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剑

　　“尽快整合区域内资源，使之统筹于整个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大战略中，是滨海新区发展的当务之急。”

　　9月4日至14日，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领导的专家小组深入环渤海地区的石家庄、张家口、北京、唐山等城市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实地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位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是天津滨海新区规划“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被国家发改委聘为“十一五”规划专家。他参与编写了国家发改委牵头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提交的有关天津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多份研究报告被各级决策机构采纳。

　　资源整合 摆脱“一枝独秀”经济格局

　　周立群认为，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的核心问题是北京经济单极增长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研究表明，京津冀还处于增长极形成的初期，区域内创新资源配置极不均衡，北京的单极吸附产生了“创新黑洞”；而长三角则处于增长极形成的中期，表现为区域创新资源呈整体聚集状态，区域内扩散效应也已开始显现。

　　这就是说，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表现为“一枝独秀”，长三角地区则表现为“百花齐放”，因此长三角区域资源整合效率更高。

　　对此，周立群认为，京津冀各城市的经济一体化需要有一个中心区域充当“交通枢纽”的作用，有效整个区域内资源，以改变北京单极增长而扩散不足的现状。这个任务则需要滨海新区来完成。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实地考察中，周立群发现，环渤海很多地区都已开始根据滨海新区的发展重新规划自己的战略定位。“比如山东西北部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就采取了‘错位发展展略’，就是和天津的产业重心错开位，以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而青岛大连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则正在寻找合作机遇，构建和滨海新区相连接的产业体系。这样一来就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的格局。”

　　对于今后加快京津冀一体化的途径，周立群建议，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应尽快拆除行政藩篱，共同商讨和制定区域整体的发展战略及规划，以推动区域内部城市和产业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区域整体优势。

　　扬长避短 发挥“中国硅谷”创新优势

　　日前，周立群所在的课题小组根据实地考察收集到的可靠数据，做出了一份对于长三角地区和滨海新区创新能力方面的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与长三角相比较，京津冀地区的自主创新方面虽然存在资源配置上的问题，但也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

　　从总体看，无论科技资源总量还是国家六大计划项目，长三角科技资源总量均高于京津冀；从资源配置模式看，京津冀以政府和科研机构为主，长三角则是以企业为主。2003年长三角企业投入科研经费比重达67.3%，政府经费投入为17.2%，同期京津冀的政府投入比重近40%，其中经费主要投向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其经费支出占到总支出额的45%。

　　京津冀地区的自主创新优势主要反映在创新成果的产出质量上。长三角的发明专利不足实际授权专利的5%，而京津冀地区发明专利的比例则高达21%。在国际论文发表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京津冀的能力明显高于长三角。

　　区域内百余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更为其建立多层次创新团队提供了可能。一是以科研院所、高校为主体的基础研究创新团队，为其提供有力的智力、理论支持；二是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研发创新团队，为其提供实战经验。两个层次的创新集群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事实上，滨海新区是最有潜力发展为中国‘硅谷’的地区。”周立群充满信心地说。

　　综合改革 走出和谐发展新型道路

　　“尽管长三角的发展道路有诸多经验可供今天的滨海新区借鉴，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周立群指出。

　　首先是历史背景和发展起点的巨大差距。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破题”与“升级”；而滨海新区处在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化的21世纪，承担的是“十一五”期间带动环渤海乃至北方地区经济腾飞的使命。

　　此外，中央把滨海新区定位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就不同于深圳和浦东这些靠特殊政策起家的试验区。“这意味着不是有些政策只有你这里可以实施，而是新政策先行先试，然后向全国推广。”

　　“更重要的是，滨海新区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和谐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光要看数字，还要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周立群举例说，滨海新区的涉外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引进外资和民区产业之间的和谐问题；新型重化工业基地的打造必然会牵出环境保护、资源消耗等经济自然的和谐问题；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必然关系到提高稀缺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而财政税收政策的变动则牵扯到不同区域、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

　　“这一切影响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周立群指出，“毕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