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南开大学校史网 > 校史新论 正文


试论南开公能校训的八大特色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9年4月1日(第1379期)第3版  发稿时间: 2019-04-09 08:46


胡崇玄

  南开系列学校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通称为“公能校训”。在这个校训里,“允”是“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就是“又公又能”的意思。“公”“能”是公能校训的关键词,内涵极为丰富,大体言之,“公”指道德修养和社会担当,也指公共团体建设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培养,“能”指个人能力,也指群体能力。“日新月异”代表了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强调促成社会的实际进步。

  公能校训是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拟定的,集中体现了张伯苓和南开的“公能”教育理念。笔者认为,公能校训有八大特色,即原创性、融会性、社会性、实践性、切实可操作性、广泛适用性、群体本位性、时新性,所蕴含的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在社会领域也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以下结合张伯苓对“公能”的阐释和早期南开的办学实践加以分析。

原创性

  公能校训产生于民国时期,当时各大高校校训,大多出自儒家原典,少部分教会学校校训出自《圣经》,但公能校训的主体“允公允能”在经典中没有任何的原始出处。“允公允能”借用了《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一句的句式,内容却没有联系。《礼记·礼运·大同》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句同时出现了“公”“能”二字,但其内涵主要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古籍中也有“公能”一词,指个人素质的公正能干,如袁宏《后汉纪·顺帝纪》:“峻(任峻)以公能,召拜选”,公能校训所讲的“公能”内涵与之相比要丰富很多。

  正因为其他高校的校训大多直接取自经典,我们很难说某个校训承载的精神和思想专属于某校一家,但公能精神和公能思想无疑源于张伯苓和南开的独立创造。

融会性

  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其教育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也借鉴融合了西方的近代教育思想。如“公能”的社会政治理想,能明显地看到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公能教育崇尚“敬业乐群”,提倡“敬”“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学者李冬君语),而“群”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张伯苓曾长期在欧美、日本考察学习,其教育思想也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他总结说:“余上次环游世界,考察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各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臬。”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后者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对他影响深远。他对“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讲解而重实验”的科学精神的提倡,以及对团体自治、社会公德意识的重视,也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借鉴中西,但他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加以现代化改造。如张伯苓特别重视团体建设,其论述也和《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若合符契,但他把“家”置换成了现代公共团体,教导学生“不仅服役其家庭或与其相关系者”,应多成立团体为社会服务。南开大学创立之初,办学基本以哥伦比亚大学为蓝本,但1928年以后,制定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致力于建设“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社会性

  张伯苓认为,“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他提出公能教育理念,乃是为应对国人愚、弱、贫、散、私等“五病”而发。他和严修创办南开,着眼于“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在张伯苓眼里,学校是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小试验场”,他强调学生应该“到社会里做优秀的分子”“也要帮助旁人,都有社会分子的资格”,希望学校造就的人才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他的这些论述,社会本位倾向都非常明显。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南开特别重视服务社会,面向社会的实际需求办学,在当时的各大学校中可谓独树一帜。

  公能教育思想既针对“治民族之大病”而发,也必然适用于社会教育领域,学校显然不应是公能教育的实施终点。公能思想未来在社会上推广应用有很大的空间。

实践性

  公能校训实践性很强,这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重视服务社会,办学服务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田野调查和实际办事能力的培养;三是要求有实干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四是理想与务实并重,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

  公能教育旨在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非常重视服务社会的实践。张伯苓本人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赈灾、孤儿保育、民间外交等方面都作出过突出贡献。南开学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捐款赈灾、支援抗战等活动,还开办过平民小学,为贫民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南开人才辈出,校友服务社会的精神和成绩也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公认。南开办学重视结合服务社会的实际需求,这在南开大学表现尤为突出。如三十年代经研所和兄弟高校联合建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深度参与了华北的乡村建设实践;应用化学研究所是国内高校第一家冠名“应用”的化学研究所,坚持“研究与生产并重”,为天津等地的民族化工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伯苓办学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认为服务国家必须以深切了解社会的真实情状为基础,所以他办学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田野调查。上世纪20年代南开就建立了社会视察委员会,组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南开的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南开经研所尤以调查实证研究闻名国内外,其学风影响了一代学人。张伯苓还极为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办事能力的培养,他说“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他倡导“学做合一”,他的弟弟、南开另一位“精神教父”张彭春更提出了“力心同劳”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南开的办学导向。

  公能校训实践性的第三个方面是要求有实干精神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张伯苓反对坐而论道的空谈,认为改造社会必须依靠实干。和实干精神相联系的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张伯苓说:“盖南开过去,无时不在奋斗中,亦无时不在发展中,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

  实践性的第四个方面,是理想和实践相结合,务虚与务实相结合,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讲究现实可行性。南开校父严修很早就提出了“尚实”的主张。张伯苓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他认为救国“浮气无用,渐要在实地上下工夫”。在严、张二公的影响下,南开的风气一向理性务实。

  南开办学非常重视实践,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南开系列学校的蜀光中学校训是“尽心为公,努力增能”,“为公”和“增能”也是因果关系,积极从事服务社会的实践非常有利于自身能力的提升,张伯苓强调“劳者多能”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实践也是创新的源泉。张伯苓时代的南开提倡创新也善于创新,和重视实践是分不开的。“土货化”改革等创新,都是在结合国情、躬行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创新。事实上公能校训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从1904年南开建校,到1934年提出“允公允能”,再到四十年代公能校训正式定型,其间经历了近40年的漫长历程。

切实可操作性

  公能校训强调实践,教育理想应该在实践层面切实可操作。公能校训的关键词“公”“能”有很丰富的内涵和组合,既有虚的层面,也有实的层面,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公”既指服务社会的公心和个人修养,也指公共团体、公共参与以及公共生活的训练等。所谓爱公,包括爱不同层次的公,小到班级、团体、城市,大到社会、国家、世界,都属于爱公的范畴。“能”包括体能、技能、智能、才能、学习能力、判断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能力、经济能力、创新能力等很多方面,且不仅指个人能力,也指团体能力、群体能力。

  因为校训思想切实可操作,“公能”在南开并不仅是一种价值理想,而是落实到了制度设计、教学安排、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学术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施为之中。张伯苓为实践公能教育理想设计了注重体育、团体组织等5项训练,具体操作办法非常详细,训练的成果也卓有成效。曾任南开旅台校友会总干事的郭荣生说,南开毕业生社会公认有实干、负责、服从领袖、善于合作、品格洁白、做事效率大等6方面的特质,我们可以认为,南开学生这些素养不是提倡出来的,而是切实训练出来的。

  如南开的爱国教育,和国情调查等结合在一起,倡导爱国从爱公、“练习为公”做起,这样就把爱国教育落在了实处。南开校友叶笃正曾指出,南开不仅教导学生从思想上爱国,还让他们从实践中看到现实中国,用手指触摸到中国,从心灵上感受中国。这样的爱国教育当然能深入人心。再如公能校训倡导团体合作精神,上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就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管理方针并积极实施。南开师生合作良好,和当时其他很多高校形成鲜明对比。

  公能校训的可操作性,还体现在它为成就社会事业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可以简单总结为20个字:奉公立诚,建设团队,公众参与,提智增能,务实创新。张伯苓认为“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在他看来,国家之贫弱,社会公共事业之不兴,与国民愚、弱、贫、散、私等五病直接相关,“公能”教育方针正是为治这“五病”而发。换言之,如果这“五病”能得到纠正,国民普遍“允公允能”,国家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自能上轨道。所以公能校训指示了成就社会事业的方法非常自然。此外公能校训来自南开的办学实践,南开的成功本身也说明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对成就社会事业的重要意义。南开当年是一所私立学校,也就是一家教育NGO,私立学校资金来源于社会捐款,只有秉着为公育才的精神办学、做出广泛认可的成绩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获得社会的支持赞助并在长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的道理也就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对此张伯苓曾多次总结阐述。所以我们可以说公能校训既是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也是他办NGO经验的总结。

广泛适用性

    公能校训具有极为广泛的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不仅适用于精英,也适用于草根。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领域,也适用于社会教育领域,还广泛适用于其他很多社会领域。在学校教育领域内,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也适用于实践教学、课外组织、体育训练以及学术研究等;不仅适用于大学教育,也适用于中学、小学教育,南开系列学校的大学、中学、小学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公能校训不仅适用于修身、治学,也适用于从事社会事业,可以说在修身之外还涉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公能校训适用于许多社会领域。如政治领域,上世纪40年代后期南开校友成立了“公能学会”,致力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公众参与。胡适1947年9月12日在对天津公能学会的演讲中说,他对政治的主张“合乎‘公能’”,要建立“‘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再如商业经营,南开校友、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说,他据数十年思考积累写成10条经营理念,不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南开校友李中泽等创办的企业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便以公能校训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再如公益领域,公益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教育事业,公能校训与现代公益事业非常契合,可以为公益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启示,对此公益研究者已有解读。

群体本位性

  公能校训的群体本位性特别突出,其具体内涵的论述和应用实践,不仅是就个人而言,更是就群体而言。张伯苓所谓“公”,本身就涉及了公共团体建设、公共生活训练、建立公共规范、服从纪律、组织合作、联合国民、着眼社会大局、带动大众参与、社会的民主治理等很多方面的内涵,这些都和群体意识、群体建设相关。张伯苓所谓能,不仅指个人能力,也指群体能力。所以他在校内大力倡导学生建立课外团体,还鼓励校友“结党营公”,积极组织团体为社会做事。南开的“乐群”教育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南开的团体建设和乐群教育成就卓著。1924年《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曾刊载文章说:“团体生活最易起纷争,有党见。而南开大学学生则因此团体之生活而彼此友谊愈加亲密,绝无倾轧之弊。”南开学生善于团结合作、善于组织团体,在社会上是公认的,当年的南开新剧团闻名遐迩,南开校友会则被称为民国第一校友会。

  结合公能校训的社会性、实践性和群体本位性,我们可以看到,“公能”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有极大的社会推广价值。现代中国求取共识、建设和谐社会,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时新性

  时新性指公能校训推崇创新,标举与时俱进,这是“日新月异”的重要含义。张伯苓说:“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学者张鸿说:“在南开校训提出之时,将倡导‘新’的话语写入大学校训的可谓绝无仅有。”

  南开的创新并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而是有很多事实成就。以南开大学为例,二三十年代的“土货化”教育改革,化工系的校企合作实践,经研所研究生培养结合半年的社会调查等,在当时的高教界都是独树一帜的。校友刘东生回忆,“当年南开的师生都很喜欢‘创新’,干了许多首创第一的事情。”

  民国时期的南开师生在实践层面善于创新,和学校的办学思路和教育氛围是非常相关的。这方面笔者没有见到过学者系统的论述,个人作初步探讨,以为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如前所述,南开是私立学校,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二、私立学校办学自主性较强,受行政干预较少;三、具备国际视野,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四、重视实践,善于结合现实国情;五、校风开放、活泼,富于进取精神;六、校内各种思想自由传播,校方不作干涉;七、注重人文素养的全面培养,推行通才教育;八、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鼓励发展特长;九、注重培养学生自动、自发、自创的精神,提倡独立思考。就这最后一点,南开校友、教育学者李凡曾说过:张伯苓“培养的是能够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现代公民,而不是死背书本,墨守成规的驯服工具。这就要用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放手让学生自己成长。南开学校的教学和课外活动,都体现了这个精神。”

  以上是公能校训特色的8个方面,这8方面既各自独立也相互联系,都深刻体现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

  笔者认为,张伯苓提出公能校训并阐述公能思想,不仅是对教育界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思想界的重大贡献,“公能”完全有潜力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社会学派。未来对公能校训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公能”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并适时向国外推广。深入挖掘公能校训所蕴含的思想和智慧,不仅是当下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的需要,对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公民社会发育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弘扬普及公能精神,自然也不仅是南开校方和南开校友的责任,也应是社会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责任。

编辑: 徐悦

校史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