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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子从军始末

来源: 《今晚报》2016年6月24日第24版  发稿时间: 2016-07-04 10:07


潘前芝

  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这些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安宁的校园,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场,许多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姓名,大多刻在位于今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总计834人,后亦有人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

  第一次从军热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及沿海高校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首先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1月1日开学。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后,日军占领南京,进而逆江而上,武汉、长沙告急。在此局势下,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都主张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抗日活动。

  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主动提出开设军事教育课的要求。许多学生提出申请“参军去”“到前线去”。校方为适应战时需要,于1937年11月15日成立了大学军训总队,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和训练。曾担任过海军军官的校常委张伯苓任军训总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任副队长,下辖五个男生中队,一个女生中队。不久又成立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由张伯苓兼任。12月上旬设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黄钰生、樊际昌、潘光旦为委员会委员,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工作的就有295人。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将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扩充为第200师,急需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参军的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大多被分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工作。

  其余人员主要参加了各种战地服务团,活动地点主要在山西、陕西。据部分学生回忆,他们一行于12月下旬离校,奔赴当时北方救亡活动中心山西临汾,到了临汾原打算上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后因故未成,在临汾城内平津流亡同学会总部负责人李昌的介绍下,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并按要求去国民党35军傅作义部开展工作,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抗大学习。这部分人,有的后来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有的又回到联大复学,有的失去联系,有的牺牲。

  征调翻译员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8月1日,蒋介石下令,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上校的指挥下正式成立志愿队(通称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

  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数量上也不能满足需要。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后即可回校。这次共征调70余人,已从长沙迁至昆明并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占了大半。大规模的征调发生在两年后。

  1943年11月9日上午10点,联大校长梅贻琦亲自组织学生集会,做动员讲话。他告诉台下学生,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有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12日,联大教授会议作出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寒假后一律征调为译员。被征调者分两批入伍,第一批为文、法、理学院学生;第二批主要是理工科学生。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达400余人。时任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这批入伍学生大部分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的译员训练班学习,少数理工科学生考入航委会高级机械班学习,后被分配到空军,长期飞行于“驼峰航线”上。

  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7月6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总统杜鲁门下令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授以铜质自由勋章。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等12名联大学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

  青年远征军

  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为支援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发动豫湘桂战役,妄图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陆上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军突入贵州独山,威胁贵阳,昆明、重庆均受震动。

  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随后,他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青年从军。

  1944年11月15日,西南联大成立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由于担心蒋介石是在为打内战做准备,一开始,联大学生报名不甚踊跃。联大教授张奚若也发表谈话,劝同学们“不要盲从”。

  在重庆政府几次来电催促并下达最后期限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召开大会,梅贻琦邀请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做动员讲话。最终,这次报名参军的学生达到近200人。1945年1月28日,参军同学入营,被编入青年军207师炮一营。这批学生全部被分配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的兰迦学习汽车驾驶,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日本投降后,绝大部分学生都回校复学。

  除了上述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文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摘自《看历史》)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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