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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做学问 寒暑育英才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1-10 11:04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

  杨石先教授以研究学问为终生事业,以培育人才为无尚职责。他为振兴中华呕心沥血。他德高望重,功绩卓著,在教育界和科技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堪称为一代良师和老前辈。

  杨老在南开大学执教62载,就时间而论,尚属罕见。他学而有成,教而有方,为他的学生和同仁们所一致公认。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令人向往。他启发学生,指导自学,着重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作风和思路。他关心学生的学业,更关心他们成长,针对各人特点,诱导他们在特定的领域里发展成材。他不但惦念在校学生,而且还惦念毕业在外的学生,帮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所长,许多南开和西南联大的校友有今日事业的成就,是同杨老的辛勤培养和关怀分不开的。他既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深度,又注重他们基础知识的广度。主持教学期间,他要求教师不时查阅资料,向学生讲授科学发现的新进展、新动向,让学生学到新知识。他十分重视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外语学习,把外语看作是教学和科研必不可少的工具。他要求本科生起码要掌握一门外语,研究生必须学习第二、第三外语。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几度掀起的外语热,很大一部分是受他的影响和鼓动。

  杨老一贯强调理论和实验的结合。他认为,实验是第一手材料,真正的知识要从实验中获得,任何理论或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加以验证。他向大家讲述他在美国当研究员期间,亲眼目睹有的学生由于不会实验操作而被迫改换专业这样一些事情,以此来告诫学生,不要只读书本,而忽视实验。为此,他任教之后,亲自从国外购置仪器,充实完善实验设备,选派得力助教去辅导学生的实验,并经常亲临实验室指导和检查学生的实验。见到有的学生实验不合要求,他就当场演示,帮助学生提高实验技能。为使学生的实验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他和助教一起制定出“实验室规范”。近几年来,他针对教学和科研中不重视实验的时弊,又多次重申上述主张。由于他的努力倡导和躬亲示范,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培训已成为南开大学几十年来师承的传统。

  杨老一贯认为:“办好一个大学,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的质量上”,“提高教育质量必须首先提高教师的水平”,“办好学校的关键主要在教师”。十年浩劫,使得南开大学教师队伍后继乏人,培养新的人才刻不容缓。面临这一困难,他主张:“采取在职学习、脱产进修、出国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主要的还是结合教学、科研逐步提高师资水平。对学术造诣精深的老教师要积极为他们配备助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及对中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经过二三年的努力,使大部分讲师的业务能力达到指导研究生的水平,使青年教师能胜任教学、科研的基础工作。”他还鼓励老教师们多招研究生,遴选优秀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然后回校任教。他身体力行,不顾年迈带头收了15名研究生,亲自安排师生出国进修,亲自聘请外籍教师来校讲课,并亲自出面联系南开大学与欧、美、澳、日等著名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可以说,在解决南开大学“文革”后缺乏师资问题和开创南开大学国际间教学合作新局面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杨老起了决策和推动作用。

  杨老倡导师生关系融洽,不要存在距离。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在回忆他30年代大学生活时曾写道:“南开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而且是一个大家庭。师生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没有的,杨石先老师的化学课,对我说来,并不是本系的课程,而是五六十人的大班,但是杨老师对每个学生单独的关怀,过了几十年的长远时间,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杨老与学生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充分体现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南开的一种优良校风。

  解放后,杨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支持党在教育方面的许多改革。他服从真理,却不盲从谬误。他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从事着教育领导工作。50年代我国各大学均以俄语取代英语,当时他就指出:这种做法非常狭隘,将来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势必要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对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忽视质量、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也曾表示过极大的不安,并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积极支持制定《南开学则》。

  杨老一向坚持:高等学校应担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1954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就指出:“高等学校是国内具有最雄厚的科学研究后备力量的机关”,“应发挥科学潜力积极开展研究工作。”80年代他再次重申:“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这在国外早已经是人人皆知毋庸置疑的了,因为许多研究工作都是首先从大学搞起来的。”当有人说他这是多中心时,他反驳道:“教学和科研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不应割裂分离的。不但理科和工科是这样,文科也是这样。”“教师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开展研究,教学的理论可以指导研究,研究的成果可以丰富和提高教学,所以科学研究是教师岗位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他经常回忆,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的优良传统。解放前,尽管南开是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却有一个经济研究所,一个应用化学所,开国内大学从事科研之先河”。正是在这两个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从50年代初开始,直到他逝世,他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科学事业上。他参加我国解放以来历次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会上还担任重要职务,直接参与规划的制定工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受周总理委托,在南开大学创建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元素所)。聂荣臻副总理和他详细地讨论了元素所的规划和研究方向。他坚信并遵循周总理的“把力量集中到科研工作中”的正确指示,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两年内便取得了荣获国家科技奖的可喜成果,填补了我国农药科研上的空白。同时,在他的指导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教学、科研上,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和提高,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之一。

  但是,十年浩劫中,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校长也未能幸免其难。他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被“改造”,他费尽心血创造的元素所也要找“婆家”被砍掉……他忍无可忍,据理抗辩,当面严辞斥责“四人帮”在天津的死党破坏党的科学事业的罪行。杨老以党的事业为重,冷对猖狂,蔑视强权,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的高风亮节。在那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周总理对他十分关怀,指示天津市委要保护他,师生们也很尊重他,关心他。当人们问他有什么需要保管时,他说:“旧字画不要保管,一定要把我长期积累的几万张科研卡片保存好。”杨老的这种视资料胜珍宝的崇高事业心在南开久诵不衰。他无愧是我们的楷模。动荡之年,尽管搞科研成为一种罪过,但他仍倾注全部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密切注视农药研究领域中的进展,为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寒暑不怠地辛勤劳作。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座谈会,看到了几乎濒于毁灭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开始萌动生机。已到耄耋之年的杨石先教授一回校,就开始治理南开大学,劝导他当年的学生吴大任副校长出山抓教育,他本人则着手医治“文革”期间给元素所造成的创伤。经过多次努力,他相继调回一些科研骨干,收回农药中试车间,成立毒理、激素、剂型三个室组,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为了指导全国农药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他亲自译书编书。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为他锲而不舍的行动所震惊!

  杨老从事于科研领导工作多年。科学要为国民经济服务,结合国情搞科研,这是他的一贯立场。早在1954年,他在《化学通报》上发表文章就主张:“结合生产建设需要,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必须使化学研究工作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密切配合起来。”他指出:“配合需要,联系实际,在过去我们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多年来,杨老一直抓农药研究不放手,正是配合国家需要,联系实际的最好例证。同时,也体现他注重应用科学的立场。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他也主张要在社会上积极寻找和推广它的使用价值。

  杨老注重应用科学,但对基础研究也不偏视。他强调,应用科学要有实用价值,基础研究要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和科学水平。他在谈高校科研时说道:“高等学校是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条件,在研究方向上,理科应以基础科学为主,兼顾应用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文科应同时兼理论、历史、现状三个方向。”他对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核糖核酸这类纯理论的基础研究持赞同态度。1966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科学界对此有分歧,有个别人认为:“花了好几亿,不如母鸡下个蛋,是得不偿失。”对于这种错误看法,杨老在胰岛素鉴定会上,以评审领导人的身份和科学家的眼光予以批驳,他充分肯定这项成果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杨老对科学管理极其重视。他说:“只有搞好科学管理,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如果不懂科学管理,会使优秀人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使很好的技术设备可能糟蹋掉,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应该从战略转移的需要来认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比差距较大,科学管理的水平差距就更大了,那末,对我国来说,赶超世界科技管理水平的任务比赶超科技水平还要艰巨得多。他建议:“我们在努力学经济、学技术的同时,要重视学习科学管理。”为此,我国第一个科学学杂志《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一创刊,他就为它写稿贺祝,并为在南开大学增设管理系出谋、尽力。

  科学需要民主,是杨老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科学要获得繁荣和发展,必须有民主作为它的前提和保证。杨老为此曾专门撰文论述,他写道:“没有学术上的民主,无异于取消科学研究,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自然也只能告休于天下。因为很难设想,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下,会有科学的春天。”他又写道:“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劳动,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开展自由讨论,是科学工作本身的客观要求。”因此,他建议在科研中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要服从真理,不承认任何特权;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坚持“三不主义”,积极开展自由争鸣,力戒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待学术问题。众所周知,50年代,由于学术上的争鸣,不少人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杨老曾为这些人作过申辩。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被错划右派后,他第一个要曾来南开大学工作,因极“左”思潮设置禁令,调动只得告吹。杨老为此事曾向有关人士当面抗议。

  在科研上,杨老反对搞个人小天地,主张发挥集体力量。1954年,他就著文强调:“组织起来,紧密的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作用……放弃过去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要合作,要协同作战。”60年代,他把这种协作具体化了,即“小配套,大协作”。二十多年来,元素所在完善研究体系的同时,大力开展同外单位的合作,包括互接对方题目,互送技术、情报,联合攻关等。

  在科研人员的编制上,杨老早在50年代就在实验室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梯队,做到了后继有人。他敢于把青年人放在主要的岗位上,认为这是锻炼青年人的最好方式。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导。

  杨老非常重视科研上的学术交流和实地调查。他时常用周总理的“科学研究上我们要踩着别人肩膀走”的指示来教育大家。几十年来,他带头搜集资料,积累卡片,多次不辞辛劳地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亲自派遣人员出国作学术访问或实地考察,并亲自邀请外国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和指导科研,从而推动了南开大学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开展。同时,他还不顾80高龄,亲赴农村观察药效,把实地调查当成他选作课题的第一手材料。

  实事求是是杨老一贯的宗旨,同时也是他的科学态度。他认为,科学研究是反映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来不得半点含糊,更不能有虚假。为此,对于实验数据,他要求极严,必须达到:成功的让人能重复,失败的要找出原因,并要有具体数据来加以说明。他时常深入实验室检查实验记录,发现问题立即指正。他最反对不做实验、凭经验下结论的空谈。他本人科学素养很高,仅以论文署名即可看出。有人想排他的名字发表论文,他不同意。后期和别人合作论文,他主动把名字放后。最近几年,因他年事已高,不能到实验室指导实验,连名字都不让写,并特意给元素所送来了书面声明。

  了解杨老的人,都深知他的为人。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长者自居。他一向待人宽,对己严,为人师表,连生活细节也不让人挑出毛病来。他一生在信件来往上从未出现接信不回的事情,甚至连小学生来信,他都亲笔回复。他身兼数十职务,大量的社会工作和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使他无暇专著更多的书籍,他为时间对他吝啬而深感惋惜。

  杨老是我国有机农药研究的先驱。50年代初,他就开始植物刺激剂方面的合成和生测科研,后来又从事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等品种的研究,取得过多项成果。他的农药研究基地虽在南开,但他所肩负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却是全国性的。多年来,他总是定期用书面材料向有关部门提供适合于我国研究和生产的品种,为我国农药研究指出了科研方向。我国农药研究该如何搞,他有一整套理论和设想,创仿结合,普筛品种。高效低毒是他60年代的主张,70年代他又加上低残留。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又主张向超高效和无公害的仿生化方面进展。为此,他多方联系,80年代初就派遣助手去美国农业中心学习,这也是美国农业部接待的第一位中国访问学者。

  杨老在农药科研上的学术成就,集中地表现在化学结构与毒性、生理活性的关系上,以及对这一关系的系统认识和规律总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药研究和农药生产的进展。

  化学化工界人士都知道,世界上有机农药起步较晚,我国就更晚了,它既是一门年青科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搞一个品种,往往要很长时间,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据统计,西方的一个品种至少要花40万美金,时间也要8至10年。由于周期长和部分农药对环境的影响,有一部分人就主张用生物农药来取代化学农药。杨老列举世界上农药生产逐年增加的速度,又以若不使用化学农药全世界农作物的产量将剧减30%-40%这些事实,严肃地指出:“一些生物农药虽具有选择性高,不易污染的优点,但化学农药收效快,宜于大规模生产的特点,单用生物农药是不足以大面积地防止病、虫、草害的突然袭击。”他还指出:“生物农药说到底仍是一些具有不同结构的有机化合物,弄清有效结构后,通过有机化学技术完全可以合成结构相似、性能更优越的化学农药。现阶段一些化学农药的缺点,可以通过新旧品种交替或混用来加以改进,不应取消。”他殷切地希望,从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药理学的工作者,相互合作,相互渗透,以期研制出高效、高选择性、降解完全的无公害新农药。

  在农药科研的基础上,杨老于50年代就开展有机化学中的新分支——元素有机化学的科研工作。他是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开拓人,学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有机磷化学上。他抓住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变化的这一特点,克服了某些有机磷产品不易分离和毒性大的困难,对硫代磷酸酯类、磷酰胺类、磷连杂环类、磷酸酯类和含磷杂环类等,系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对有机磷化合物的互变异构现象和水解动力学、有机磷离子交换剂、有机磷化学的反应机理等,特别是在有机磷化合物结构与生理性能间关系方面积累了大量数据,探索到一定的规律,对含磷的不同价键的稳定性及其生理活性的影响,也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杨老在有机磷研究中,涉及范围很广阔。他先研究硫代磷酸酯类(一硫代、酮式、醇式、二硫代、不同取代基),接着研究含磷杂环化合物,搞了环磷类,又搞含磷高分子,后来把含磷研究扩展到石油化学中。

  杨老的一生,是育人的一生。他一生中培育了几代化学人才,早已桃李满天下。仅解放前培送出国留学的就有二百多人,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在国内就更多了,他们当中有的是我国的化学家,有的是部门领导人,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13位是他的学生。全国解放后,杨老为国家培育的人才不可胜数,五十年代的学生,现在是科技骨干,六十年代的是科研中坚,七、八十年代的正是我国寄于希望的青年科技人员。为培养人材,他花费了毕生的心血。

  杨老把每个人都看成有用之材,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他经常勉励大家:“你们应当踩在我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肩膀上,赶超世界水平。”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是值得讴歌、值得学习的。

  早在40年代,杨老发现学生陈天池不但业务好,而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于是,他就送陈出国深造。50年代初,陈一回国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施展出卓越的组织才华。文革中,陈被迫害致死,他拍案顿足,老泪横流,大声疾呼:“毁灭人才呀!”试想,与他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支持他事业的老伴去世,他能强忍悲痛,没有掉泪。这里已充分地反映出他视人才如乾坤的人才观。

  又如,元素所有一位中年科技骨干,来南开大学之前在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单位工作,杨老与她素不相识。但杨老从侧面了解到其人基础知识和外语较好,觉得有识之士未尽其用,于是就费尽周折地把她调入南开,第二年就送她二次出国学习。此人果然不负众望,短短几年之中,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两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最近,她深有感触地说:“杨老是我的恩师,是他支持、培养了我。”类似这种情况还有许多许多。

  杨老培育人才不光为南开,他首先想的是全国。在那“读书无用”论的高潮时期,一位东北青年向他求教化学,他不顾身处逆境,给这位青年寄去了书籍。近几年当中,他不厌其烦地为甘肃、内蒙、北京、广东和石化部等部和省市的有关单位推荐了几十名互不认识的人出国进修,深得这些单位的普遍赞誉。最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元素所有一位同志就要调他校工作,在他的出国学习占南开指标的问题上,有的领导持异议。杨老得知后说:“我们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嘛。”正是这句话,解决了这位同志的出国问题。该同志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杨老倍加关怀,予以支持,回国后就调到北京去了。这里还需指出,杨老不仅帮助联系推荐,而且还给每个出国学习人员制定选修方向,叮嘱他们的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问题。做这项工作,有时在家里,有时是趁会议的休息时间向这些人耳提面命一番。

  杨老在使用人才上有许多独道之处。70年代末,他就放手让中年教师协助他带研究生,从选题到实验,从不定框框。他让这些人在实际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这些同志得到导师的信任,工作上十分卖力,带出的研究生质量并不比老教师的逊色。由此可以看出,杨老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善于用人的技巧。

  (本文原载于《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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