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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我是爱南开的”一语是怎样被发现的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6-01-07 10:13


  赵耀民

  南开大学是我的母校。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校团委工作, 1977年“文革”结束以后又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1979年南开大学筹备建校6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有幸为校庆庆典筹备小组成员。当时校领导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一、在校图书馆筹建总理纪念室;二、在校园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总理纪念碑,让我查找出周总理青年时期的名言警句,同时还要以杨石先校长的名义写出碑记。我领命后组织了有校图书馆林秉贤老师、校党史教研室胡霭立老师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随即积极紧张地开展起工作。

  在筹建期间,我们走访有关人士寻求线索,到校党委机要室和图书馆查找资料,又跑到天津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时间就发现和挖掘出许多有珍贵价值的文物资料。如:周总理在南开大学的学习成绩单、在南开中学穿长衫的半身照、觉悟社成员全身合影照(现社会流传的照片只取其半身)、周总理留学日本时期寄给老同学的亲笔信、有关记载周总理当年活动的南开学校校刊等。更为难得的是我们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发现了1920年周总理等20多名爱国人士被捕入狱后由周总理亲笔写的《警厅拘留记》原稿和从校图书馆发现的由周总理在关押期间亲笔所写,由孟震侯、马千里作序,出版于1926年的《检厅日录》一书。这两个重要文献翔实地记载了被捕的爱国人士在监押期间每天活动的情况。如记载了他们在狱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五四”爱国运动等,同时有几处还记载了周总理亲自向狱友们主讲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等活动。

  在我们筹办周总理纪念室期间,现已故去的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总理老同学冯文潜先生的夫人黄扶先先生对我们说:在她家中保存有周总理早年留日时期寄给冯文潜的信件,需要翻找。于是我们就组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她府上,从众多的保留信件中查找,终于发现了周总理留日时期亲笔信。同时还发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开同学会写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冯馆长时任留美南开同学会负责人)的一封长折子信。这封信中主要摘录了周总理1919年3月从日本返津后写给留日南开同学会介绍张伯苓校长当时筹建南开学校大学部情况的信的主要内容。五四运动以后当时被爱国学生声讨的曹汝霖潜居于天津租界地内,他为笼络人心想资助张校长办学,并企图混进校董会。这件事遭到了南开学校爱国学生们的强烈抵制。留日南开同学会抄录周总理信中原文共计三段,其中一段为:“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翻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看重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发现“我是爱南开的”一语使大家十分兴奋,于是密而未宣,收藏起来。不久校领导召开校庆筹备组会议听取工作进程汇报。等到该我汇报时,首先汇报了纪念室展出资料的收集情况,然后汇报纪念碑碑文集句情况。当时我共准备了17条,而把“我是爱南开的”列为第一条。当我念出此句时全场欣然,纷纷问我此条的出处,我作了一番详述。主持会议的校党委副书记崔希默同志(已故)当即断然说,我看后面几条甭念了,就定这一条,于是大家高兴地一致通过。接着崔书记问我能不能找到周总理当年的笔迹。我说不能够,但是能够找出1920年的笔迹,因为我们手中有一份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影印的周总理所写的《警厅拘留记》影印墨迹稿。查找“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字的墨迹,每个字选出五六个,然后拍照放大进行组合比较,选出其中我觉得满意的,于是就成了现在流行的“我是爱南开的”正式碑文。至于碑的后面以杨石先校长名义写的碑记,先由我写出初稿,经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的王文俊同志(后任副校长)认真修改,最后他又请我们的老师、著名汉语学家邢公畹教授进行润色,然后定稿。

  “我是爱南开的”,这是全体南开人的心声。南开母校抚育了我,至今对她都怀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深情厚谊。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蓬勃发展。

  (原载于《南开校友通讯》2007年上册)

编辑: 刘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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