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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南开举行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9-04-08 08:43


    南开新闻网讯(记者 乔仁铭 学生记者 庄晨妍 摄影 韦承金)今年是“南开校父”严修先生诞辰159周年和逝世90周年。为追思先贤、勉励后人,4月2日,在严修先生诞辰纪念日当天,“严修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省身楼多功能厅举行。

  天津市委原常委、市人大原副主任、南开中学理事会理事长孙海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市原副市长、市人大原副主任王述祖,张伯苓先生后人、全国政协原常委张元龙,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君毅,严修先生后人严文凯、严文典等出席研讨会。

  会上,杨庆山、严文凯、杨君毅、张元龙、王述祖、孙海麟先后致辞。

  杨庆山指出,严修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奠基人,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深深影响着南开大学,他的精神人格为南开人作出了典范。重温严修先生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和深刻思想,依然能感受到鲜活的时代性、现实性,对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在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新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南开师生的殷切嘱托,砥砺奋进、爱国奉献、勇担使命,用实际行动纪念继承先贤遗志,将严先生的思想、精神不断发扬广大。

  严文凯在发言中深情回顾了严修先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培育贤才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讲述了严修先生做人做事的轶事,并希望大家发挥群体力量,不断加强对严修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贡献的系统性研究,更好地传承、发扬南开精神和优良传统。

  杨君毅代表天津市委宣传部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严修先生被称为南开的“校父”,“校父”是一种情感,也是后人对他的情感寄托。希望广大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研究相关历史文化资源及重要课题,把严修研究与新时代紧密结合,让严修先生的家国情怀、教育思想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张元龙分享了自己对严修先生的认识并指出,严修先生爱国奉献,他的为人为学与思想著述为南开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会议吸引了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大家交流思想、碰撞火花,共同弘扬南开精神。希望通过大家的研讨,能总结提炼更多爱国主义素材,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为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增添色彩。

  王述祖谈到,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孕育了许多名人,严修先生是其中之一,严先生不仅在教育方面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在工商、时政都有着突出贡献。文化产业在天津潜能巨大,希望大家进一步开发天津名人,加大挖掘力度,珍惜并保护好天津的城市文化遗产,将严修先生的精神思想发扬光大、弘扬传承。

  孙海麟表示,严修先生是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不断深入挖掘。严修先生将爱国基因注入南开精神,他热爱祖国、忠于国家,培养了大批爱国救国人才。南开精神就是爱国精神。南开培育了众多院士专家学者,也涌现了一大批为国奉献的革命先烈,铸就了南开精神文化。希望大家共同携手,深入研讨严修先生思想,将南开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研讨会当天,正值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为表示祝贺,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严修研究会顾问冯骥才题写“先贤为师”赠送给研究会。

  研讨会上,天津市严修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侯杰,贵州社会科学院原所长熊宗仁,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副院长罗容海,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东怡,台湾大学教授卢建荣,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编审、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副理事长陈鑫,天津博物馆原党委书记、馆长陈克等先后进行主题发言。

  侯杰以“校父严修的人格”为题发言。他认为,严修先生有着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魄力,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洞察力。严先生为了创办新式教育、造就新式人才,曾多次赴日、赴美考察,并与张伯苓先生形成了创办新式学堂的共识,坚定了改良私塾、创办新式学堂的决心。凭借对教育的热忱和不畏艰辛的精神,严修先生在南开大学成立后多次捐款、捐书及赠地,并设立“范孙奖学金”,帮助南开的优秀学子。严先生一生执着办学,留给子孙的只有一心报国的执着精神和傲骨。

  熊宗仁以“严修与近代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为题发言。他说,1894年至1897年,严修先生任贵州学政。严修先生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心忧天下的爱国者,是近代贵州思想文化超常规发展的引领者,是清末明初贵州杰出人才的导师和培养者。他对贵州、对中国作出的贡献表现在五方面:一是与时代同频共振,革除科场积弊,引导士子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二是带头捐资筹款,创设贵州官书局,开中国近代图书馆之先河;三是改革书院,创办经世学堂,提倡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救亡图存;四是倡设经济特科,选拔济世人才,首开废除科举之先河;五是教育兴、人才出,经世学堂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成为贵州知识阶层觉醒的先锋,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罗容海以“严修与晚清兴学的‘直隶模式’”为题发言。他谈道,直隶模式的形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天时即庚子之变,地利即东邻日本,人和的本质是官绅协同、各司其职。从大的方面看,直隶模式和湖北模式本出同源,都是新式教育中的一种。但细纠区别,湖北模式和直隶模式本质上是“适应论”和“进化论”的差异。直隶模式通过严修入主学部,为中国教育近代转型开创了较好的开端。

  周东怡以“严修两次赴日视察后的教育活动及其贡献(1902-1910)”为题发言。她谈道,严修先生于1902年8月至11月初次赴日后,创立了严氏女塾,创建了天津第一、第二民立小学堂及工艺学堂、教育研究所、师范讲习所,并大力支持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严修先生于1904年5月至8月第二次赴日后,着手派遣人员赴日学习印刷技术等,广设学校,改女塾为女学,强化教育行政,并于1905年学部侍郎任期中颁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卢建荣以“严修与20世纪中国培才大计”主题发言。他认为,人才问题是中国千年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严修先生采用尝试性的、温和的改革,对科举制的改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严修先生科举顺利,本可以有大好的前途,但他曾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诵读经典和社交联络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交网络,为办学积累了广阔的人脉。中国办学从旧式到新式的变化是严修走出来的。严修先生还和张伯苓先生一起用社会力量办起了超越时代限制的南开大学,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陈鑫以“严修著作概要”为题发言。他谈道,严修先生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稿,这些文稿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至今还没有比较完整地进行整理。为了更好地开展严修研究工作,相关资料整理应提上日程。严修著作大致包括:文集、诗集、奏折及公文、呈启文书、诗钟、联语、歌谣、自定年谱、科举朱卷、考题、书信、日记等,值得学界挖掘,这将对深入了解严修思想精神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陈克以“严修——爱国教育的先驱”为题发言。他谈道,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开展,严修先生深受理学熏陶,他在治学上的探索精神,在从政中勇于创新和担当的精神,办实事而不尚空言,以及在办学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都继承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严修先生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领导的教育改革成果和亲手创办的南开教育体系,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消失,而是成为实实在在的遗产惠及后世。他一生致力于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废科举兴新学,他的思想精神,值得后人不断挖掘探讨。

  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天津博物馆、贵州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代表,以及严修先生亲属,南开先贤后辈、南开系列学校代表,南开大学部分师生校友代表等共同参会。会议由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天津博物馆、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南开校友总会主办。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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