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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康老师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9年3月15日(第1378期)  发稿时间: 2019-04-01 08:42


祝晓风

张圣康教授晚年照 摄影/侯艺兵

  一上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上会刊登一些重点高校招考研究生的启事,还有一些学术期刊目录和出版社(比如商务印书馆)的出书目录。这些我都比较喜欢看,于是,很早就注意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招硕士,导师是高尔泰和张圣康——当时就有几分向往。高先生当年还在兰州大学,而兰州大学文艺学当时还没有硕士点,他就在南开和张老师合招研究生。而到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短短几年却世事沧桑,高尔泰已经不在国内了。

  我在南开求学7年,张老师的教育、关爱就贯穿这7年。

  1987年8月28日,我们同一个中学考上南开的4个年轻人,从石家庄一起坐212次火车,远赴天津。经过路上七个半小时的颠簸,到西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到学校我办了手续,找到13宿舍309,天就黑了。第二天下午,我借了辆自行车,直奔大理道7号张继尧家。张叔叔是家严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一直在天津工作,七十年代曾是天津主管文教方面的领导,八十年代以后,从云端又回到人间,成了一介布衣。

  在张叔叔家聊了没一会儿,他说,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我带你去南开,拜访几位老师,这对你以后学习、发展会有帮助。说完,他就先在家拨了两个电话。放下电话,他就带着我,爷俩儿蹬着自行车,一路杀回南开。

  那天晚上,我们先后拜访了4家,最后来到西南村23号楼,见到张圣康老师。与那几位先生不太一样,张老师穿着比较洋气,西装革履;他高高瘦瘦,说话比较斯文;戴着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还有发型。那天是第一次见面,比较生分,我又是晚辈,自然轮不到我说什么。但是我见张叔叔和张老师聊得融洽,就知道他们交情不一般。

  二年级第二学期,我们上文学概论课。文学概论课是所谓“挂帅”课,理论性强,有指导性。教这门课的就是张老师,他指定我做课代表。四年级第一学期,张老师又开了美学概论,是一门选修课,我也是课代表。文学概论这门课上,张老师组织大家看电影,看了之后,要写作业。记得那年尊龙主演的《末代皇帝》得了奥斯卡,国内公映,张老师也组织我们看了,我记得就是在鞍山道八一礼堂。几年下来,与张老师来往渐多,感情自然也亲近不少。本科的毕业论文,最后也是选的张老师指导。

  时光匆匆,一转眼就到了四年级,又是青年人的人生转折点。找工作几次碰壁,考研究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事。我曾受一位热爱电影的同学的蛊惑,想去挑战一下电影学院导演系。张老师自然也关心我考研的事,希望我能报考他的研究生。——后来,那一年张老师的文艺学硕士就招了两个。

  研究生3年,是张老师和郎保东老师、刘大枫老师3位带,但张老师主讲,给我们开课也较多,文艺心理学,美学研究,中国文艺学美学名著选读,西方文艺学美学名著选读,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都是张老师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是张老师和郎老师合讲,各讲一学期。

  张老师是上海人,有海派风格,比较开放,有世界眼光,比较追新,关注世界新的学术发展,关注当下的文学潮流。他读书极广,可以说遍览中外文学名著,给我们上课,可以把理论与作品充分结合,把二者打通,把理论讲透。不仅如此,因为他和作家圈比较熟,讲作品时,经常可以把作家的经历和人生故事结合起来,我们听来也觉得生动、真切许多。平时聊天,他会聊一些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他熟悉的京津文艺界的逸闻掌故。

  张老师不嗜烟酒,但有一大爱好,看电影。因为张老师是天津电影家协会的,我们这个专业,文艺学,除了文学,理论上讲,文学艺术各门类都要涉猎、关注,所以,研究生期间,张老师仍然给我们创造条件看电影,而且他和天津作协文联都比较熟,有一些内部影片录像,他可以弄来票,组织我们去看。比如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与狼共舞》,那年新得了奥斯卡奖,我们就是在新华路237号市文联看的。

  张老师比较注意提携年轻人,在学术上注意给我们创造学习的机会。郭骅他们那一级硕士论文答辩,张老师就让我做答辩秘书,负责记录。张老师还带我们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主要是天津美学学会的,也有天津社科联的。这些活动,自然都会给年轻人帮助,开阔眼界。

  论文写作,是研究生二年级以后比较重要的事了。记得开题是在第三学期期末。因为我们的专业方向是文艺心理学,那两年,我读贡布里希、伊瑟尔的书,还有维戈斯基的《艺术心理学》,读得比较有感觉,有些自己的想法,就把题目定在了象征问题的研究上。到了写毕业论文阶段,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比较实在、具体了,他对我学业上的指导也最多。但他对我写论文,没什么干涉,只是建议,指导,但修改意见都比较具体、细致,包括文字上的错误,他都一一指出。

  论文几经修改,终于完成,张老师给的评语是:“论题很重要,有现实意义,对众说纷纭的艺术象征问题,力图突破一般象征论研究的常见思路与归纳方法,而从象征客体的生成与特点来展开探索,提出‘象征元’(象征体)这个新概念、新见解,运用了现象学、接受美学、文本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一系列有序化的‘象征元’问题的论证步骤,见解新颖,层次分明,视野开阔,文笔通畅,是一种有新意、有价值的学术探索。”

  这篇硕士论文,部分内容几年后发表在《文艺研究》和《文学前沿》,算是有个着落。张老师指导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20年后为了评职称,我又找出来,投给一家C刊发表了。这些文章发表后,我都把刊物寄给了老师。

  张老师临退休那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人懒心懒”,1995年9月26日,他写信说:

  月初,被《文艺报》吴泰昌拉稿,写一篇评柳溪《战争启示录》之文章。柳来电告我,已发在9、22日《文艺报》上,可我还没见呢。现在人懒心懒,要不是吴泰昌来津一起座谈、拉稿,真不想写。上月交《天津文学》沈金梅一篇,也是欠了半年的文债。如此心态,也是老化之表现吧!

  同一封信中,还说近来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上常见我写的报道,对我记者工作的“勤快努力”、“善于思索发现”,给予肯定和鼓励。

  我现在保存的张老师给我的信,一共13通。这些信,有谈到他的文章的,也有谈家常的。张老师写信,都是直呼我“晓风”,落款都是“圣康”。这平等、自然的语气,透出一种平淡和朴素的亲切。二张老师现在留下来的著作,除了一部长篇小说,两部文学教材,还有这本《徐光耀的创作悲欢》,相对重要一些,对研究徐光耀比较有参考价值,也大体能代表张老师的研究路数。

  《徐光耀的创作悲欢》这本书,按张老师书后的记载,是1992年10月到1993年7月写成的,但是直到1999年6月,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中间,我陪张老师去见过一次徐光耀,还替他们传递过一次书稿。1993年7月,书稿基本写成,张老师专程到石家庄见徐光耀,就书稿中的一些问题和徐当面探讨。张老师问的问题很具体,一边问一边认真记。这次商讨之后,张老师又根据新的讨论,对书稿作了修改补充。这给我印象很深,让我知道什么叫学者的谦虚与严谨。

  因为《小兵张嘎》太有名,普通读者往往容易忽略作者徐光耀的其他作品,比如《平原烈火》《新兵马强》《望日莲》《冷暖灾星》《昨夜西风凋碧树》等等。《徐光耀的创作悲欢》则对徐光耀截至当时的几乎全部作品作了评论,并且结合传主一生经历,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

  在写作手法上,徐光耀将鲁迅推崇的“白描”奉为座右铭,将白描作为基本艺术手段,时时磨练与运用。张老师特别注意到,徐光耀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唯恐松散拉杂,就时时警惕和提醒自己,虽在写长篇,也应该像写短篇那样,尽量做到处处严紧、简练。“这种严格认真的自我要求、自我克制,成为他的写作习惯。他对文学语言的提炼、掌握、使用,也有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富有乡土气息和部队特色的活生生的群众语言,令人感到新鲜、自然而亲切”。张老师认为,总起来看,徐光耀是“一位本色型战士型作家,严谨质朴有余,自由奔放不足。从艺术构思、艺术想象、艺术描写等方面来看,似平还可以更大胆、更自由、更奔放一些”。

  张老师特别赞许徐光耀的一点是,徐光耀在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上,始终表现出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耿耿正直的人格力量。这是老辈人对人与文关系的一贯立场。这本书,一是比较深入,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挖掘;二是比较全面、客观,对徐光耀的人生与创作,有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对徐先生创作上的不足,也坦率直陈;三是有研究者自己的特点,是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探讨,分析、挖掘徐光耀的创作内涵,分析其得失。这是第一本全面评论徐光耀的著作,读这本书,能感到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的味道。三论起来,张老师的籍贯是浙江奉化,他把自己归为上海人,但是生在哈尔滨,原因是,他当裁缝的父亲那几年在哈尔滨做生意。张老师1935年7月7日出生,上小学时,回到上海。当时上海被日寇占领,正是孤岛时期,他亲尝了被侵略被欺凌的滋味。抗战胜利后的那几年,是他少年时比较愉快的时光。他曾经聊起那几年在上海,经常可以看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像《出水芙蓉》,他早在四十年代就看了。1949年上海解放,张老师也沐浴了新中国的阳光。1954年他从上海育才中学高中毕业,考上北大,得到许多一流大学者的亲授,像魏建功、林庚、吴组缃、王瑶、杨晦、游国恩等等。1958年大学毕业就到了天津。1980年他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1996年退休。张老师是天津作协会员,八十年代发表过长篇小说《青春啊青春》。———后来他说过,他之所以要写小说,搞创作,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体验作家创作的心理过程,因为他要研究文艺心理学。他也喜欢写文艺评论和影评,写了,就发在报刊上,《文艺报》《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丛刊》《天津文学》《天津日报》《今晚报》上那些年都能看到他的文章。

  张老师看书多而且快,阅读量大得惊人。几十年搞文学研究,文学评论,他读的中外小说、散文、传记,还有电影戏剧剧本,数以千计。退休之后,他还经常从图书馆借书看,一次就抱回十几本,有小说也有其他杂书。这些书,他一两周就翻完,还回去。晚年,他还保持着对电影的热爱。晚近这些年,光碟普及,他就在家看碟,一些新片子,他看完就写评论,写完就发,自得其乐。他有一篇批评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文章,给我看过,相当尖锐。

  张老师对电影的热爱,始于少年的上海,盛于青年以后的天津。他和李行健大学毕业后分到天津文学研究所,李行健是团支部书记,而张老师不是团员,对政治活动也不积极,平时的打扮作派,比较优雅、洋气———这在当时,大家就不大看得惯,认为张老师的生活作风方面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思想上不求进步。那时,南市有一些小电影院,晚上放外国电影。张老师那个时候工资并不高,但就是爱看电影,经常晚上跑去买票看,夜里很晚才回来。这在当时,也显得很另类。但张老师依然我行我素,用李行健现在的话讲,叫“不改初心”。而我觉得,他的那种优雅,其实不妨说是对那个年代的“大轰大嗡”的漫不经心。性格的散(散淡),学术兴趣的漫,加上为人处世的淡,可以说是张老师几个特点。四2016年夏天,6月17日中午,忽然在微信上收到海南老单发的信息,说张老师6月15日去世了。我一时不敢相信。打电话到老师家确认。不一会儿,老沈从天津来电话,也告诉了我消息,还说了和张老师最后告别的时间。我把手头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顾不上吃午饭,就打车直接往北京南站。上了出租车,我控制不住,掩面痛哭。

  到天津,我直奔老师家,见到师母,师兄,还有师妹夫妇,知道了第二天的安排。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老沈,还有一位师兄,在西南村校门外的崇明路桥上,一起坐大巴车去北仓。可以乘40人的偌大的车厢里,那天除了司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三人。

  张老师和高尔泰、刘泽华同龄,都是乙亥年生,属猪。与高尔泰这样的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比,张老师的一生显得相对平淡,不过是随着时代洪流漂流浮沉。———从履历上的字面来看,的确如此。他经历了战乱和民族不幸,也从头到尾经历了几十年的各种运动,看惯了各色人等的精彩表演。正因为如此,张老师的一生也许更有代表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这时代大潮中,张老师在随大流的表面之下,却表现了他自己的个性。从这一点讲,他与高、刘二位一样,也是特立独行的。他保持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介文人的淡泊与正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几十年当中,他并非没有腾达的机会———如果他愿意的话。从所受教育的先天条件论,我父母都是凭县城里一个初师毕业的学力考上大学,相比之下,圣康老师在同龄人当中,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可以说得到了完整的最好的教育。他五十年代在一班大学者的熏陶下习得的眼界、知识面,自己长年练就的学术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再怎么一般,也比张叔叔和我父亲他们要高出一大截吧。可他终其一生,就是一个文人,既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这真让我佩服。他有自己个人独有的价值体系与为人准则,还有志趣与风趣。他表面洋派,内心却很古典,可说是洋装虽然穿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从他日常对他们这代人几十年历史的反思中,可以感觉到他的立场,那就是坚守良知———至少,没有听说他害过人。在一个从上到下不得不靠揭发以求自保的年代,在一个卖友可以换来富贵的环境里,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很容易。一场大梦之后,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醒过来。张老师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个觉悟的人。这是超越物质层面的智慧,需要非凡的境界和决绝的勇气。

  让我遗憾而又惭愧的是,我对老师的生平,还有他的思想和学问,了解实在太少,少得可怜。他以前和我们讲的那些故事也好,对文学的见解也好,我也没有记下什么。老师对人对事,有自己的坚持,有所守,当然也有所不屑,有所不为。他虽然明讲的不多,但几十年的接触,还是能让我们感觉得到。

  这些日子,我断断续续写这篇文章。有时深夜难眠,就起来翻看老师当年写给我的信。读着老师的信,好像又能听见他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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