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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成就我的专业梦想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2月19日B02版  发稿时间: 2014-02-21 09:05

陈志强

  第一次阅读《历史研究》是在1978年初。当时,我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刚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在老师的引导下,迫不及待地找到了这本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刊的综合性史学期刊。36年来,在它的帮助下,我刻苦地学习基本知识、提升专业技能、交流最新信息、勇于学术创新,逐步实现了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

  进入历史学殿堂的理想平台

  读大学本科时,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老师们每每讲到与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相关部分的基本知识时,都会推荐大家看著名史学家的文章和著作。我们正是在《历史研究》上读到了郭沫若的《关于司马迁之死》、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向达的《南诏史略论》、翦伯赞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周谷城的《圭田辨》、范文澜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胡如雷的《唐代均田制研究》、季羡林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周一良的《西洋“汉学”与胡适》、齐思和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史学大家的文章,也通过他们的文章知道了田汝康、罗尔纲、唐长孺、邵循正、邓广铭、日知等学者及其研究领域。在同学们心里,《历史研究》是云集史学大家思想,极为神圣的论坛。之后,我们身边一些老师的文章也相继见诸刊端,冯尔康的《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刘泽华、王连升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俞辛纯的《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米庆余的《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以及王家骅、王敦书、冯承伯、于可、李喜所等人的文章,同学们都为之赞叹不已,在校园中还流传出“历史系几大才子”之说。阅读《历史研究》不仅是我们系统地学习史学基本知识的途径,也成为我们了解史学专家们的乐事。直到1983年底,在我出国学习之前,我一直保持着仔细阅读每一期《历史研究》并小心收藏它的习惯。

  1994年底,在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归国后,我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当时我对探讨拜占廷军区制这个问题颇有心得,并尝试向《历史研究》和其他专业刊物投寄论文,其中《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一文很快就得到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肯定以及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自己在历史研究和论文撰写等专业技能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该文也成为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处女作,刊登于1996年第5期。数年后,我的《拜占廷〈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拜占廷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和《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等文章相继发表,并被众多媒体转载,我的相关学术观点也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可。毫不夸张地说,“拜占廷史研究”就如同生长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史学园地中的一株小树,是在《历史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的扶植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交流学术研究最新信息的重要平台

  2003年以后,我先后十多次到海外访问,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希腊文化和拜占廷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直接了解到国际历史学界研究方法的变革。毫无疑问,作为我国史学界第一刊的《历史研究》,在促进历史学最新信息和前沿思想交流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包括目前日益升温的生态环境史等多种最新研究问题,正是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引领下得到了加速发展。如何将当时学术界热点之一的生态环境史引入拜占廷研究,是许多拜占廷学家思考的问题。因为合理地运用新史学观念,重新考察老生常谈的历史事件,能够极大地拓展研究空间;而转换新的学术视角,意味着要对已经熟知的史料重新调研、梳理、解读,进而对现有研究结论重新进行分析、反思、审视。正是在《历史研究》这个史学信息交流的平台上,我找到了运用新观念分析拜占廷史重大问题的切入点,对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地中海世界爆发的鼠疫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利用在国外收集的相关史料,具体分析了该事件的细节,特别是鼠疫造成的严重影响。2008年,我撰写的《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我的笔谈《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 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视角》在第2期上发表。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这些研究成果只是我的学习心得和从新的研究视角探讨古老史学问题的尝试,其中提出的问题远比得出的结论要多得多。

  自200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倡导并发起召开“历史学前沿论坛”,这是落实党中央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号召的具体活动,至今已连续举行了七届。诚如《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翔秘书长发言时指出的,历史学前沿论坛一直在关注中国历史学和世界历史学发展的前沿问题,一直力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引领中国历史学不断向前沿推进。既要推进历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向纵深发展,也要推进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时,我正在院长任上,为办好活动,根据每次会议的惯例,选择一个具有学科影响力、宏观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学院的老师与编辑部的同志们和全国各地历史学家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确定了“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的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省市社科院等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这次论坛涵盖研究领域全面,从中国史到世界史,涉及古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等多个专业方向。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公共记忆与历史重构”、“历史记忆: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历史记忆:近代中国的事件、人物与社会”、“跨学科趋向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比较”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学者们充分认识到,全面了解历史讯息,辩证分析历史资料,去伪存真,复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图景,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历史研究》已成为引领我国历史学界勇于学术创新、攀登史学研究新高峰的学术平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史学家们能够在这一学术平台上,不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强化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中国历史学家独有的贡献。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 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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