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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道德文章永世楷模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7-01-10 10:55


滕维藻

  杨老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教育家和科学家。他教泽广布,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是我国化学界的泰斗,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张伯苓先生高瞻远瞩,创办南开,艰辛备尝。联大而后,石先先生和钰生先生代表南开,济困扶危,撑持危局,实属不易。复员归来,初识先生。忝列教席,先生优礼有加,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先生深感师资力量亟待加强,乃亲赴美国礼聘人才,登门拜访,煞费苦心,尤其化学、化工人才济济,阵容甚盛。工科三系师资亦较整齐。对人文社会科学师资,亦多方面设法罗致。当时杨老对南开最大的贡献,当数师资力量的加强。

  杨老归国后,正逢张伯苓校长委托何廉先生托理校政,但不久何先生即去美国,改由杨老代理。天津面临解放前夕,学校由地下党支持的安全委员会维持局面。杨老从大局考虑,尽量与安全委员会合作,以期保护学校校产及师生安全。杨老当时处境比较困难,他不便以官方身分即校委会负责人面貌出面交涉,又不便以民间身份即安全委员会面貌出面,只能委曲求全,一切以护校及师生安全为第一目标。杨老那时住在我们家里(即原甘肃路南开大学东院),我们家里挤住了很多人,为了尽量避免打搅,杨老早出晚归,我们觉得很是不安。杨老和其他老教授如邱宗岳、冯文潜、黄钰生等面对国民政府的南迁(广州)计划岿然不动,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在思源堂楼下教授会上讨论是否南迁时,由于这些老教授们的正义行动,南开教授们虽然口袋里装着当时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雪屏送给他们全家南下的机票,但除个别家在南方的教授以外,没有人响应南迁,使国民党当局迁校的阴谋归于破产。

  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谈,王金鼎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初来南开大学主持党的工作,与杨老努力争取有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运动不断。杨老眼见学校难得稳定,心甚忧之。当时王金鼎同志代表天津市委文教部负责高校院系调整,了解各校情况,杨老觉得金鼎同志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当、坚定,接受有关同志建议,向黄松龄部长当面请准派金鼎同志来南开大学工作,担任党总支书记(后改为党委书记)、政治辅导处主任、历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金鼎同志来后,学校政治氛围渐浓,他经常亲自或请市委领导为师生做政治报告,开展系统理论学习,组织进步教师加入共产主义同情者小组。他在东村的住宅,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其后不久,高教部又派老同志刘披云来南开大学,党政领导均有所加强,杨老得以摆脱日常校务,用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领导工作。

  20世纪50年代,杨老奔波于京津道上,备极繁忙。一方面他忙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中国化学化工学会工作,由于他德高望重,一心为公,团结同志,士林钦仰;一方面他忙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率团赴前苏联考察,受周恩来总理委托,筹建我校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后来又接受国家任务,在我校筹建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这两个单位后来由国家统筹安排,集中到兰州发展。杨老以大局为重,毅然割爱,欢送教师西去,这和他往日积极延揽人才相对照,更显高风亮节,令人钦佩。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老因周总理的关怀保护,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形势日益险恶,杨老亦不能幸免。“工宣队”和“军宣队”发动一些无知青年,强行组织群众,在校内电影广场对杨老进行所谓批判。杨老对“四人帮”的爪牙完全采取蔑视的态度,昂首望天,在一些人“杨石先低头”的号叫声中,大义凛然,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坚持原则、蔑视宵小的大无畏精神,迫使“工宣队”和“军宣队”不得不草率收兵,杨老取得精神上完全的胜利,群众心底里对杨老也更加钦佩。

  霹雳一声春雷响,“四人帮”垮台了。“工人阶级改造大学”“无产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的闹剧宣告结束。随着小平同志的复出和对科技、教育的高度重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受到批判,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蔚成风气,高校招生考试也恢复了。杨老欢欣鼓舞,去京参加了科学家座谈会,回校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杨老精神上更年轻了,但是他毕竟已经高龄了,他需要休息。1976年的地震使他身体疲惫,夫人的去世也给他以很大打击,久病不愈增加了人们对他健康的担心,组织上考虑并满足了他退下来休息的要求。

  杨老是出色的化学家,杨老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著作等身,他桃李满园,他是宽厚的长者,也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从联大以来,他艰辛备尝,撑持南开数十年,世人知中国者皆知有南开,知南开者皆知有杨老。杨老是南开的化身,杨老的道德文章永为楷模,杨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本文原载于《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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