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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经:白话文的先驱
来源: 今晚报 2014年3月18日17版  发稿时间: 2014-03-21 09:36

佛教东传至中土,不久就开始进行佛经汉译。梁启超谈及汉译佛经的文体特点时说:“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他举出译经有十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文体所没有的。首要一个特征就是“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说“一概不用”太绝对,但汉译佛经中的文言语气词大大少于中土文人著作,有的译文几近全无,却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以东汉最早的安世高所译经为例,在安译《迦叶结经》(近4000字)里,只有三个“也”字、七个“乎”字、三个“矣”字,共13个。而安译《佛说骂意经》和《道地经》,只用了几个“也”字,其他几个常用的文言词“乎”、“矣”、“焉”一个也没有。与之同时的支娄迦谶所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32000余字),文言语气词也很少。语气词在表达语气、抒发情感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研究者发现,在译经总共3066例的疑问句中,只有209例用了语气词,只占6.8%,不到同时的中土文人著作《潜夫论》的十分之一。安世高21部译经,19部有疑问句,但只有3部有语气助词。

汉译佛经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者曾作出过各种解释,但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以致矛盾百出。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汉代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而早期译经又主要以口语进行,自然就没有或很少文言语气词。译经中尚存的少量语气词,也并非出自译经僧之口,而是担任笔受的中土文士记录、润色时所加。

汉译佛经语体有个明显的规律:译经僧的中土文化素养愈高,文言语气词就用得愈多,文言程度就愈高;反之则愈低。早期译经僧皆为梵僧或西域胡人,来华几年学了一些口语,即开始译经,故所译口语性强,上举安世高、支娄迦谶皆如此。无独有偶,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亦持相同的语言观:“但教士应该使自己限于用口语写作和学习口语,并且在学会了口语的用法后,用它们来布道。”后人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贵本不饰”、“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的译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等,都是在强调他们所译佛经的口语化。另一位译经僧支谦情况不同,他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的是中土文化教育,不但精通汉文,还“备通六国语”,“博览经籍,莫不究练”,就其汉文化素养而言,已与中土文人无异,所以他的译文更多使用了文言的词汇和语法,“之乎者也”一类也用得较多。东晋的僧肇评价支谦的翻译“文胜于质”,也就是更接近传统文言,与安世高译经正相反。

语气词的口语色彩在各种词类中是最强烈的,如果汉代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而主张以口语宣传大众的译经僧正求之不得,为什么反而弃之不用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反,与之同时出现的《汉书》,虽然在虚词的使用上已经比《史记》少得多,但仍然“之乎者也”满篇,以致时人居然看不懂。《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马融出生于公元79年,十几年后班固才去世,二人算是同时代的人。班固写的书,且是本朝历史,马融还要跟着老师学断句,大部分人也都读不懂;而且未及百年便注家蜂起,至汉末魏晋竟多达二十余家,除注释名物制度外,最多的则是字词注音释义。如果《汉书》确如文学史家所言,用的是时代口语,应该人人都懂,何用注释?

事实是,汉代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之类词汇,它们只在书面语中运用,而没有受过文言教育的译经僧又没有能力模仿,所以汉译佛经才更接近口语。当然,汉译佛经的语体还算不上完全的白话,因为有中土文人的参与,它多少还夹杂着文言词汇。其后,佛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推动白话书面语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研究者将之视作白话文的先驱,其实并不为过。(孟昭连)

编辑 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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