  抓住机遇、正确决策

  自解放初计划经济时期,南开大学经过几次大调整,规模有所削减。例如1952年院系调整时,工科各系、所全部调出,财经学院的企管、金贸、会统、财政等系均被调出,后来物理二系也被调出。至“文革”前南大只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文、外文、历史、经济、哲学九个系和一个经研所。“文革”十年动乱,教学设备、各项规章制度等均受到极大摧残,学校的发展困难重重。滕校长继杨石光老校长之后,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再接再厉为南开谋发展。他抓住机遇走出校门,经多方寻求探索之后,开始与中央几个部委合作,培养各方面急需人才。我和李国骥、王大璲等几位同志先后不只一次去过中央二十多个部门,寻求联合办学的机会。最后得到了人民银行总行、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国家物价局、中国农业银行、保险总公司、国家审计署等总计两千七百多万元的投资——相当于由于唐山大地震我校有的建筑受损,教育部每年下拨的四百万元基建专款的六倍多。这大大缓解了学校经费紧张的困难,为学校发展创造了条件。

  领导班子团结一致,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杨石光、吴大任、滕维藻、娄平、胡国定等校级领导,在党委书记张再旺同志支持下,是一个办事效率高,成果多的领导集体。凡是能取得共识的,就立即办理。例如胡国定同志在市里开会时,市委书记胡启立同志提出:急需法律人才,南大能否办法律系。经过讨论,校党政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开办。滕校长派我筹建法律系,潘同龙、盛元山两同志分别任系党政领导。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教室,在主楼一间屋子隔成两个办公室的情况并不罕见,法律系的教室成了难题,有的课程只好租用八里台小学教室上课,条件虽然困难,但法律系总算建起来了。

  领导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的是旅游系。老校友席潮海同志提出,国家旅游局出资由南大培养旅游人才。校领导意见不一致,认为旅游人才不需要在大学培养。既有争议就暂缓办,同时抓紧调查研究,经过论证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旅游系也开办了。

  广开言路

  滕校长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要有利于南大发展的他即采纳。例如物价专业的开设,首先是经济研究所的贾秀岩老师提出建议,滕校长认为可行,几经与国家物价局联系,终于开办了物价专业。又如在八十年代初,我接到北京老校友的来信,说他们有个小型餐聚,问我能否去北京参加。这些老同志都是心系母校,多在中央各部委任职,他们可以对母校提供帮助,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我当然很想去北京与老同学多聊聊。但当时工作太忙,一天忙到晚,星期天也不得空闲,实在没时间赴京与老友欢聚。恰巧滕校长到我家,谈完工作后他说将要去北京开会,我试探着说了北京老同学聚会的事以及我的想法,问他愿不愿意我去。他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想去看看老校友们。滕校长还真去参加了老校友的餐聚,他说听到不少消息,多听听老校友们的建议对学校有好处。确实,这些老校友都是乐于为母校出力的。例如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即是学校以杨校长的名义,由二十多位老校友多方努力,尽早争取到的国家重点研究单位。

  人才、钱财都抓紧

  从滕校长在“中加(加拿大)项目”以及“市长培训班”的两项工作中,可以看到他抓紧工作的情形。1982年春,教育部通知: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准备在中国资助经济管理人才的培训。滕校长派我请管理系陈炳富教授一起做准备工作,及时由数学系、管理系抽调教师组建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陈炳富教授拟定了应开设的课程等。其间滕校长多次催询各方面的进展情况。当年十月中,受教育部委托,滕校长率由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八个大学组成的代表团赴加拿大商谈。我从旧日记里查到1982年10月16、17日记有“……钱荣堃、史树中是我校参加代表团的代表”,“……滕校长代表教育部任团长,他最近极忙,发烧未愈,带病出发”。此后一直到中加项目签约以及中加合作的研究生班开学,滕校长付出了很多精力。

  为争取在我校开办市长培训班(培训中心)的全过程,更可看到滕校长花费的心思。他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会上谷牧副总理谈到为沿海开发城市培训对外经贸人才,准备找几个大学办这类人才的培训基地,在会上滕校长立即向谷牧副总理介绍南开大学的优势,表明南大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会后他马上打电话让我们及时办理向有关部门申请承办这项任务的正式文字手续。当谷牧同志在人大常委会的发言中提到拟与教育部商量选择少数大学,作为沿海城市培养对外经贸人才基地的消息,在报上发布之后,考虑到此消息传开,其他院校也会争取承办这个项目,他又亲拟呈文,列举南开大学在相关经济教育方面的优势,请教育部向谷牧同志代为争取。约十天之后,又专函致特区办何春霖主任,再次表示我校决定办好该项培训工作,同时要求:“基建经费请领导给以支持”。申办期间在特区办任司长的老校友华雁同志多方帮助。在滕校长一再催抓之下,我校终于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当时,我为这个项目以及其他学科合作项目常跑北京。有时我们凌晨四时起床,赶第一班八路公交车赴东站,尽早乘火车赶到北京有关部委,中午我们尚未返津,滕校长放弃午休已经到我家等候消息了。由此可见他抓紧工作的情况。

  与此同时,他力抓人才引进,如邀请前联合国交通经济专家桑弘康教授来校组建交通经济研究所,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者之一的李卓敏教授来校,经他的推荐美国世界银行专家杨叔进教授来我校组建了国际经济研究所。又如他聘请老一辈法学家李光灿来南大任教、组建南大法学所,还特聘费孝通先生为兼职教授,在费老大力支持下面向全国开办社会学师资培训班,继而成立社会学系。他还急切地组织老教师下大力量培植师资队伍,或引进或送校外进修,为新建专业充实提高教师水平。

  (本文原载于《博学笃行——纪念滕维藻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刘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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