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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科研为兴国 呕心沥血育英才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1-10 10:57


陈舜礼

  杨石先诞生于1897年(清光绪22年),享年89。这一历史时期内,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列强欺凌宰割,国土大片沦丧;国内反动统治者则迭代相承,不惜出卖祖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置祖国于危亡之境;直至1949年,始得红日高升,在祖国的大地上建立起了新中国。从此,民族走上了奔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在1949年之前,杨老已经在民族的凄风苦雨中渡过了52个春秋。他受尽民族屈辱和目睹人民颠沛流连之苦,尤以他多年身居天津,执教南开,更有切身之痛。日本帝国主义者步步侵入我国,视天津为“征服中国之咽喉”,视南开学校为眼中之钉。日帝多年对天津、对南开学校,进行侵权渗透、破坏骚扰,以至七七事变之后,在天津尚未被敌寇吞占之日,天津日军即开炮轰击。第一炮打的是旧河北省政府,第二炮轰的就是南开大学;次晨敌机飞空亦是轰炸了南大。日本侵略者对孕育着爱国主义和抗日反日思想氛围的这个校园是满怀寇情敌恨,必欲毁之、洗劫之方称甘心的。

  杨老身受其痛、目睹其惨,满怀救亡奋强的激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振兴祖国。以后他毕生所做所为的,不是独善其身,也不是只图独力奋战,而是锐意要培育一代又一代的高素质的人才,要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发展学术,繁荣经济,建设强盛的祖国。

  我是晚辈,杨老长我二十年。当我1917年出生之时,他已是在清华毕业,负笈赴美国留学了。缅怀杨老的一生,我没有资格全面来陈述他的种种高尚品德和渊博精深的科学成就。至今我怀念之所及,只能是我追随和受教于杨老的三十六年之中所感受到的和能够懂得到的一些突出的事迹和印象。

  我得识杨老之面,是天津解放之后的1949年。那年夏,我从美国留学归来,受聘进南开大学财经学院任教,当时杨老即是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后来才逐年加多接触,多聆教益,加深认识。但在此之前,杨老之名和他对建设和发展南开大学的盛名则是仰慕已久的。1937年,抗日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两次联合南迁,由长沙而昆明。那时我是清华的学生,随校就读。三校师生融洽相处,同学之间时常交谈评说各自所在学校的师长。从中我就听到杨老博学多才、专业精湛的显赫名声,特别对杨老热爱祖国、热爱学校的可敬可佩事迹,读者更是赞誉备至。他们谈到1937年7月下旬,在天津沦陷之前,在天津日军炮击南大之后,学校少数留守人员中的学校领导人,就有杨老和当时学校的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他们在学校如此危急的时刻,一心顾着留守的紧急任务,事先只把夫人疏散了出去,本人则冒死留守,最后在学校被炮轰机炸、房屋多起火焰冲起之时,才一概不带家中的细软什物,乘着小船循校后一条小河离开学校。热爱学校就是热爱祖国的表征,当时就听了南开同学的倾诉,不禁喟然一叹,对杨、黄这样两位名声显赫的教授勃然起敬。有这样的教授,这是南开大学的骄傲,也是我们西南联合大学的光荣。

  我在南开大学后来还担任过副教务长和总务长,要参加校务会议和在杨老办公室汇报和研究工作,同他接触交谈和听聆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他工作十分繁忙。第一,除了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之外,他阅读书刊不辍,钻研业务不辍。有时到他寓所书房相见,他桌台上常常堆放一批外文书刊,手不释卷。我得悉他孜孜不倦地在深入钻研元素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发展学术,繁荣经济”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率先开展农药研究。以后并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南大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他率科研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十余种农药,填补了我国农药化学的空白,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了力量。杨老成了我国元素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十年动乱期间,也冲击到了他,而且元素有机所也受到了破坏。这使杨老非常难过。动乱结束以后,他已年逾八旬,但还满怀信心着手医治这个研究所的创伤。言念及此,杨老这种科研献国的精神,不禁使我热泪盈眶,尽管其时我已离开南大他就了。

  第二,杨老不仅是南开大学的元老,他更是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巨星,是此中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头人、领导人之一,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开国之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历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等等全国性的政治、教育、科学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这些组织要调查、要研讨、要规划、要部署、要评议、要决策,开展种种活动。杨老不论寒暑几乎每月都要去北京二、三次,每次稽留三、五天,七、八天,有时甚至更长。

  他如此繁忙,对全国、对南大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是难以估量的。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他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宏愿矢志不移,为此而勠力振兴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亲贤爱才,甘为人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人才。他也秉此宏愿,倡导科学研究应当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一面如此建言立论,宣传呼吁,一面就躬自力行,终成科坛巨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深受全国科学和教育界及南开大学前后几代师生员工的敬重和爱戴。于今思之,真可称颂之为:“杨老毕生呕心沥血培育后生,毕生以科学专长献身四化大业,毕生追求进步,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杨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永远是值得我们敬仰的红色教育家和科学大师”。

  在杨老繁忙的工作中,还必须提到一项他的令人崇敬的重要贡献。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天津和全国解放以后,统一战线决不能加以削弱,而是必须要扩大、要加强。在天津解放之初,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这个以文教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天津这样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城市,还没有建立其分会。民进中央适时计划要在天津筹建分会。该会中央领导机构筹商再三,拟议敦请杨老这样一位教育和科学界的巨子领头开展筹备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对此深表赞同,并允予积极协助促成其事。

  民进中央在中共天津市委大力支持下,几经与杨老磋商并郑重敦请,终得杨老俯允,事经年余,在杨老积极筹划部署和分工筹办之下,民进天津市分会于1953年元月4日成立了(后改称民进天津市委员会)。杨老被选为分会的主任理事,李霁野、潘承孝同志为副主任理事,我亦被选为委员并担任一个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杨老的各方面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他既经承任一职即十分负责。分会的各项重要会议,只要他在天津,无不准时到会,认真商讨会务。

  杨老加入民进之后,对全国的民进组织也认真关心,并提出精辟的意见。他后来被选为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常委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他作为天津民进的主要领导人,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团结带领天津的民进广大成员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杨老是社会主义教育家和科学大师,这里还必须提出,他是民进的元老和可敬的楷模,是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一位优秀的战士,这也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优秀业绩。

  (本文原载于《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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