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传统词话式的随意议论，叶嘉莹先生以自己精深独到的作品赏析为基础，通过中国传统的直悟慧解配合西方思辨式的精析，诠释了中国诗词的深厚意蕴。她指出，中国古典词学发展过程，体现了爱情与道德从矛盾到超越的过程。

　　叶嘉莹先生首先介绍了词的起源和词集《花间集》的创作历史背景。她认为，与“诗言志、文载道”不同，“词”这种文学体式的起源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为配合隋唐间流行的燕乐歌唱而创作的歌词，并从市井之间流传到士大夫之间。而《花间集》就是士大夫所作歌词的选集，是文人才士在歌宴酒席之间听歌女演唱的歌曲，内容大多是关于美女与爱情。

　　“这样的歌词，与中国的言志与载道的文学传统是相背离的，然而那些士人大夫心中却的确有爱情。”由此，叶嘉莹先生认为，传统的词学正是从爱情与道德的矛盾与困惑之中开始的，因为习惯了言志与载道的传统，人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尺度衡量这种文学体式。她以清人张惠言所编《词选》等例子介绍了这种困惑，并指出后人往往以言志与载道的传统为标准从这些词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而其实却未必是词作者有心托寓。

　　结合阐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理论，叶嘉莹先生阐释了词学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和超越过程。她说，中国自《诗经》开始就有了关于美女与爱情叙写的传统，但叙写方式大多是写实的。屈原的“美人”、“蛾眉”与曹植的“南国有佳人”非写实但却是有特定寓义的。而词中所写的女性乃是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花间集》本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为歌女写的歌词，那些歌女的形象自然是现实中的女性形象。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描写女性的词是男性所写的，而且从作者的境遇来看也确实包含了托寓的可能。因此，词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也许并无寓托之心，但“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使得其作品潜藏了一种可以使读者产生联想的某种“象喻”的可能。叶嘉莹先生认为“词的妙处在于果然包含了这种另外解释的可能性。”

　　接着，她以王国维《人间词话》所写的“三种境界”为例，说明了词学发展过程中爱情与道德之矛盾的超越。王国维的“三种境界”所引用的前人词句已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背离，是读者的再创造”。叶嘉莹认为这种诠释是可行的，“好的词本身有这样的显微结构，是作者给了读者这种解说的可能性。词学发展过程中爱情与道德的矛盾由此得到超越”。而张惠言以“比兴”论词过于偏狭，王国维以“境界”论词过于含糊，因此，在没有相应的传统文学理论的情况下，德国美学家沃夫岗·伊塞尔所提出的“潜能”一词即可概括引起读者丰富联想的内在原因。

　　叶嘉莹先生为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成果斐然。演讲过程中，叶嘉莹先生还以吟诵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诗词的音韵之美，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以其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优雅的闺秀气质博得南开师生阵阵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