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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求学记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6-05-06 15:27


作者:曹智英

  (本文作者曹智英,1936年生,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学制五年,1962年毕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军事经济学教授、大校军衔,现已退休。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教授推荐此文,作为一部完整的年级史呈现给读者。)

(一)

  一九五七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建成了鞍钢、武钢、包钢,第一汽车制造厂,青藏公路,开始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但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社会生活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上层已经出现了反冒进的呼声。在政治上,反右斗争中的“引蛇出洞”阶段已经结束,引蛇人斩获无数,又乘胜追击,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正在遭到围歼,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的大学的。

  列车离开广州,我就在汽笛声中北上了。

  一个人作如此遥远的长途旅行,我还是第一次。

  “轰隆隆,轰隆隆······”火车在前进着。

  很快,夜就深沉,但我因思绪万千而无法入睡。“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而未来的一切,于我又全然是陌生的,况且留在我身后的家人,还有太多值得牵挂之处。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所以我一直呆呆坐着。火车快到韶关,才有些睡意。而一到韶关,许多少年时的往事又浮上心头,或清晰,或模糊,或忧愁,或恐惧,扰得不能入寐。因此,直到车入湖南,我才朦胧睡去。

  第二天醒来,满眼都是萍水相逢。略一打听,才知道同一个车厢内的都是青年学子,基本上都是从广州考入南开和天津大学的新生。这样,大家就开始搭讪,交谈,相互询问是哪个学校、考入什么系的了。到南开的,有物理系,有生物系的,有数学系,有化学系的,等等,文科的就我一个。高中同班的林均明入的是生物系,但没有与我同车,他是比我后一天上路的。同行中有个姓欧的物理系的同学,是个象棋高手,周围与他对垒的人,在他面前纷纷辟易。本来我想同他玩一玩,细看之下,觉得不是他的对手,就乐得藏拙,让他自个儿称孤道寡了。后来了解,他是广东省学生象棋比赛的亚军,颇有专业水平的,同我们根本上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时火车已经在湖南境内。从自然风物方面看,这里与广东风景不殊,但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广东,沿途的车站都显得非常陈旧甚至破烂。只是物价远比广东要便宜。车站上小贩兜售的一角钱的盒饭非常实惠,三角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又肥又香的大烧鸡。看到别的同学争先恐后地购买,我也食指大动。无奈囊中羞涩,踌躇久之,还是没有出手,自个儿闭目养神去了。

  学生坐车,可享受半价,但只能坐硬座,而且是慢车,走一会又是一个要停的小站。因此,途中都是感到比较疲倦的。好在周围都是同学,大家就不顾雅不雅地睡到地板上了。男孩子睡一摊,女孩子睡一摊,留下一两个照顾行李。就这样,经湖南,入湖北,第三天早上到了汉阳。

  当时,武汉长江大桥还在建造中,我们只能乘坐摆渡到汉口。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我第一次越过长江。看着龟蛇对峙的江山,望着万朵金鳞中一往无前、滔滔东去的流水,我情不自禁地默诵起杨慎的名篇《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阕词,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了,只是如今在扑面的长风中直面长江,读起来又是另一番滋味,心头那份激动和感慨,好多年后尚依稀记得。只是词中那份沧桑感,这时还未能深刻领会,到能领会时,已经是两鬓沾霜了。

  北上的火车是第二天的,因此,我们要在汉口停一天。约好了集合时间,弄清了车次以后,大家就解散了。我在靠近江边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店,在里面租了一把躺椅,算是望门投止了。从旅店出来,到了外边,吃了一碗面,分量很足,只是味道比广州的差很多。时值盛夏,骄阳肆虐,汉口正是“大火流金,天地为炉”的时候,街道上树木又少,人流滚滚的中山路上热气蒸腾,仿佛处在祝融之国,使人喘不过气来。我感到这里要比广州闷得多,热得多,无怪乎武汉有火炉之号,“昔人”竟要“乘黄鹤”而去了。

  这天,在一个读报栏上,看到《人民日报》的副刊登了镌于昆明滇池大观楼上那副凡一百八十字的长联。我一下子被它那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气势镇慑住了,便在酷热中硬是把它强记下来。

  现在凭记忆写在这里,日久年荒,容或有误也未定了。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巾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翦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芦花,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满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迹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任珠帘画栋,卷不住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荒烟夕照。只留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多年以后,我来到大观楼,亲眼看到此联,但把它背诵下来,却是这时的事。

  因为人生路不熟,天气又奇热,我在汉口没有寻幽访胜,只在江边和钟楼附近徘徊,顺便听听异乡的音韵。武汉许许多多的名胜,都是十年以后才一一游览的。

  傍晚,回到店里,又仿佛进入蒸笼,热得无法忍受。那时,岂止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只是在高档场所才有的设备,店里提供的仅是一把似乎是济公用过的破葵扇。由于难耐汗如雨下的煎熬,我便跑到江边的草地上过夜。头上繁星闪烁,身边微风吹拂,耳畔江声浩瀚,在蚊子对我的围剿与我对蚊子的反围剿斗争中,终于艰难地迎来了黎明。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夜晚。

  乘上北行的火车,我们就穿越了湖北而入河南、河北,途经郑州、石家庄等地。在进入华北平原后,一望无际都是庄稼,走马平川,连个小丘也难寻觅,这与江南、华中和岭南都大异其趣,使人有天高地迥,宇宙无穷之感。

  经过四天多的旅途奔走,我们这群南国青年,终于到达目的地——天津。

  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早看见学校迎接我们的大横幅标语和校车了。跟着,我们就坐校车直驶八里台,从东门(开阔、气派的南门,是二十多年后才建造的)进入南开大学。

  这天是我正式进入大学的第一天。从此,我就成为南开历史系的学生了。

  负责接待的同学,把我领到靠近大中路西头的第二宿舍,在二楼西边的一个房间把行李放下(第二天林均明来了,也住第二宿舍,只是他在东头),又带我去办了一些诸如报到之类的手续,指示我饭厅、澡堂、系办公室等处的所在地,我就算被安顿下来了。鲍晓娜同学是提前报到,并负责着接待新同学工作的。她是北京外语学院名教授鲍文蔚先生的千金,功课很好,人又正直醇良,待人接物都落落大方。第一学期,她是我们的班长。鲍先生被划为右派,对她的打击是很重的。但她很坚强,没有颓唐,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毕业前,她同河南农家子弟苗长发同学结婚了。她们夫妇都是我的好朋友。毕业后,苗在空军,参加过抗美援越,后转业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晓娜在北京第三十中学任教,后转到光明日报社,先后任《文摘报》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入学之初,就是她带着我去办手续的。

  当时,我们历史系上课和办公都在第一教学楼,还是和数学系合用的。它离校门口不远,是座坐东朝西的暗红色的三层楼。同它靠着的是坐南朝北的、门口有着希腊式大圆柱的化学楼,即第二教学楼,后来我们也在其中上过课。第一教学楼对面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劫后余生的芝琴楼,住着留学生。这三座楼同东西向的大中路构成一个四方形,这个四方形就是栽着各种花卉的中心花园了。它四围的树木,主要是白杨和槐树。秋风起时,白杨树的萧萧落叶,很能勾起离人的思绪。

  大概仲元介绍我情况的材料很是详细,第二天,系里就通知我去领购买褥子(我只带来一床厚而硬的被子)、棉衣、棉裤、棉帽、棉鞋的补助款,和每月享受的十六元五角的助学金。南开伙食费每月十二元五角(数年未变),另外四元则是给我作零用的。按这个标准,我一直享受了五年,是助学金中最高的级别。

  任何时候,我都不敢或忘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在番禺四中,在仲元中学,特别在南开,如果没有国家的扶助,我是不能完成学业的。

  当天晚上,我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告诉家里我在学校的情况。同时又给几个乡亲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讲述我离乡后一路的感受。过了两年我回家时,他们还讲起读这封信时的欢喜和激动。

  南开名声很大,但规模不大,当时全校师生只有三千多人(1959年,周恩来视察南开时,还嘱咐过不要超过六千人)。但这三千多人中,却也林林总总,包含着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人物。

  校长杨石先,安徽怀宁人,蒙族,一级教授,知名化学家,中国化学界一代宗师,全国化学家协会主席。他是张伯苓以来最负盛名的南开校长,在全校师生中拥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个很谦和的大学者,待人接物非常得体,接电话时,不论对方是谁,他都会说:“杨石先在接电话。”我同他的个别接触,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毕业时,我曾到他家中向他告别,他嘱咐我记住母校,勉励我到部队后好好工作。第二次是在1980年我回南开时,在王金堂同学的陪伴下,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当时我穿着戎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金堂把我的情况简单向他介绍后,校长很高兴地说,好呀,好呀,难得回来,多住几天,以后要常回来学校看看啊。

  副校长刘披云,他是个参加过中共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资历很深的六级老干部。这个级别,无论在天津市或河北省内都是很高的。所以,别人不敢讲的话,往往都由他讲。大家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调到云南省任副省长了。

  党委书记楚云,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年就调走了,听说是犯了什么错误,受处分。

  教务长吴大任,广东高要人,知名数学家,在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积分几何及其应用的研究上有杰出成就,有组织、管理能力。他同杨校长一样,都是任课的。1961年他任南开副校长。

  副教务长滕维藻,经济学家,主治世界经济,研究跨国公司卓有成就。继吴大任先生之后,任教务长,七十年代末又任校长。

  图书馆长冯文潜,天津人,是研究德国哲学的资深学者,西南联大时与北大的汤用彤、清华的冯友兰齐名,是联大中有名的僧、尼、道中的“尼”(汤先生童山秃秃如僧,冯先生清秀文静如尼,友兰先生长髯飘飘如道,而三人皆治哲学,故时人有此雅谑)。在南开学校时,他是高周恩来两级的学长,极受周恩来的敬重。建国前一直到五二年,冯先生任南开文学院院长。

  经过1952年的院校调整,南开当时只有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中文系,外文系,经济系、历史系和经济研究所,以及若干个研究室。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物理二系、哲学系都是五八年后才组建的。其中,化学、历史、经济等系是总体力量较强的系。

  各系都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化学系的邱宗岳、何炳林、陈振衡、陈荣悌、陈天池,生物系的萧采瑜,外文系的李霁野、查良铮(即“文革”中惨受批斗摧残的诗人穆旦),数学系的吴大任、严志达、周学光、胡国定、王梓坤,经济系的季陶达、陶季侃、傅筑夫、温公颐(温先生次年调哲学系,他是治逻辑学的),中文系的李何林、朱维之、王达津,历史系的郑天挺、雷海宗、谢国桢,吴廷璆等等,都是一时之选。

  南开历史系设立于1922年,第一届的系主任是蒋廷黻,民国时期做过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其时,学生虽然不多,但范文澜先生也曾在南开执教。建国初院校调整后,这个系当时拥有强大的实力,其教师队伍在全国高校中,可与任何学校媲美。被后人称为南开史学四大家的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雷海宗,这时就有两位正在南开任教。

  教授郑天挺(一级教授,系主任)、雷海宗(二级教授),吴廷璆(二级教授,系副主任),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生茂,黎国彬,杨翼骧,梁卓生,辜燮高,资深讲师林树惠、魏宏运、来新夏、陈文林、陈楠等等,组成强大的教师队伍。且当时各高校的教授俱在教学第一线,直接面对广大同学,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不像如今许多学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那样,教授们多脱离教学,闭门搞所谓学术研究,冲着经费搞课题,甚至傅粉登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成天在社会上,在电视台上招摇作秀。所以我们能直接从自己的先生身上,获得许多值得铭记一生的教益。

  入学时,我们年级约八十人,分三个班。

  最初,因为还没有分班,我们住的宿舍是临时的。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有周保山,刘予苇,王显乾,萧行铭等同学。

  周保山,江苏人,大概生于1931年,是我们的老大哥。他是调干生,原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为人温文尔雅,质朴淳良,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很好的根底。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以富贵而骄之,贫贱而忽之”的态度,至为得体。我和他一直甚为相得。他是2007年12月因患肝癌去世的。他的夫人陶静之女士误记了我的地址,致我很迟才收到讣告。因此,直到次年初,我始致函陶女士一诉悼念之情。其中动情之处,确乎是发自内心的。

  函云:

  周夫人陶静之女士座右:

  客岁十二月四日寄来《周保山同志生平》,因误书地址72号楼为22号,迟至日前始获读。

  天海茫茫,故人云逝,屋梁月落,痛悼无涯。犹记五七年初识周兄于卫津河畔,嗣后南开五载,附骥相随,对门风雨,受教无量。本拟再剪西窗之烛,更聆教诲;何期中原星陨,永隔天人!际此金陵岁暮,落叶西风,回首平生,追思永永。故人知我,当不弃而入梦也。

  周兄为国驰驱,鞠躬尽瘁,襟怀如光风霁月,气度如春日和风。俯仰之间,固无愧于人世矣!

  夫人暨家属其节哀!

  南京 曹智英

  二零零八年元月二日于半山园

  刘予苇,山西人,是个非常热情、直率而又真诚的同学。他好学深思,对事物每有挺拔不群的见解。他极重友谊,极重感情。我觉得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使他具有一种光辉的魅力;同时也是他很明显的缺点,使他很容易陷入某种漩涡。后来他帮人做事,帮到招来囹圄之祸,与他这一禀赋就有直接关系。此外,他对神秘事物具有某种特殊的情结,这使得他相信广西十万大山中有无价宝藏,相信一些传销师散布的神秘言辞。在我看来,这种天真,是他可爱之处,也是他自误之由。“文革”中,他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因被人检举在《毛泽东选集》上写的一些批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遣返回山西。以他不是在该地参军的原故,山西省拒绝接受,转而被遣回天津市,在啤酒厂做搬运工。他的夫人也从医务人员岗位上被削职当工人。随着岁月推移,又得到一些同学的奥援,他返回南开,结集在吴廷璆先生麾下治日本史,成绩斐然。他主编的日本史,为台湾高校列为重点参考书。在业内,予苇与王金林、武安隆、汤重南等,同为学界所重。他们的成就,大体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研究日本史的最高水平。之后,他又调到中国民航学院(后改称中国民航大学)任教。直到晚年,他仍可贵地保留着敏感而尖锐的社会感知和批判能力。我和他谊在挚交,对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的。

  王显乾,重庆人,为人处事很活络,对周围的人颇有一种黏性或说是磁性。他的知识面很宽,又好谈时政及臧否当世人物。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极重友谊和感情。在中学时代,他就与同班同学刘慰慈相恋。他考上南开,慰慈考入重庆医学院。两人鱼书雁札,情意绵绵,并终成眷属。对此,我们只有羡慕。八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女公子王薇到南京访我。当时她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刚有男朋友。闲谈中,谓父母批评她早恋。我大笑,并告诉她以当年显乾和慰慈的事。她说:“呵,我有数了!可以铁下心肠了!”显乾本来与我同在史学史专业,毕业后,以各种原因,改治现代史,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及重庆商学院,为知名教授。我数十年来,与他交游不断,诗词多有往还。他也是我的一个挚交,完全可以互剖心迹的。同予苇一样,他也持有敏锐而深刻的社会观察力和批判力。

  萧行铭,福建人,行动风风火火,谈吐声若洪钟,是鲁达式的人物。记得当时他就高举批判赫鲁晓夫的旗帜。关于此点,对错姑置勿论,倒是颇合乎几年后中央发起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要求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读到二年级就退学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我们在第二饭厅就餐。南开的食堂是全国高校的红旗食堂,那时的伙食是很好的,营养配置按照卫生标准。和中学不同,吃饭没有固定的位置,使用公筷,四菜一汤,八人一桌,凑齐就用餐,鱼、肉、蛋、菜都不缺。餐具也不用自己洗刷,用完放下,由工作人员收拾统一消毒。后来我们到清华、北大吃饭,看他们的饮食,同南开比起来,简直就不成体统。背地里,我们叫他们的是叫化子食堂。但是,由于就餐没有固定位置,人又那么多,管理上就很有困难,外来的人员可以随便混进来用膳。邻近的天津大学一位同学,就在我们食堂吃了几个月的饭,才偶然被发现。

  南开伙食水平之所以特高,除管理得当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有一个农场,种有水稻,养的家禽、家畜数量又相当可观。这个农场的生产平时由生物系指导,有专职的工人,农忙时,全校的同学都参加劳动。收获所得,都用来改善师生的伙食。加以学校规模较小,师生总的人数只有三千多人,比起一些“庞然大校”,事情自然好办得多。

  只是南开食堂里的主食,基本是大米饭,有些北方的同学对此不习惯。据说,来自山西的张万禄同学,刚到学校时,一看到大米饭竟会掉眼泪的。我没有查证过这事的真实性,但传言留给我是这样的印象,以致多年以后,他路经南京过访,我略备酒菜相待,举杯前我突忆前事,便问,今天吃的米饭,你能吃吗?别掉眼泪啊!他笑笑说,早习惯了。

  我们这一届一共三个班,分别来自北京、上海、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西、四川等省份,另有数名华侨学生,分别来自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

  开学后,我被分到一班,而前面提到那几个同学都在二班。但我仍与二班的同学住在一起,只是宿舍从楼上转到楼下,与我同宿舍的人变为袁华音、王金林、姜尚谦、周立基等。

  袁华音是调干生,江苏人,年龄与保山同学差不多,是共产党员。他治世界史,毕业后先在武汉大学任教,后调上海大学,在社会学系任教授,也是学业有成的人士。

  王金林,杭州人,家在灵隐村。他性情温婉、幽默,极好相处,是个性情中人。我与他相交很深,无话不谈。他读书努力,很善于积累材料。记得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写了一本关于省港大罢工的书,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夫人还以为是一个资深人士的作品。金林毕业后分到天津历史研究所,主治日本史。他用功甚勤,成绩斐然。最初好像研究耶马台国,逐渐扩展到日本古代,又对鉴真东渡及中日文化交流均有独到的研究。对于他和予苇、安隆等同学治日本史所取得的成就,我一直抱钦羡的态度。金林在大学四年级时,经人介绍,曾与天津大学一女生往还,却未成正果。他现在的夫人张曼云,则是印尼华侨,同欧慧娟一起归国的。他的女公子海燕聪明活泼,后来在浙江大学继承了他的研究事业,这在同学中却不是很多的。

  姜尚谦,北京人,但讲一口山东话。那时他口不离诗,一副诗人架势。不过,那时他好像还没有涉猎古典诗词,谈的全是新诗。后来他提前毕业,调校报工作,再调教务处,任教务处长,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周立基,青岛人。他善丹青,长于作工笔画。在学校期间,其作品曾在河北省画展中展出。他与我关系不错,一起散步时,曾对我讲过许多有关花卉的知识。有一次,正值春天,他带我去学校的花房,从梅花,迎春花茶梅花,樱花,二月兰,讲到玉兰,桃、李,结香花等等,娓娓道来,不绝如缕,使我深为叹服。毕业后,他在北京任中学教师,教历史。但长期有病,郁郁不得志,曾沦作街头行乞者。独身日久,同学多为牵线,未就。七十年代,他回青岛省亲,蒙他过访,言及婚事,拙荆慨然许为物识。几经曲折,而终未玉成。他至今未娶,然垂垂老矣。

  开学后,我们被引导到图书馆参观。当时新开湖畔的图书馆刚刚落成,旧的图书馆仍在使用。

  在高校中,南开是战争中被整个炸毁的。炸毁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过,“有中国就有南开。”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返后,到1957年,新建的校舍虽然坚实,唯都很简朴,校园也并不算漂亮。一条大中路,两旁的树木还谈不上高大,可以说,许多尚未成阴。马蹄湖与新开湖畔,也未作更多整饬。校园西部除庄稼地外,草野荒芜,斜阳下苍茫一片,大家戏称之为“西伯利亚”。南面的卫津河,当时也只是一弯浊水,乏善可陈。

  但显得颇为例外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学校藏书已有二百万册上下,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算是学校建设的一项很辉煌的成绩。我进入图书馆后,面对这浩如烟海的书籍,通过馆员的介绍和指点,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世界上的知识是何等的无际无垠!自己所知的部分是何等渺小,何等的不足道啊!前此抱在胸中的几分自负,一下子如风卷残云般被扫荡无余,代之而来的,是《庄子》中河伯面对着北海时那份惶恐和羞愧。

  天津是全国著名商埠,是当时三个直辖市之一。除了工商业发达,租界的存在,使得它历来是有钱人聚居的地方,又是下台政客麋集之地。粗略一看,这个城市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别墅林立和原租界区的美轮美奂、清幽雅致,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破旧民房蓬头垢面、不成体统地存在。这种尖锐对比的情况,在我看来,似乎比广州要严重。南开大门对着的八里台、吴家窑一带,就几乎全是贫民窟。而再往东行,马场道、佟楼一带,则到处是别墅洋房。

  高中同学中,同我一起考到天津的,除南开生物系的林均明外,还有天津大学化工系的张正文。天津大学与南开毗邻而处,中间没有间隔的围墙,两校人员可以随意往来。初到天津,我们三人常结伴出游。那时天津物价奇低,五分钱一只龙虾,二分钱三只牛肉水饺,价廉物美,使人神往,吃得我们称道不已。林均明在仲元中学时与张秀荔同学相爱,但此段交往无疾而终。到南开后,他与一侨生相恋,毕业后在河北省水产厅工作,但未见与高中同学有联系,后来竟不知所终了。张正文在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一个化工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我们之间尚有联系。

  入学之初,我被指派为校刊《人民南开》报记者,还参加了南开文学社。

  历史系的记者每个年级一个,组长是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武继忠。这个工作我做了两年,后来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了。

  文学社主要是中文系才子们的天下。内中有些人很有才气,也很有些夸夸其谈的人。文学社有时举办些讲座,或组织些访问。我只记得访问过《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的袁静女士。她住在一所别墅式的洋楼,里边空荡荡的。开始我们都有些拘谨。她说,你们年青人,到我这里来,大叫大闹都无所谓的。你们唱吧,跳吧,闹吧,愿意怎样疯就怎样疯,我这个地方太静太静了。她原来的丈夫作家孔厥,当时因生活作风问题犯了错误(好像被拘了),已经与袁离异。袁当时向我们详细地讲了他们二人从延安走过来的道路,讲谢觉哉老人对他们的爱护,叙述很细致,语气很平静,讲得挺客观的。好像是稍后吧,袁嫁给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不久,娄又调南开任常务副校长。

  文学社的活动,我只参加了一年,其后,因为运动太多,加以我对其中的氛围不甚适应,就没有再去了。

  我所在的一班,同其他班次一样,有调干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侨生。王秀清(女)、周远志、刘泽华、饶维恭、石瑄、郑家骝、姜学仁、童九训等,是调干生,其中大半是党员。入学时正值反右运动进行中,政治方向主要是由党员,特别是调干生中的党员来掌舵。年级党支部的书记是叶东炜,组织委员是孙秀英,宣传委员是刘泽华。班里的政治负责人是刘泽华和周远志。

  王秀清是我们的老大姐,可能是1929年或更早出生的。她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慈爱的人,她的丈夫是一位解放军的校官。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她从不疾言厉色,只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小弟弟。因为从小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上有困难,但还是努力去学。她对我的身世和家庭景况很表同情。但她只读了一年多就调到校人事处工作了。

  刘泽华,河北人,入学前是石家庄市委讲师团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基本的了解。入学后不久,他就确定专攻中国古代史,并开始涉猎甲骨文。五九年,他又被派赴中山大学师从杨荣国教授研究古代思想史。学成,复回南开历史系任教,先后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为知名教授。刘为人豁达明快,见解深刻锋利,富有批判力,在史学界名重一时。他不避忌,敢直言,又重旧谊,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学。南开曾拟提他为副校长,但他心脏病很重,我曾建议他推辞,他也终辞而未就。他的夫人阎铁铮,南开外事处副处长,也是我们同届的同学(同系同届同学中,成伉俪者凡四对:刘、阎,为一;王金堂、欧慧娟,为二;迟振良、黄彭,为三;鲍晓娜、苗长发,为四)。晚年,因琰、珞两千金皆游学并定居于美国,他们俩也频频往返于中美之间。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泽华晚岁失聪,竟无法与之通电话,见面时交谈也有困难。在学术观点上,我与他略有不同。他持西周奴隶制,我持西周封建制;他批儒甚力,而我对儒家学说的态度则比较温和;他对清官持否定态度,而我则认为有清官,清官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终生的。

  周远志,湖北宜昌人,同刘泽华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亦有基本的了解。当时他们俩,就是班上政治理论水平最高的同学。远志同学上学时已结婚,且夫妻感情甚笃。他学习努力,尤致力于外文。他的专业兴趣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毕业后他留校,不久又南调宜昌,做一中学的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的很厉害。他是老肝炎病患者,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为他的事,他的夫人张家琳到过南开几次。

  郑家骝,北京人,入学前是轻工业部干部。赋性温淳豁达,待人谦和厚道,处事干练沉稳,不乏精明之气,是一个很理想的干部之才。我在一班时,他待我如兄弟,多次由他陪护我赴医院诊治喉疾,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我因中途调到二班,复因专业不同,后来同他接触就少些了。他在一年级下学期就做一班班长,在同学中威望较高。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北京,后由于照顾夫妻关系,被调到广西南宁市委党校工作,晚年亦在该地退休。家骝兄嗜酒,在暑假期间,曾偕童九训兄游杭州,饮绍兴黄酒数升,至二人同醉眠于西湖之畔。

  姜学仁,湖南人,为国民党闻人蒋廷黻先生侄辈,但因早失怙恃,少年时代即随舅家居重庆,遂操一口四川话。入学前,他是海军少尉。学仁博识强记,于时政、人物,与王显乾雅有同好。又好文学,涉猎广泛。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各各绰号以及使用何种兵器,均能应对如流,令人折服不已!其为人慷慨重情义,善批判,对事物持有不犹不疑之见解,而不拘小节,生活中笑话奇多。他治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毕业前一年入党,毕业后远赴新疆,任新疆医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文革”中,惨遭批斗,更被定为反革命,被开除党藉。竭蹶艰难,而不改其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怀抱。晚年随夫人俞婉芳大夫、儿子姜枫定居上海,生活安定。我同学仁相交数十载,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或许间有不同,然肝胆是可以相照的。

  当年考入南开历史系与我同班的,有好几个广东人。谢兰拔、卢炼达、李吉奎,都是梅县东山中学来的。余维嘉来自潮洲。此外还有原籍是广东的华侨生欧慧娟、叶中原。二班的黎善庄、三班的黄昆章、尤传循,也是原籍广东的侨生。欧慧娟同学毕业后先在天津二十二中、后转到天津大学附中任教。叶中原同学毕业后不久,大体因为受不了国内的折磨,又出国了。尤传循同学为人沉默寡言,后来就职于北京崇文区图书馆。黄昆章同学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后来分配至暨南大学,任华侨研究所所长,学术上领一时之胜,不幸前些年竟先归道山。黎善庄毕业后先在中国旅游局任职,后来也出境了。

  卢炼达,梅县人,天资聪敏,学习用功。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压力很大。毕业后不幸英年早逝,据李吉奎同学说,他是自杀的。

  谢兰拔在中学是学生干部,颇有工作经验。毕业后亦在北京,但多年不知其具体下落。

  余维嘉,潮汕人,性格外温婉而内倔强,对事物有独立见解,且读书勤奋,后任北京六一中学领导,在中学教育中卓有成就,也曾撰写过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度量衡变迁史方面的书。

  李吉奎勤奋自励,学业精进。毕业后先赴东北文史研究所工作,后调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他于孙中山及民国人物的研究用功甚勤,穷年兀兀,成就甚丰。他与林家有先生合编著的《宋美龄传》,对传主行事,一一照录,至于是非,则多留与读者评说。此举深得我心,以为系作史之一种优良手法。犹记2005年他惠我大作时,我曾致书志谢。书云:

  嘉应(梅县为古之嘉应州)兄如晤:

  大作《孙中山》收悉,至感。

  匆匆拜读一遍,以为虽系普及读物,然审订精严,史料根据至为扎实,绝无时下学界滔滔者浮华虚夸之习。意者,其谨严问世,厚积薄发之谓欤!

  春来,龙飞天外,乘时变化,昔人所谓犹人之得志而纵横四海。足下珍重珍重。惟弟垂垂驽下,终不能附骥后尘,为可愧矣!

  遄此,

  即颂春祺暨阖家安好

  弟智英叩

  2005年3月12日

  同学中,还有一部分是从几个外语学院转来的。王守志、柳维本,黄蕴华来自沈阳外语学院;赵营安、迟振良、刘兆义、傅长胜来自哈尔滨外语学院;黄克毅、唐德增、查秉枢、石宣来自北京外语学院;金永华来自上海外语学院。他们原来学的是俄语,后来大概因为中苏关系渐渐疏离,便被调整到别的学校,学别的专业。北大历史系和我们系都有这样被调整过来的同学。

  王守志,东北郑家屯人,是个非常谆厚、谦朴、可以深交的同学,待人热情诚恳,又乐于助人,数十年来,许多有这样那样困难的同学,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知为什么,他对天津市的街道店铺都非常熟悉,是所谓“有号便知,无名不晓”的人,因而“路边社”消息挺多,并常加发布,大家就昵称他为“参考”。提到“参考”,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好人,又没有人不喜欢他的。毕业后他先是被分配到北京电热厂工作,后来,又转到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参加过傅筑夫先生主笔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写作,并有与童九训、余维嘉等合著的《中国度量衡史》和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多年来,我每到北京,必与他和九训兄有杯酒言欢之会。他和柳维本都有一个长袖善舞、很具商业才能的女儿。宴请我们时,往往由女儿主持觞政。

  当时的大形势是反右。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一场大劫难。毛泽东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又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的整风。鸣放中不免触及政治体制问题,乃一反本来面目,实行舆论箝制,思想专政。遂使一大批思想界先驱及口没遮拦的善意进言者,蒙受多年苦难,过着非人生活。对此种前恭后倨的做法,毛说是“引蛇出洞”云云。就全国而言,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章乃器,北京六教授,谭惕吾,等等,都是批判重点。学生中有人民大学的林希玲,北京大学的谭天荣,都是被批的体无完肤的。

  章罗联盟,据后来所知,其实是乌有的事。章伯钧,1923年由朱德介绍参加共产党,后退出。其二弟三弟皆为共产党员,一病逝于延安,一死于苏联之大清洗。章留德,罗留美。他们的观点的正确与错误先不谈,唯章伯钧与罗隆基素不相能,关系很坏,是不可能结成联盟的。当章伯钧在高压下承认有章罗联盟时,罗隆基曾登门责问,并折杖见志。

  反右这场斗争,双方争执的许多其实是一般性的问题,但有些则是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与思想氛围中,当局是不可能接受的。

  五七年六月以后,大批判如狂风暴雨横扫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高校是其中重要领域。我们入学后看到满校园都是大字报,清一色是反右内容。有些是全校性的,有些是各系的。上纲都是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按照写在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上的六条标准,最要害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其余的也一律算数,也被概括到这上面来。有些东西是很奇怪的,如有人说苏军出兵东北时纪律不好,有强奸妇女的事件发生,这就被认为是反苏,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有人说肃反中有扩大化的情况,就被认为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批判的许多就是这类东西。

  在南开重点批判的人物中,有先被康生点名,后又被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到的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早年就学于清华学堂,毕业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清华历史系主任,是所谓“战国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时,他的检查材料曾被作为典范发到全国高校,可见其时他是真诚拥护新政权的。1952年院校调整,他与郑天挺先生分别从清华和北大调南开。郑先生对雷先生能来南开是非常感谢的,认为雷先生来了,南开的历史系就有支撑了。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极推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其发展已经停滞。又认为在科学意义上,马、恩是科学家,列宁算半拉。斯大林什么也不是。以此,毛泽东点了他的名,成为大右派。雷先生精通英、法文,旁及十余国外文,自订不同语种的杂志即达七、八种。先生学贯中西,视野辽阔,学问之渊博,难窥涯岸,且以其自成体系的哲学观与方法论作为统率,极具卓绝的史识。2001年,由他的研究生王敦书先生整理出版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原名为《欧洲通史》2),是他早年在武汉大学写下的授课提纲,其体系之恢弘,已足令人震撼。先生的学说,自然也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却是无容置疑的。由于政治原因,他被压为二级教授,使对他稍为有了解的人都感到是对学界、对学术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实际上,在学术界,是没有人把雷先生视作二级教授的。批判雷先生时,天津从北京搬来北大的冯定等人,以助声势。但冯算不上是真正的学人,连汉谟拉比法典也不未有所闻,成为笑柄。我入学时,雷先生已被取消教学资格,他所担任的古代东方史课程,由其助手陈楠先生接手。陈先生对雷师至为佩服。她曾对我们说:“批雷,也并不是那么好批的,连他讲的是什么也不懂,你就敢批?”有一种看法,认为雷先生之学还是以中国史为长。陈先生则以为不然。1997年我们年级同学聚会,会餐时我与她同桌,谈及此事。她说,雷先生于中国史固然有高深研究,但其真正长处,仍在世界史。因治中国史而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还有若干人,而治世界史取得先生这样成就、达到先生这样水平的,简直就是没有一个。雷先生晚年患尿毒症,唯1961年摘右派帽后,次年即开课。我当时是五年级学生,有幸听了先生的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其时先生步履维艰,坐的三轮车到课堂。其征引博洽,指顾中外,立论高远,分析辟透,叙述流畅,一派大师风范,使人叹为观止。先生讲课的速度适中,且略无赘语,我们完全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课堂记录保存了多年,唯“文革”中兵荒马乱,终不克遂素志。另忆六二年中,先生在教学主楼阶梯教室开“关于世界语言问题”的讲座,消息传开,听者云集,天津其他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师亦多有来聆听的,致教室走廊亦无空席。

  1962年11月,先生以痼疾不治。一代风流,魂归天上了。此结果未始全为坏事,因为从先生个人角度言之,飘然一去,竟避脱“文革”大难,不致如老舍、巴金、曹禺、傅雷、吴晗、陈寅恪、王造时之徒,被迫屈身稽首,在思想政治的图腾下,受辱于刀笔之吏,受殴于竖子群氓了。

  在我们上头的高年级学生中,也被划出了不少右派。历史系中就有好几个。数十年后,不同年级的同学分别聚会,由于当年的右派分子,在其后的生活中惨遭磨难,有些年级的聚会竟成为控诉会,以至从此再也无法进行此种活动。我们年级幸而没有右派分子,所以尽管也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日后相逢,也不至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抱有切骨之恨,因而聚会能多次进行。

  我们年级的同学,按当时政策,原则上不抓右派。所以,除了要参加全校或全系的反右批判大会以外,主要是在一些问题上进行辩论和教育。这些问题包括所谓红与专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如何看待个人自由,如此等等。后来做了中新社高级记者的刘兆义,做了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编审的曹月堂,在中学教育上很有成绩的黄彭等同学,每因持有某种非主流意见而受到批评。但客观地看,这种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批评完了也就完了,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应该说,这是一件幸事。

  在中国的政治史中,在野时倡自由,倡民主,掌权时讲专制、讲集中的人很多。共产党的有些领导人,也未能跳出这样一个窠臼。

  作为校报记者,因为当时年轻,笔头还来的快,写些稿子并不难。但由于我所报导的,按当时标准,只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教育问题,与全校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的反右主旋律不一致(这是编辑部告诉我的),所以所写的稿子都没有被刊用,我也就乐得清闲,不用操这份心了。

  生活很紧张,一方面是大量灌输式的上课,每天最少有四节课,最多时达到六节。课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反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但下午五点以后,还是有一节课的体育锻炼。

  第一学期开的课有王玉哲先生的中国古代史,黎国彬先生的原始社会史,陈楠先生的古代东方史,马汉麟先生的古汉语,还有政治经济学和外语。

  王玉哲,字维商,河北深县人,知名教授,谆谆儒者。北大出身,能诗(我读过他在抗战之初,作为学生西行时写的诗,很有气概和韵味),与诗人卞之琳有颇深交谊。他早年师从钱穆、傅斯年、唐兰,又和杨志玖先生、杨翼骧先生师从郑天挺先生。王玉哲先生对先秦史有精深的研究,授课认真谨严,对问题的每一论证,均有丰富的史料作依据。他的研究方法,有点类似陈援庵(垣)老先生,切入点较小,论证材料极丰满,而复归于一个范围较小的结论,是一种窄而深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上,他力主西周为封建社会,与当时即已成为主流观点的郭沫若说相异,且此后数十年一贯坚持。八十年代初,他偕刘泽华同学赴黄山,到南京时告诉我,不久前他在复旦讲学时所讲,仍是西周封建说。嗣后,又多次与我言及其说。他曾对他的公子兰仲表示:如果全国规定只能讲西周是奴隶制,他就改行搞清史。我对他的说法一直是服膺的。我的同乡张荣芳同学(低我两届)毕业时写了论先秦“民”的身份的文章,引证丰富,证明先秦文献中“民”、与“氓”俱不是奴隶,得先生好评,并推荐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荣芳后调中大历史系,先后任教授,中大副校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学术上卓有成就。读五年级时,我试作《诗经》今译,承蒙先生多有指示。毕业时,我分配到部队。别时,先生嘱我治军事史、军事思想史。我亦有志于此,但以诸种原因,未能如愿,空负先生厚望了。在一九七八年,我写的关于孟子的长篇论文,曾得先生嘉许,并推荐到《南开史学》创刊号发表。“六·四”事件中,泽华同学被审查,他嘱我对泽华多予安慰,说大家都不会另眼看他。八、九十年代,我曾与先生谈及通史的编写及大学历史系应开若干辅助课程的问题,先生嘱我要将此意见广为传播。2005年,我到天津,偕金堂、铁铮、泽华去看望他。其时,其女公子兰珍衣不解带,辛苦侍疾弥月,公子兰仲适返美国。先生已疾笃,口不能言,唯能以目示意而已。他表示认得并知道我们来看他。我离开后次日,铁铮同学即以电话传来噩耗:先生已驾鹤西归了。

  晚年的王先生有点相信特异功能之类。有一次我给他去信,谈及羿射九日中之“九日”,可能是特殊天象情况下光线折射所造成,因近代亦有多处关于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的记载。他在给我回信时,却谈到特异功能问题,并谓义和团关于刀枪不入的宣传,可能真有其事,而不涉乎迷信。可见,老先生有时也是挺天真的。

  上中国古代史时,王玉哲先生要求我们在课外读《史记》,并每篇作笔记。为锻炼自己,我的笔记用文言文做。先生看后,鼓励我坚持下去。所以大学期间,我做的笔记,用的常常是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体。

  黎国彬,广西梧州人,那时刚届不惑之年。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专业,并无留学经历。他精通英、法、俄、西、德、日、马来、越南等十数种语言,学问非常广博,系里当时开的课,他似乎没有不能讲授的。他还在天津大学任高等数学课,是个聪明绝顶、过目不忘的人。先生外语极好,后来在审定我国与联合国交往中一些文件或总校一些联合国出版物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郑天挺先生就邀请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他一生开过数十门课,其中包括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中国地理总论,人文地理,中国边疆地理,东南亚经济地理,原始社会史,世界历史,普通地质学,海洋地质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测量学,东南亚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专业英语和多门外语等等。他对西南多个少数民族还有深入的研究。郑先生曾对系里的教师说,黎先生是真正的“杂家”,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去找他。在我的知见范围内,他是罕见的博学的人。在说及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就时,先生曾说,给我这样的研究条件,我也能取得他们一样的成就。先生身体较弱,少语寡言,不善交际,讲课时照本宣科,课堂气氛严肃、沉闷,但概念表达和对问题的论述皆极精确。有心人从他那里绝对能学到很多东西。“文革”后,他曾任南开图书馆长,并一直在历史系任教,又一度创立地理系(后下马)。九十年代我去看望他时,他适有丧偶之痛,但还带着西方史学思想方向的研究生。他逝世于2003年。

  作为雷海宗先生的助手,陈枬先生的授课质量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古代东方史原定任课教师是雷海宗先生,但雷被划为右派后就不能上课了,改由陈先生担任。陈先生讲课的重要特点是材料丰富,信息量大,且剪裁得体,条理分明。看得出,先生非常用功,在讲课上是很费心思的。在上她的课时,我抽空草草翻了一下《圣经》,算是知其大略。好多年以后,我才把新、旧约全书读了一遍。

  中文系的马汉麟先生是游国恩先生的女婿,在语言学界也是个闻人。他讲授古汉语,着重语法上的分析。我从中学起,就对汉语语法不感兴趣,此时还是一仍其旧,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并无语法,自己能看懂就成了。到了考试,我对语法部分的试题就感到茫然,干脆不答。结果,我只得到三分(五分制)。全年级和我一样得到三分的,记得还有刘泽华同学。其实,我的看法有偏颇,研究语法问题,对掌握古代汉语是有好处的。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系一位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年青老师上的,听口音像是两广人。课讲的不好。同学们提意见的很多。最后,只好调经济系的魏埙先生来上。魏先生当时已是副教授,课讲的挺好,剩余价值论讲得十分透彻,大家都挺满意。1980年上半年,我奉海军政治部之命,在天津草坨子办政治经济学培训班时,请过南开经济系许多先生来开讲座,其中就有魏先生,还有谷书堂,刘茂生,郭鸿懋、朱光华、苑茜、徐振方等许多先生。

  同许多新同学一样,我对学校的生活作息制度是很遵守的——高年级的同学和调干生对此就马虎多了——,每天的体育锻炼,特别是早上出操,我都按时参加。可是,有一次,我出了个大洋相。先是,好心的刘予苇同学看到我没有更换的鞋子,硬要送我一双他从家里带来的宽口的布鞋(人称博士鞋或老丈人鞋)。一天,我穿着这双鞋去做早操,因为不习惯,鞋子很容易脱落。当做操做到踢腿运动时,我的鞋子竟一下飞了出去,并落在站在我前排的一个女生的头上。这当然要引起一片哄笑声。当被那位倒楣的女生狠狠地瞪我一眼时,我真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遁地而逃,或化作雷震子飞天而去。然而,我既不会飞天,又不会遁地,只好硬着头皮,到那位女生面前,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好在大学做早操并无固定的排列,以后的日子,做操时,我就找个偏远的角落,自觉地把自己边缘化了。为这事,我“记恨”了予苇同学几十年,认为都是他给我惹的祸。

  回想起来,当时的南开没有贯彻好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教导,在体育上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材,与战前学校的体育水平,无法相提并论。但体育活动还是开展的。入学不久,我就在系篮球队里活动,后来还同耿仕信等,在校队打过几天。我的游泳算是稍为好一点的,虽然也不很突出,但在校运会上,居然还得过百米侧泳的第二名。不能忘记的是,我在第一个学期就学会了用冰刀滑冰。从哈尔滨外语学院转到我们班来的迟振良,是滑冰能手,后来他是参加天津市冰球队的。在南开,我已能在冰上快速滑行和作急转弯动作,并开始学习花样滑冰了。不过,童九训同学比我进步快,整个说来,他比我滑得好。

  初到北方,为了克服南人怕冷的弱点,我早晚都用冷水洗脸、洗脚。这件事,我坚持了好多年,取得明白无误的效果是,直到现在,我的手脚和耳朵都从未长过冻疮。而在温暖的广东,倒是长过的。

  在学校过冬,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冷。因为室内到处都有暖气,无论是在教室、图书馆,还是在宿舍,都不会感到冻,比起在广东过冬天,还显得舒服。而在室外的时间并不多,即使在室外,通常也是处于运动状态。在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年青人穿着棉衣在外面疯跑,连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想到冷呢?

  在学习上,我偏爱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部分,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尤有兴味。当然,我还没有直接翻阅前清考据学家们的著作。作为入门,我一面听着王玉哲先生的课,另一面又较细地读了四川大学张默生先生选注的《先秦诸子文选》,觉得有收益。在以后的时光里,我才一部一部地阅读诸子的原著。再其后,又检阅了若干朴学大师的著述,而这一步,说来见笑,除了有关《诗经》的以外,竟主要是在“文革”受审查期间方始进行的,在学业的耕耘上,已经属于“恶补”的范围了。

  对于先秦的历史,说清楚,大家都清楚;说不清楚,大家其实都不甚清楚。不少古书的不少地方,说句实话,我是读了一辈子也未读懂,甚至越读越不懂的,而且放眼海内外,能完全读懂的人也不知有几个?有时,我对时贤们真是不胜仰慕之至,他(她)们齿不甚尊,阅历也并不甚丰富,在一些经典典籍面前略识之无而已,就能滔滔不绝如长河大川般说出其高深见解与透彻感悟来。比起这些天才式的风流人物,自己真是枉入凡尘数十年了!惭愧,惭愧!

  学习历史,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人类历史,至为复杂。弄清史实已经是大困难,而对史实作何判断,又不仅有立场问题,方法问题,还有时间问题,地域问题,角度问题,情感问题,全局与局部关系,绝对与相对关系问题,等等。因此,许多的判断、结论,往往是见仁见智的。纵观一部历史,几乎稍涉不同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人们争讼之所在。回顾当年的学习,先生们对其中的艰难困苦,指示不够(也不是没有指示),使得同学们最初以为学习就是啃几部规定的教科书就行。我又以为先生们对历史的具体讲述多,而教导我们治史的方法少。这就使得我们离开中学以后,对着浩如沧海的史料、史籍,一时感到茫然。

  李霁野先生,早年在鲁迅麾下,这时是外文系主任,他还兼着天津市文化局长之职。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拨到天津市来的电影,多半就在南开首放。天气好时,放电影的地点都在图书馆东侧的开阔地,天气不好时,即在第一饭厅(兼做大礼堂),票价固定为五分钱,与澡堂票价一样,价格五年未变。我深爱当时的苏联电影,觉得它们比一般国产片的水平要高。特别是改编自一些名著的片子,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白痴》、《白夜》、《王子复仇记》、《第十二夜》、《欧也妮·葛兰苔》、《奥赛罗》等等,尤使人深深感动。联系到中学时代所接触的苏俄的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等等,我更进一步坚定了前此对苏俄文艺成就的评价。所以,每逢上演苏联电影,我都不会错过。

  在大学,我也开始学跳交谊舞。不过,只是偶尔为之,凑数地跳跳罢了,始终没有登堂入室。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寒假已然到来。有条件的同学都纷纷回家了。我是留下来的同学之一。学校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部分学生到部队去锻炼,时间是一周。这正是朔风怒号,飞雪载途,滴水成冰的季节。在留下的同学中,我的身体算是很好的,便报名参加了。同我去的,还有刘泽华同学等。

  我们去的是陆军驻河北某师,白天几乎全天都在进行野外训练,体力消耗极大,晚上则是安排政治学习。那时部队还缺乏接受大学生训练的经验,活动安排较为刻板,活动少有趣味性。我身上的衣服,在校内过冬是足够的,但在野外就嫌单薄了。有一次夜渡冰河,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就是不走,我们滞阻于冰上,冷得直颤抖。唐人李华写的“吾闻夫魏齐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那些句子,不期然就涌上心头。部队营房的条件也较差,到处都透风,晚上盖的被子又薄,在没有大衣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冷,只好和衣而睡。这倒好,夜间打背包,紧急集合,因为省了穿衣服的时间,我比许多人都来的快,连长不知就里,还夸我这个南方人动作利索。伙食按士兵标准,肉食很少,主食多是粗粮,我们南方人不习惯,感觉很难入口。而在学校,为了体验生活,当时是一个月才吃一次粗粮的,而且有很好的菜作配。总之,比起在学校,部队锻炼期间的生活要艰苦得多。但我算是顺利地过来了。锻炼完毕,部队首长作总结时,我还是被表扬的一个。

  回校没几天就过春节了。同过国庆节一样,全校都要张灯结彩的。校内有舞会,有游戏场所,有电影,有免费的夜宵。学校处在北方,过年过节当然要包饺子。人太多了,便把面粉和调好的馅儿都分发到班级,由同学自己动手。北方的同学嫌我们南方蛮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包饺子时便把我们“开除”了,只让我们打个杂。这样一“开除”就是好几年,拜托这班“北方蛮夷之鄙人”(这句话是《史记》上的),我是直到当兵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连队生活以后,才学会包饺子的。

  但这个春节真是有人快乐有人愁。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哪能有一丝一毫的快乐呢?按毛的说法,按当时的政策,右派就是敌人,与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即使对其中的多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还是敌我矛盾啊!一个国家,平白无辜地把那么多(据公开的说法共五十多万)手无寸铁的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在军队里的也有七千多人)划为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个寒假中,值得记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我认真地读了一遍《红楼梦》。在中学时,我翻过它,但没有好好读进去。这时能读进去了,还背诵了里面的许多诗词。《金瓶梅》则是在上三年级后才读的。学校图书馆规定,这类书是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而且要经馆长批。

(二)

  一九五八年一开学,反右已告一段落。但跟着,各个系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学校仍然是处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氛围。

  写大字报是作为任务被布置下来的。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是经常挑灯夜战,集体酝酿和撰写大字报。这时的内容,主要不是批右派言论,而是对老师和员工们普遍的开火了。听了一学期的课,在学校也生活了一学期,你总得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呀。于是人们只好挖空心思,从课堂笔记或讲义中找所谓的问题,进而给它们上纲上线,并写成大字报。为了凑数,大字报被成批成批地生产出来。大操场的沙子多,胡说八道的大字报比沙子还多。有人给理发员贴大字报,说他们理发用的高速切削技术,剃个头,一分钟完事。有的说,某先生太肥,大概出身非富即贵。有的认为,某先生讲某支农民军纪律差,绝对是污蔑农民,是典型的地主阶级论调。上纲上线,是当时的时尚。再平常的事,也会被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来论述。

  我们系里为保证大字报质量,开辟了一个“西瓜园”,凡是所谓质量高的大字报,都可以送到“西瓜园”里去。我和几个同学,合伙给王玉哲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透过发下来的讲义,批评王先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立场。这篇东西不仅被选入“西瓜园”,还被选入《历史科学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这也是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多年以后,我同王先生讲起这事,他笑笑说,哪能怪你们这些大小孩啊!

  后来风行一时的“知识无用论”,其实在这时已经很猖獗了。老先生不说则已,一说即错。林徽音先生有言:“我们知识分子只有那么一点专业知识,连这也批得一无是处,那么我们还剩什么呢?”渺视知识成了这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的基石之一。而缺乏必要的知识,一切科学的新论自然无法建立起来,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漫山遍野的假大空的谬论。

  据说,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实际上,这种乱破而无立的革命与改革,对教学秩序、教学规范和学术研究破坏性极大,使老师们无所适从,晕头转向,使学术和学者丧失尊严,也大大地耽误了我们的学习,还给年青人一种不讲道理、无限上纲的野蛮导向。后来觉悟了,好长好长时间,我和一些朋友,对“教育革命”和“教改”这类词都非常厌恶,一提到它们,头皮就发麻,内心就发怵!事实上,不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院校,这几十年来的教育革命和教改,带来的负面效果,是远远大于正面效果(如果有的话)的。它带来的问题,比原来存在的问题要多得多,要严重得多,要恶劣得多!

  大约是在1961年冬,中央搞了个“高教六十条”,对五八年的做法有很大的修正,基本上否定了那种出奇的胡闹,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从路线的高度对这种所谓革命和改革给予认真的清算。

  教育革命和教改的第一个光辉成果,就是由学生编讲义。我也参加了这个伟大工程了,具体编的是中国近代史讲义。其实,我当时还只是在中学学过近代史。但是,既然全国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什么不能做呢?就这样,没有一位老师参加,没有一位老师给予指导——他们也不敢指导,由几个二年级的学生和像我这样的一些一年级的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把所谓的中国近代史讲义编出来了,并且唐而皇之地付诸剞劂,又唐而皇之地发到学生手上。其他的课程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是我学习生涯中,曾做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之一。

  这些讲义的质量之高超是无庸讳言的,拿中国近代史来说,无非是把《毛泽东选集》中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加上对范文澜、胡绳辈著作的改头换面,凑出来的罢了。不过,它们的质量,最后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学生自己作出评定的。发讲义要收费,这是当时的做法。但学生们对这些大跃进的产物不予认可,一直拒绝交费。拖欠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拖到1962年毕业,还有不少同学拒交。为填补经济损失,学校采取强硬措施:不交清讲义费不给迁出户口。面对霸王条款,同学们急于到新单位报到,才“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自认晦气,交费了事。

  与此同时,我们又反复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关于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文章,直到大家都一致认同必须如此才算告一段落。

  “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

  “我是一片瓦,上下左右任党码”!

  “我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

  这类今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令人愧对后生的语言,就是在“驯服工具论”的红幡下逐步出现,并在后来流行起来的。只是,当年我也曾可笑地认同过这种把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独立视同粪土的理论。英国法学家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说过,人“不能运用契约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我们其时还没有这种自觉,或者说不能有、不敢有这种自觉。

  孔子曰:“君子不器。”他也教人不要变成器物一样任人家搬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我们,离三千年前孔子的思想还甚远,更遑论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了。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献珍讲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批评把思维当作存在的唯心论,又检起明朝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句话来说事,做哲学文章,说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如果说,前者还同对大跃进的非议有关,后者则完全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却被批为反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同国际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论(三和,指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指全民党、全民国家,主要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人先后提出来的)相呼应,因此遭受了一场大难。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王唯一、滕云起等人,也被打作“杨献珍的徒子徒孙”而惨遭批判。王唯一开除党籍,滕云起留党察看两年。“文革”过后,这个案被推翻了。这时,杨献珍却抓住批过他的艾思奇(已于1966年逝世)、吴江等人不放,在报上喋喋不休的纠缠了好几年,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

  杨先生有冤,有气,当然值得同情,可以理解。但杨先生作为一个有相当阅历的高级干部,总不能像丢了孩子以后的祥林嫂那样絮絮叨叨,不能只为自己泄愤,也该从大处着眼,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该想想,在那个棍子横行的年代,自己是否也曾错误地批过什么人,放过什么毒?昔人所谓“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确然!

  中国的政界甚至知识界,都很少有自省的意识,只记得人放毒,不记得己放毒,只记得人害己,不记得己害人,更有甚者则是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鼓吹自己一贯正确。这是一个很使人痛心的文化现象。巴金在晚年写的《随想录》之所以特别可贵,就在于敢于拿自己开刀,把自己作个血淋淋的解剖。

  “五一”节游行归来,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失声了,完全不能讲话。十几天都是如此。家骝同学带着我到市立医院看了多次病,逶迤两个多月,还是不见好转。我心里急,同学们也很同情。有些同学背后说:“一个小伙子,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哑巴了?”到了七月初,我患了肠胃炎,住进学校门诊部,第三天,同学来看望时,我竟突然说出话来了。真是个怪事!这期间,唯一的好处,是我不用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了,这倒是省了好多事。

  不久,学校又组织大家去打麻雀。麻雀经中央确定为四害之一,这也是五八年的奇事。那年报纸上还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咒麻雀》诗,是个顺口溜:“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哄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建国后,郭老好诗极少(他自己也说:“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他写的“百花齐放”诗也与麻雀诗相类,竟有“夜来香炒鸡蛋,四川厨师的名菜”之类的名句。今天看来,这都成了笑话了。诗人会老的,这是事实,不可能要求他能写出青少年时代的诗。宋词里说,“何逊如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忘却”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少年时那份激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程度不同地消逝。但太政治化、太应时化了,恐怕是写不好的更深层的原因吧!在音乐会上听到刀枪杀伐声,只能让人感到不胜其扫兴。

  这一年夏天,毛泽东到天津,其中一项活动就是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他先到的南开,由于毫无准备,师生们又异常激动,因而秩序大乱,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只看了化学系的工厂和实验室,同杨校长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我因站在工厂门口,占据了有利地形,当他进出工厂时,便同他靠的很近,只有一公尺的距离,故而对他看得很清楚。当时他穿白衬衫,黄色的鞋子,脸色微黑,步履稳健,很健康的样子。神态很凝重,没有特别的表情。他似乎看着每一个人,但又并没有看着任何一个人。因有前车之鉴,天津大学组织得比我们好,他走动的地方也就多一些。

  毛离开以后,校园内仍久久不能平静。历史系的张象同学,是个有修养的音乐人,是南开乐队的指挥。他很快就创作了大合唱《毛主席来到南开园》的乐曲,并公开演出。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心头没有太多的激动,而在读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时,心里却常常是很激动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那时对他我也是充满崇拜的。

  平心而论,毛的一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其运筹之精到,其手段之灵活,其气魄之宏伟,其统摄全局、把握全局的能力之强大,都极其卓越超凡。去此,他不可能成就如许恢弘的事业。然而,他并不是什么圣人、救世主。我们不必因其伟大而掩饰其荒唐,也不必因其荒唐而抹杀其伟大。而对他的不同认识,我认为会延续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我的同学、朋友中,也有人对毛持特别好感或特别厌恶态度的。我想,强求一致无益也无用,而尊重别人持不同看法的权利,则是一件合理不过的事。

  历史系在“大跃进”中,除完成了几套所谓教材的编写以外,还编了两本书,都是公开出版的。

  一本是《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它主要是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的著作中,把有关历史的论述摘录出来,加以编排而成。虽然编写时仍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但毕竟事关重大,还是由魏宏运等几位先生把关审定,做法算是严肃的。

  另一本是《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它由郑天挺先生领衔任主编。我参加了该书的摘录工作。《清实录》是清代的一部大书,是各个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史料,凡一千二百二十册。《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编成,是师生结合的产物。其中摘录工作,学生参与良多,但体例的确定,材料的审核,多由老师任劳。在参加这项工作之前,我对“实录”这类史书没有接触,到这时,我才知道它们的大体内容。这算是我的一个收获。由于时间的匆促,“汇编”在编辑上还有许多不足,但它的问世,毕竟为学术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年,我们参加的劳动特别的多,主要包括在校内的大炼钢铁,到天津钢厂劳动,到电车公司锻炼,三战海河,等等。

  在校内大炼钢铁完全是一场闹剧。同学们焚膏继晷,日夜苦战,浓烟遍地,火光冲天,气势宏伟,热闹非凡,而所得的整个是零,甚至比零还少。不知是哪个系的同学,连邮局安置在校园内的邮筒也砸掉来炼钢了。德国诗人海涅有言:“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的收获大致也是如此。跳蚤是害虫,我们所得的也基本是负效益。

  到天津钢厂劳动,算是体会了一次钢铁工人的辛苦。穿上含有石棉材料的隔热的工作服,在炉前操作,仍是挥汗如雨,热得难耐,这是一次很实际的锻炼。只是厂里一位年青的领导,对我们讲哲学,实在不敢恭维。这个人口才很好,但讲的内容全不靠谱。那时倡导全民讲哲学,什么事都上到哲学高度,回想起来,其实是很幼稚的。哲学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韩非所谓“上智所难知”的,就是哲学范畴的东西。孔夫子基本不谈哲学,马克思身边的弟子也很少谈哲学问题。全民都讲哲学,和全民作诗、全民炼钢一样,是必然要走向庸俗化或戏剧化的。对此,我现在仍坚信不疑。唐朝人没有倡导全民作诗,但留下璀灿的诗的瑰宝;宋朝人没有倡导全民填词,但留下光辉的词的珍璧;元朝人没有倡导全民作曲,但留下宝贵的曲的奇葩,我们倡导全民讲哲学、全民写诗,却只留下一个个叫人苦笑,或者无法笑得起来的笑话!

  所谓“大破大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全是极值得商榷的命题。五八年真是大破了,可大立安在?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破坏!“破”字确实当头了,可立在哪里呢?

  这一年是共产主义暑假(不放假)。我没有回家,白天给天津博物馆打工,摘抄材料。晚上和休息的日子,到图书馆去翻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倒是让我读了不少从前未读过的作品。给博物馆从旧报纸上摘抄材料是有报酬的,每天一元,来回车费可以报销。我们几个人都乐于从事。从中我也挣了二十多元钱,算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三战海河。一战罢了,二战也罢了。而到了第三次的战海河,劳动则异常艰苦。我们成天奋战在烂泥中,在烂泥上铺上铁轨,把泥团铲到被称作“轱辘马”的车上,再推运到别的地方去。时值中秋前后,天气已经很凉了,我们却一直在泥潭中打滚。一天下来,人简直累得筋疲力尽。睡在工地的窝棚内,又潮又冷,很不是个滋味。好在那时年轻、身体好,还能抗得下来。中秋节那个晚上,月明星稀,我和姜学仁收工后到外面走走。见有卖酒菜的小摊,在学仁的怂恿下,喝了一大杯葡萄酒。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与酒打交道,是我喝酒历史的开始。喝过以后,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害怕的心理一去,以后胆子就大起来了。回校后,又在郑家骝、童九训两调干生的调教下,酒量竟在不知不觉中见长,并且越来越大。不过,在大学期间,我喝的都是啤酒和葡萄酒之类,对白酒还不敢问津。逸兴遄飞地豪饮白酒,是到部队以后的事。

  五八年学校在体制上有过一个大变动。当时,在大跃进中,全国都仿佛在搞体制改革。天津市下放给河北省,南开也由教育部部属下放给河北省。对此,河北省真是甘之如饴,它打出的条件是学校经费只能比部属时多,绝不会比从前少,物资供应也一样,只是在毕业生的分配上让河北优先。为履行承诺,河北省立刻拨款给南开建一座十二层的教学大楼,还建了其它几座楼。一直用到如今的南开的教学主楼,就是那时建造的。对此,南开人有些腹诽,但并无公开的异议。其所以阻力较小,原因之一可能是南开本来就是个私立学校,抗战中并入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独立地改为国立的。现在搞成省属,名头虽小了,但能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只是世事如白衣苍狗,过了不多久,形势又变化了,天津又是直辖市了,大概在一九六零年,中央又把南开收回归教育部直属了。河北省投了资,放了血,却捞了个水中的月亮。

  记得也是五八年下半年的事,经济系和历史系合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经济系的同学与我们合编成一个个小组,展开对马先生的批判。

  马寅初,浙江人,经济学家,多年来同情共产党,时任北大校长。他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作为一种观点或学说,这不仅很正常,而且在中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不知什么原因,这时被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出于保护过关的意图,周恩来劝他作点检讨。马先生思虑再三,为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和人格风节,终于拒绝了。后来传说,其时先生曾以一首浙江民歌见志。歌曰:“上有天,下有地。太阳东,月亮西。山是山,水是水。二是二,一是一。真人说真话,良心不可欺。”

  我没有读过马先生的著作,要批判了,才临时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翻出先生的某些言论来读,并扮演了一回跟屁虫的角色。没有怎么读过人家的著作,不了解实际情况,而跟着别人胡说八道的批判,这种事在此前和此后都发生过在我的身上。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很可耻,很卑劣的。如果你看过某本著作,看到某种现象,限于认识水平,不恰当地对它或褒或贬,都是并不奇怪的。而如果你完全出于跟风跟水,不读人家的著作,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痛加批判,那就很可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后来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多次,算是我所作的一点点忏悔。

  因为留下来参加辑录《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工作,我没有去电车公司劳动,而童九训、姜学仁、鲍晓娜、武安隆等同学都是去了的。

  武安隆,河南南阳人,聪明,勤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古文和外语都好,知识面广,还会拉胡琴,吹笛子,多才多艺,很教人钦佩。他出身地主家庭,长期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可能造成某种影响,使他有时候显得多疑和过分敏感。我听学仁说,他和九训同学,在电车公司的劳动中,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安隆毕业后,在天津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泽华、金堂在校内栖身无地,还逃到安隆处避难。后来安隆也下放到工厂了,“文革”后期,才回到南开治日本史,并成为知名学者。2005年我回南开,泽华夫妇赏饭,安隆、金堂在座。其时,安隆学画,摹悲鸿作品不倦。因女公子武焰游学澳大利亚,安隆夫妇近年亦多在国外了。

  这一年到处都在“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豪言,经《人民日报》飞向全国,飞向全世界。天津郊区的新立村爆出了水稻亩产十三万五千斤的大“喜讯”,很多来自各地的人都去参观。毛泽东也来视察。因为在当时,亩产千斤已经很不错,万斤无法想象,何况十多万斤?按这个数字,每平方米的地要产稻谷二百斤以上才行。我没有去看过,但据看过的人回来说,其实是把周围许多田地里的稻子移到一起堆成的,因而还可以让一个小孩在上头站着。另外,广东番禺亩产一百万斤番薯(陈毅表示过相信)的报导,也登在报纸、杂志上。这种彻头彻尾反科学的把戏,我们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恬然当成大跃进放出的卫星,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向全世界报导,洋相真是出得出神入化了。所以,过了不久,连陈伯达也说,不要把放卫星庸俗化。其实,这句话不应对下面讲,而应对始作俑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的刘少奇们(包括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们)讲才是。

  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开始清醒些了,同毛有了明显的不同的看法,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和在大会上讲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话(如他对毛说:“饿死那么多人,你和我,都要负责的”。对安子文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在大会上说,此次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从祸”等等)。又严厉斥责不讲真话的下级干部:“不讲真话,就枪毙你”,并因此罹后来的丧身之祸。但在“大跃进”时,却没有值得称道的言行,邓小平也没有。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也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说彭德怀的案不能翻。

  这年胡耀邦来过一次天津,在体育馆作报告。开头时,他说:“鄙人今年四十有四。”当时他是青年团的总书记,来天津讲话,主要是给大家鼓劲的,也讲了放卫星之类的话。在高层中,头脑冷静的人当时能做的就是不讲话,当哑巴。不过,这很难做到。胡耀邦也不冷静,但这个人的作风是很好的,生动活泼,没有架子。报告完毕,退场时,听众让他先行,他让听众先行。最后,他掏出钢笔,说,还是请大家先走一步吧,我还要在这儿写封信呢。听众就先行退场了,他是站起来送大家退场的。比较一下,当时河北省委书记,以至天津市委的文教部长等人,架子都很大。来学校时总是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左焦右孟的架势。顾盼间,颐指气使,作报告时,一派官腔。

  从五八年底到五九年初,我们年级又先后到了河北深县的五公公社写公社史,到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厂写厂史。九训、家骝、守志、黄克毅等同学都去了,我因《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工作未竟,却没有随行。公社史的序言,记得后来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厂史写作,却好像没有下文,只收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不少都是九训同学整理出来的。

  由于我参加了《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编纂工作,比起一些同学,我留在学校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同学中有一个叫李和的,沉稳朴实,待人真诚恳切,他身体不好,不能到工厂、农村去。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就较多。他贫苦出身,家中也是门衰祚薄的,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很是谈得来,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夜。他身体虽然不好,但学习很努力,每天坚持背俄语,读古文。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做法,他有不少的腹诽,当众不言,背后倒是滔滔不绝地对我诉说。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这样一个不张扬、太沉实的人,很容易就被淹没的。不久,他真的就抱病回家,并悄然地离开这个太喧闹的世界了。过了几十年,有些同学已经把他忘记了,但因有一段特殊的接触,我始终牢牢地把他藏在心里。

  “三千往事已成灰,问天何忍丧颜回。

  今夜酬君茶当酒,相期风雨故人来。”

  这是我在1997年回校时写下的《忆南开谢世故人》诗。诗中所说的颜回,是包括着李和同学的。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招展下,没有人记得或敢于提起《易·象》中说过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的话。在高产、高产、再高产的呼号声中,在“超英赶美”的氛围里,在“还是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乌托邦幻想里,中国像一个醉汉昏昏然地走过了一九五八年。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年前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原来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早已“过时”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就在前面了,马克思主义被空前“发展”了。登在报纸上的人间奇迹纷至沓来,离奇到超小说、超寓言的地步,成为神话,看得外国人只有瞪目乍舌的份。

  这一年,我自然也是昏昏然地走过来的。大家都没有怎么读书,我也没有怎么读书,因而在学问上殊少有长进。在对国情的了解上,实在还是退步了。传奇太多,言之凿凿,叫你尽管没有全信,也不能不半信,更不能一点不信。我也生活在谎言的大海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相信谎言,甚至会去传播谎言的。我无法像福尔摩斯那样,“把那些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记者虚构粉饰之词区别开来”。我还幼稚,看不清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实际,也看不到迫近全民眉睫的危险。我不曾在实践上反对过各种违反常理、甚至可以说是倒行逆施的做法,也不曾在理论上思考过各种新的概括、新的提法,而是顺着大流(虽不甚狂热)地走过来了。

  一个庸人,一个人云亦云的庸人,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

(三)

  到了一九五九年,尽管还有运动和许多校外活动,但教学秩序总算略有恢复,上课的时间多了,学生自学的时间也多了,学校的学术活动也开展起来了。

  杨生茂教授主讲世界近代史。

  杨生茂,字畅如,河北涿鹿人,是留美归来的有名的美国史专家。用的教材是苏联列甫宁科夫编写的那本教程,但杨先生讲课的内容要比教材内的广泛的多,丰富的多。先生当时四十多岁,他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建人和主持者,2010年先生去世。

  来新夏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史。他早年师事陈垣、范文澜,是从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来的,学问上有根底,讲课很有激情,有锋芒,当时就已经有《北洋军阀史略》等著作和许多论文问世,对版本、目录之学亦有很深的研究。因为历史上有些“问题”,另外人们对他的立身处事也啧有烦言,不久就被贬斥不用,长期郁郁不得志。“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评高级职称,他竟没有评上。这事我回校时曾与几个老先生谈过,也问过时任系党总支副书记的李琛。她说,我们不是要又红又专吗?意思是来先生只专不红。我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否分开看待为好?后来她同意我的看法。王玉哲先生也同意了我的看法,说:“下次我一定投他的票。”后来,他离开历史系到图书馆系做主任,又当了南开图书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并由校党委书记李原介绍入党,用朋友们的话说,成为“布尔什维克”了。

  秦汉史由杨翼骧先生任课,用的教材是杨先生著的《秦汉史纲要》。

  杨翼骧,字子昂,山东金乡县人,与杨志玖、杨生茂合称南开历史系“三杨”。先生北大出身,是秦汉史和史学史专家,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他极推崇《史记》与《汉书》,讲课严密而不繁琐,畅达而不空疏,善于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叙述复杂繁细的学术问题,征引广博,引人入胜。他不趋时势,只是严肃地守护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当时,郭沫若先生不知出自什么原因,发文替曹操翻案,行文中殊多虚美之辞。杨先生以笔名木易撰文作异议,对曹氏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读后,都觉得这才是史笔。后来,我读史学史专业,受业于先生门下,经先生耳提面命,才懂得中国史学的整个源流,中国史书的体系,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家的地位等等。先生对史家和史籍的评价、臧否,极有分寸,平实谨严,绝不凭空故作惊人之语。至“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大辞典》开始编撰,其中的史学史卷,由先生与吴泽教授任主编是选得其人了。在学问上,他对郑天挺、雷海宗两先生推崇备至,曾对我说,郑先生、雷先生学问功底非常深厚,他们曾经同时开六门课,这在一般人根本上是做不到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先生生性豪放,颇好杯中物。1997年,我们年级聚会,聚餐时,我与先生同桌。适王鸿江同学携来数瓶美酒。我执弟子礼为先生斟酒布菜。先生豪兴勃然,数觞皆尽。

  从这一年开始,学术活动多起来了。那时候,各系举行的学术活动以至批判活动,其他系的人都是可以去听的。所以我也听过外文系请来的《外交家》的作者麦克格雷高尔的讲话,还听过老舍的讲话,等等。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清扬女士(周入党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刘原来的丈夫张申府),也曾两次到南开来作报告,谈“五四”和留法时期的周恩来的往事。

  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是个颇有侠气的学者,对现代文学有独到的研究,曾撰有《中国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一书,其中有对周扬等人的批评。五九年到北京开会,他不听李霁野先生预先的劝告,又重提三十年代的问题。不知是否由此而结怨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如周扬(人称“文艺沙皇”)等辈,竟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为加强批判火力,北京派来张光年、李希凡等人,参与对李先生的批判。正当李希凡上纲上线时,李先生奋起抗言:你李希凡不就少年得志吗!说罢,拂袖而起,扬长而去。八十年代,我同史滇生兄拜访过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器中老教授。王先生说李何林是安徽霍丘人,那个地方的人脾气都很有点倔。联系到当年李先生先在北京抗言,后又坚决拒绝检讨,表现得确乎是很倔,颇类乎台州人方孝孺那个模样的。李先生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当时的制度规定,系主任是要每周轮流值班的。大概是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一个周末,适值李先生当值。有几个不知是哪个系的同学违反规定,在禁止游泳的新开湖游泳。上了年纪的李先生在巡视校园时发现后,大声喊道:“是哪个系的同学?快上来,不要在湖里游泳!”。那几个调皮鬼竟然不予理睬,从湖的一边游到另一边了,可是并不上岸。先生持杖赶过去,他们又从那一边游了回来。如此反复数次,弄的先生毫无办法。几经呼喝,在众人的协助下,才把那几个捣蛋鬼赶到岸上。

  在历史系,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先生是常客,几年来都是如此。他与郑天挺师交厚。1938年1月,一代明清史研究大师孟森先生逝世,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先生慨然继孟老之业,吴晗先生则愿以所抄朝鲜《李朝实录》之中国史料80本相赠,以示支持。郑先生多次邀约吴来讲明史,讲朱元璋,还有一次在大礼堂讲武则天。处在知命之年上下的他,意气正豪,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记得他说过,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为什么武则天养几个面首就成为罪大恶极呢?他对明史的研究有绝对的自信,不讲客套话,不讲谦虚话,结论明确而肯定。他是公认的民主人士中人左派,批胡适、批胡风、批梁思成都走在前头。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处处力图用阶级观点来说明问题,尽管运用得可能还不够纯熟。他做了大量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和更好的了。然而,历史真会作弄人。“文革”中他被选作开刀对象,首先被打倒,不久即被逼偕夫人袁震女士自杀(他的浙江同乡,当年与他同在西南联大,同被称一时才俊的诗人、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也自杀)。这完全是伤天害理的事,在知识界中是个大悲剧。他的女公子吴小彦就读于北京市九十二中学,是九训同学的学生,也被逼疯了。

  白寿彝、何兹全、周一良等先生也是常到学校来的。他们一般都是来参加学术讨论。在杨志玖先生面前,兹全先生一口一个“志玖同学”,说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自入学以来,我同不少中学的同学有通信关系。锦平、荣基、沃均、慧珍等等,都与我常通音讯。其中书信来往最多的应数尤慧珍和曹沃均。同学们都认为慧珍与我有恋爱关系,是我的“慧表妹”,否则不会几乎每周都有来信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同她的通信,海阔天空,什么都谈,但并没有涉及爱情这件事。当时的她,固然是罗敷未嫁,但已经名花有主了。尽管感情深厚,但我们始终没有越过半步藩篱,始终保持着非常纯洁的“暮云春树两心知”的关系。莱蒙托夫为他的西班牙歌者终身不娶,金岳霖为林徽音终身不娶,俱成隹话。我也是很崇尚这样一种纯洁感情的。

  这一年的暑假,因为我的好友龙荣基从烟台寄给我十五元,王秀清大姐又给了我十元,我就可以回家了。到家以后,看到家中的经济情况,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更为“跃退”,竟是每况愈下了。在五八年,广东省是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民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的,省委书记陶铸还算聪明,收手的早,而纷纷效尤的其他省份还搞得方兴未艾,所以广东这时的形势虽然问题严重,但还不算太差。不过,也是大伤元气了。加以其他的乱政,如没收农民自留地,不许私人养猪,对鸡、鸭、鹅“三鸟”的养殖严加限制等等仍在施行。“有肿有饥还有泪,无鸡无鸭更无猪。”人民生活仍处于异常困苦状态。我家又缺劳动力,生活更是倍感艰难。几乎没有粮食,又没有钱,抬头一看,环堵萧然,“四大皆空”。姐姐住在家里,生活的困难,使她和舅母之间的矛盾天天加深。母亲看见儿子回来,当然不断诉苦,从去年的大跃进,诉到当时的政策、做法、手段的各种弊病。所以回乡一行,不仅没有受到丝毫鼓舞,反而使我对形势的看法染上深深的悲观色彩。尽管受了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心中还是忽然涌起“苛政猛于虎”的大逆不道的想法。我开始感到,吃着南开的饭菜,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看着《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地方报纸的报导来赞美三面红旗,是比较容易的。回到农村,看看实际情况,再来说话,心情、底气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暑假期间,晚上我一直住在曹沃均兄任教的鸦湖小学,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让我同他的好些同事有了较多的接触。周广枝,苏悦宏,江升华,杨伟雄,江谦,钟其格等,都是那时进一步熟悉或认识的。

  其中江升华在鸦湖小学执教时间最长。他的语文课教得很好,是一个有声望的教师。只是长期生活困难,弄得他一有空闲,就避开师生,“走穴”到五公里外的蚌湖,十公里外的江村卖雪条(冰糕),以维持家计。这也算是艰难时世教师生活的一种写照吧!江先生同我,同沃均兄,同曹演棋弟都是莫逆之交。后来他调到江高镇小学,一直到退休后,与我们都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前几年他也走完人生之路,飞升天国了。

  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苦,但有一回却让我们打了一次大大的牙祭。鸦湖小学门前,有一大片枫树林,是鸟儿夜间的栖息所在。那天夜里,适值大风大雨,风又是旋转着刮。栖息在树上的麻雀可大难临头了,它们纷纷被风雨拍打到地上。我们几个人拿着手电,提着铁桶,一下竟在树木下拾到几百只麻雀,大大地满足了一回口腹之欲。

  暑假期间,我还回了一次母校仲元中学。那次是约了许炯均、刘润昆、江瑞棉、胡燮涛等好几个同学一起回去的。六十多岁的北大双学士陈延忻老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班弟子,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就下令在池塘打鱼给我们吃。吃着校长的饭,心里真的感到非常温暖。燮涛毕业以后,治了一个时期肺病,病好后就在市桥中学任教。晚上我们就借他的地方,作了几乎是秉烛达旦的详谈。但过了不久,燮涛即因病逝世,所以此夜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谈话。我同炯均有通讯关系,此时他又细谈了回乡的艰难和自己的奋斗。多年以后,他事业有成,成为一个有实力、有气魄的企业主了。但无论乘车戴笠,担簦骑马,我同炯均的友情,始终都是很好的。

  在广州,我当然还会见到李锦平,李绍雄他们的。不知为什么,暑期中他们都没有回家,我是到中山大学找到了他们的。中大校园的气氛同南开差不多,我所知道的几个教授都是批判对象。历史系的陈寅恪,岑仲勉,刘节,中文系的容庚,商承祚、詹安泰,王起等,都在五八年后就受到批判,他们多是被作为拔白旗的对象来对待。但他们人身上还是自由的,我和李锦平同学在越秀山的镇海楼下,还见过商承祚先生带着外宾参观。这一点同“文革”时代是不同的。

  作为年轻人,尽管看到不少社会上不如人意的事,但心中那份豪情并未消失。我同锦平游镇海楼后,还填了一阕《沁园春》词寄兴:

  “红树翩跹,高天大地,镇海楼前。望珠江带舞,羊城薄霭;群山低首,碧野桑田。画阁流云,飞帘卷雨,凭君指点好坤乾,登临处,惹书生热血,激越千年。

  五羊衔穗飞仙,忆慷慨秦皇奋拓边。正将军叱咤,南翔饮马,东坡达祖,五子诗篇。鸦片风雷,三元烈火,青山青史竞娇妍。吟哦际,数红棉万树,啸傲云天。”

  这是该词的原作,略有改动是后来的话了。

  这当然不是隹作,倒是少年人那股豪气还可说是萦绕笔端的。我曾把它抄寄韦吾雅同学,他又给他的中文系的朋友看过。回信中,承他鼓励;同时也指出,下半阕有堆砌的毛病。

  暑假后回到学校,在小组会上,大家都谈了假期中的感受和体会。我就讲了对几个政策性问题的看法,主要是没收自留地、养猪公有化和限制发展副业问题,认为那样的做法不一定恰当。其他同学也就所见所闻谈了自己的想法。这时形成了一种界线,大凡暑假回家的同学,对“大好形势”多少都有所质疑;而没有回家一直在校内的同学,却都容易接受“形势大好”的说法。不过,也只是各说各的,并没有实质性的辩论和交锋。

  想不到形势发生大变化,反右倾运动突然爆发了。先是有《人民日报》的文章、社论,一篇接一篇的,上面布置我们都要学习。跟着又学康生批“同路人”的文章,温度越来越高。起初,我们只是就文章学文章,不知道是批彭德怀的,更不清楚卢山会议的内情,但都隐隐约约感到是上层发生事情了。随着学习的深入,每个人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清理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

  经过政治的、组织的、思想的反复发动和教育,我们也反起右倾来了。在党总支和年级党支部的步署下,我们年级召开了清理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大会。被指定的主要发言人有四个,都是作自我批评、深挖思想根源、放下包袱性质的。这四个人可分为三类:一是党员干部:二是出身成份好,思想历来较为进步的学生;三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一类的代表是已接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的黄蕴华同学。他原是中央情报系统的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在暑假期间回到故乡安徽,看到物资匮乏,物价飞腾,便进行了一番调查,把当地的物价列成表格,并致书中央。此信又被中办转回学校。这时就成为一个问题。

  二类代表是我。主要问题是对党的政策有不正确的认识。

  三类代表有两个。一个是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同学黄彭;另一个是富农家庭出身的曹月堂同学。

  黄彭同学是青岛人,她根据自己和家庭的感受,以及所看到、所听到的情况,认为大跃进后到处都困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如之前。黄彭是个很纯真的人,那时的她虽然有点娇气,但却全无心计,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后来她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书,很有成绩。“六四”事件发生时,她已教出了很多学生,有些毕业后从警。大学生游行时,她站在立交桥上,对自己从警的弟子们喊:“你们可不能打学生啊,他们都是好人哪!听到了没有?”

  曹月堂是河北人,暑假回家一看,到处都缺粮,又听说其它许多地方都缺粮,就认为国家公布的粮食产量值得怀疑。他也个是很坦率、很真诚的人,此时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向党交心而已。毕业后,他先是同鲍晓娜一起在北京三十中教书,后又调到中华书局做编辑,再后又调到北京图书馆,在任继愈先生手下做事。交谈中,我知道他读书不少,学术上也很有见解。

  我的思想根源挖得很深,从家庭影响直到孟子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都谈到了。我说,我是很留恋小农经济的,改造了它,消灭了它,我内心一直痛苦,感情上一直过不去。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几十年后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从军事经济的角度看秦王朝的兴亡》的长篇论文,发表在《军事经济研究》杂志上。细看这篇文章,还能找到这种历史形成的心迹。

  我们四个人在年级大会上都作了检讨,还都写了书面检查材料的。到六一年,对这类问题一风吹了,组织上才把检讨材料退回本人。

  我们四个讲实话的傻瓜,就这样当了一回典型。但就我本人而言,当时的检讨倒是真诚的,认为自己确实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大家提的什么意见,也是和风细雨的。因此,整个说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很大的后遗症,我也没有多少思想负担。

  当然,从周恩来、邓子恢、(以至后来)彭德怀们的检讨,到无数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们的检讨,一点也没有改变三面红旗在总体上失败的实际。家中一封封的来信,还是诉说着盘餐不继,甚至一年辛苦之后,还要贴钱才能领得一点粮食、柴火的状况。到了年底,我还是写下从未示人的题为《家书告饥》的诗二首:

  一

  春也艰难夏亦难,家书无一报平安。

  是非容或他生论,于今唯望继盘餐。

  二

  千里慈亲鬓早衰,终年劳瘁苦撑捱

  信是人间真戏弄,银钱倒贴买粮柴。

  秋天,周恩来总理来校视察。

  他来的时候,学校也没有进行什么动员和特别的准备,只让我们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周本来就是南开的学生,回到母校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但南开在抗战时期,曾被日寇夷为平地,复员后作了些重建。四九年周因张伯苓校长逝世曾回校一次,但此后南开又陆续扩大基本建设,与他来校时相比,面目又已全非了。

  到校后,他一直搀扶着图书馆长冯文潜老先生,由冯先生引路,杨校长陪同,到各处视察。河北省、天津市的领导人,则一个个垂眉低目、规规矩矩、推推让让地走在后面莫敢向前,一改平日来校时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作为官员,且莫说其遵纪守法、不谋私利的程度如何,但看他们对上对下的态度,就能对其教养、素质作出相当准确的判定。这是显而易见的。“文革”中对此辈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固然属于反法制的野蛮之举,但是,如果不加严格教育管束,并从民主、法治的角度建立健全的监察机制,任他们“出则乘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蒲松龄语)的官僚作风恶性滋长,也必然给民众造成很坏影响。恩格斯讲过,国家的存在,必然会产生一种脱离社会的倾向。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垂六十年,但始终未能解决官员“怕上不怕下”,逢迎领导、脱离群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不说是重大之一失!

  周恩来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一个极罕见的人物。他有极隹的教养和非常优良的素质,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一种君子的气度,谦和平易,雅正温醇,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精粹。作为“宰相”,他是诸葛亮以来第一人。在视察中,他让同学们各做自己的事。当时我们大多在图书馆阅读。他则悄悄地从我们每个人的阅读桌前走过。偶尔,他也看看同学们读的是什么书,还给一位同学纠正了一个外文单词的发音。学校以为他只视察一个上午,并未给他们备饭。不料,时至中午,他说,下午还得看一看。他领着一批官员,走到教工食堂。那天正值我们每月吃一次粗粮,食堂的菜也吃完了,只剩下烧萝卜。总理不让厨房师傅再烧菜,对随行们说,今天我请客,每人两个窝窝头,一盘萝卜。那些官员们都规规矩矩,甘之如饴地吃着盘中的粗粝之食。

  下午,大家集合在图书馆东侧的广场,听总理的讲话。我们当天正在农场劳动,是临时赶回来听他讲话的。他讲话约一个多小时。当他讲到从五八年以来,国民经济出现了比例失调的状况,造成了许多方面的失衡,人民生活出现了许多困难,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他负时,全场一派肃然,我感动得眼中充满了泪水。因为我们一直听到的,都是上头如何正确,如何英明,如何伟大之类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大官们作过自我批评的。现在周恩来当着我们的面,把国民经济出现的问题端了出来,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种襟怀和气度是在别的官员身上很难很难见到的。后来他又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学校农场生产的东西,不能全部由你们自己享用了,应该上交给国家才是。以后,学校执行了周的指示。我们食堂是到五九年冬开始实行分餐制的。从那以后,伙食质量就无法同以前相比,再没有四菜一汤的规格,我们再也不好笑北大、清华的“叫化子食堂”了。当天,周看了南开的各个地方,包括学生宿舍和运动场等地。

  周恩来是我最敬重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并不是完人,他有过错误,特别在晚年对毛泽东的几乎无条件的臣服,近年来颇遭物议。但总括起来,他不仅有非凡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才略,也最有人性,最富于人情,最克己奉公,最具牺牲精神,最有政治道德。而很多的政治家,都是没有或非常缺乏政治道德的。南开学校对年轻周恩来毕业时的评语有云:“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可知其德才早见于世。林巧稚先生曾说:“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日本一个二十三次见过周恩来的冈崎嘉平太,更把周恩来与释迦、耶稣、孔子并列,称周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他苦苦追寻的“人”的代表。我认为,无论把他放在传统的历史框架,或者放在现代社会的体系里,周恩来都是一个卓然不群的伟大人物。

  周恩来视察南开,虽然不像毛泽东来时激起那样的狂热、沸腾,但他给南开人留下的是深远、绵长、亲切而温馨的记忆。

  为了支援农村,我们在秋收、秋耕、秋种的所谓“三秋”期间,还到白洋淀地区的任邱县左各庄去劳动了一周。我们是乘船去的。同许多同学一样,我是第一次来到北方的水乡泽国所在。那里河道纵横,土地肥沃,芦荻萧萧,波光潋滟,盛产鱼虾,四面的风光非常优美。白天我们下田劳动,主要是收割和翻地。晚上,学习过后,就席地睡在农屋之中。

  因为劳动量大,同学们体力消耗太多,所以大家都感到粮食不够吃。我们是自己开伙,就多买了一些鱼来吃。那里鱼很便宜,黑鱼(广东人叫生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之为珍品)五分钱一斤,鲤鱼一角钱一斤。只因没有多少油,鱼烧出来清汤寡水的,不太好吃。开饭时,个别同学实在忍不住了,间或多拿了个馒头,这种事是有的,也受到不适当的过分的批评。

  这个地方的农民不太讲究。有一次,我们开工了,我因有点事迟去了一些,却见女同学全体返回住地,搞不清是什么原因。问她们也不作答。跟着,我到了地头,一看,原来与我们仅有一条宽仅十多米的小河之隔的田土上,十来个谈笑风生的汉子,全身赤裸,旁若无人地在锄地。我们的女同学哪曾见过这样原始部族式的阵势?一下子羞得无地自容,只好“罢工”躲回住地了。

  除了先秦诸子以外,这一年我开始涉猎“五经”。

  《诗经》以前读过,但大部分不懂。《尚书》,以前我基本没有读。《三礼》、《周易》、《春秋》,也只读过片断。现在,啃起“五经”来,困难当然很多。我向王玉哲师请教,先生给了我许多指导,并指示我如何使用工具书,指示我必须首先从整体上把握每部书的时代背景,作者,基本结构与内容,史学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等,不要一下就埋头到训诂考据中去。他告诫我,研究“五经”与研究诸子一样,是一件长期的艰苦工作,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成果。有时你觉得懂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看,又觉得不懂。这样的情况,会反反复复地多次出现,甚至可能伴你一生。但你只要坚持钻研,锲而不舍,就肯定会有收获。遵照先生的指示,我就先从大处了解这些经典,而没有立刻对之作过细的钻研。在大学期间,除了因为我后来试译《诗经》,因而对它的个别内容持有自己的见解外,整个对“五经”的学习,都还只是停留在听别人解释(而解释又是各种各样)的人云亦云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即使这样,还是感到应接不暇甚至破壁无方,很多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弄懂(惭愧的是,到老也还是不懂)。

  读书读到难处,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智商实在不能胜任对这些经典和对历史的研究(有材料说,普通人的智商平均值为100,如果进行测试,我的智商大概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在浩如烟海的古籍、特别是壁垒森严的经典面前,兴起临渊抱惧、望洋兴叹的感慨!我对学术、对史学,始终怀有深深敬畏的心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先生们告诉我,不要这么消极。我也知道不应这么消极,但是,以“有涯随无涯”,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找不到什么捷径。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而不要在科学研究上信马由缰地判断,不知深浅地置喙。

  在当代学人中,一些人的浅薄,一些人的荒唐,一些人的狂妄,一些人的强不知为知,为年青人作了一个又一个恶劣的导向,使天真的年青人以为做学问就是这个样子的。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人文学术领域上随便玩弄类似把戏的,又何止一二也!举世滔滔,江河日下,难怪我的朋友刘予苇教授发出“黄钟毁弃,釜瓦雷鸣”的慨叹了。

  这年的夏秋之间,应稿约,我在《河北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杜勒斯日记》的短篇小说,是以加加林成功宇航为背景讽刺美国的,应时之作,草率写成,自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

(四)

  “大跃进”已经完全“师老兵疲”、无以为继了。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大环境中,我们走进1960年。

  这一年,先是杨志玖先生开了“隋唐五代史”的课,跟着,郑天挺主任又开了“中国土地制度史”。

  杨志玖,字佩之,山东长山人,回族。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他讲的课,从隋唐一直讲到宋元。元史更是他的专长。在讲课中,他引证的资料十分丰富,考证又极其精到。隋唐史部分,我们用的是他的专著《隋唐五代史纲要》作讲义。这部书,同杨翼骧先生的《秦汉史纲要》,几十年后看来,仍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先生也是北大出身,当年很受傅斯年先生的器重。他曾在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一篇元代公文,其中记载着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使团准备从泉州回国之事。文中提到的三个使者的名字以及返回的时间,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完全一致。而关于这个使团的文字载录,只保存在伊利汗国官修的《史集》一书上。由于马可波罗不可能看过这部后出的书,这就为证明他确实来过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这样杨先生就以其可贵的发现,为中外学者聚讼纷纭的马可波罗曾否来华的争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文革”后,先生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副主编,《隋唐五代史卷》主编。不过杨先生并不是一个所谓“与时俱进”的人。五七年,他曾公开为雷海宗先生辩护。五八年,他在大会发言,表示拥护成立人民公社,理由是“家中人口多,负担重”,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六零年,他在“神仙会”上坦白地说,自己想到台湾去。“文革”期间,我去看他,他说:“你们军人到处军管,不要搞成节度使割据哦!”其真诚坦率也如此。

  郑天挺主任也在这时给我们开了中国土地制度史。他是当代的明清史研究的首席权威,是一代宗师性的人物。先生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历任北大、浙大、西南联大、南开等校教授、史语所副所长、系主任、秘书长、总务长、副校长等职。先生学如沧海,我入南开后,听到他和雷海宗先生的讲课,就感到以自己的资质,不管作何种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郑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研究泰斗孟森(心史)先生的真正传人。我听过多次吴晗先生关于明史的讲演,虽然感到不错,但细味之下,觉得还是郑先生所讲的的更精到,更严密,更令人回味。显然,其学养是在吴之上的。先生讲课,不唯史料丰富,逻辑谨严,而且更为注重对学生作基本的训练。开课之初,他会先指出学习该课的基本理论,基本史料,基本工具和基本方法,尤其强调“穷源竟委”、“旁搜远绍”、“一以贯之”和“对照比较”。他说,精读一本最好的书,一个字,一个词,一个人,一处地,一件事,都要弄清楚,从头到尾,反复比勘。凡此种种,都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2009年9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事后出版了纪念文集。我还为文集提供了一篇题为《回忆郑天挺师讲授明史著作和读法》的文章,聊表我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先生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对解决边界争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早年,他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文章中,指出建立所谓“满洲国”一事至为谬妄。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纠纷后,他又以大量史料证明,英国人制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地域,实为中国领土,为我国的谈判代表提供了坚实而丰富的历史依据。直到七十年代珍宝岛中苏冲突发生,先生身处危难之中,仍撰文驳斥黑龙江流域原非中国领土的谬说。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先生气度渊冲,在做人和治学上,都堪称师范,足为一代学界楷模。他博学深思,精研独步,而斥绝张扬,谦朴自守,给人以极雅醇的印象。他给学生们写信,也以“兄”相称。我们去看望先生时,他完全是一个慈祥、温厚的长者,使人如座春风之中。他律己极严,清操冰雪,任北大秘书长凡十八年(被学生称为“北大舵手”),又任西南联大、北大总务长多年,但从未在经济上受过质疑。即使“三反”那样的扩大化运动,也被证明他一尘不染,不曾受到冲击。系里的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先生,都是他的门生,在工作上和思想上,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或牢骚,或委屈,都常会结伴到他那儿诉说。而更老一些的如温公颐先生等,也乐于向他请教。

  “文革”中,郑先生以反动权威、反动官僚的罪名被打倒。1967年,我回南开,从泽华、铁铮同学家出来,途经旧日行政楼前,看到先生在所谓“牛鬼蛇神”队伍中拔草劳动。惊愕之余,我跑到他跟前,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作自我介绍。简单交谈之下,先生说他身体还好,学生也没有怎样残酷折磨他,让我放心。

  “文革”结束,他被公推为中国史学会首届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以耄耋高龄,继续为我国的教育和历史科学研究事业奋斗。八十年代初,受教育部委托,全国性的明清史讲习班在南开举办。一日,风雪横天,在课堂上的听众,都以为任课的郑老先生不可能到来了。当八十多岁、时任南开副校长的老先生,危颤颤地顶风冒雪准时出现在教室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久久不已。情景感人至深。

  1980年上半年,我曾偕王金堂同学对先生作过两次拜访。

  第一次,事缘于七九年南开成立六十周年校庆。这次校庆,历史系确定邀请对象只限于在京津工作的校友。但历史系在京同学,接到邀请的只有在高校及科研单位工作的人,以及在党政机关和在军队工作的南开学子,至于在中学任教的,则一律未被邀请与闻其事。这件事是由系办公室具体操作的。他们此种做法,引起相当一部分同学的严重不满。另外,为鲁迅先生所称道、精治明史,特别是南明史的谢国桢先生于五八年后,从南开调入社科院历史所。他一直以南开人自居,认为此次校庆自己定在被邀请之列,甚至到了校庆前一日,仍对人说,南开一定会邀请我的。结果,他竟被遗漏了。老先生失望之余,多次向人诉说。在京同学委托我回校时对有关方面反映他们的意见。见到郑老后,我便谈起此事。静静地听完我的诉说后,老先生坐不住了,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很激动地对我说:“你回到北京后,代我向同学们道歉,特别向谢国桢先生道歉!”

  第二次,是我和王金堂同学就我们想到的关于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向先生建言。那天哲学系的温公颐老先生在座(温先生属于人瑞,享年近百,有长寿基因,九十多岁时尚回家探母,一时传为隹话)。我们向郑老问好后,又对温老先生说:“温老,您是老前辈,要多给我们教导呀!”温老指着郑先生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前辈,我可不算数!”这次我们的建言主要有两部分。第一是关于历史系的课程开设。我们认为,大学历史系应该适当增开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等辅助学科,否则,学生日后很难进入对古代历史的研究。第二是关于通史和断代史的编写问题。我们认为,建国后编写出来的这类书,满纸都是阶级斗争,读完以后,人们不知道那时的社会具体状况,不知道那时民族结构,宗族关系,婚姻制度,服装样式,社会风俗,人口分布,男女比例,度量衡演变,行政区域的具体划分,物产分布,气候变化,江河道变异,物价状况,赋税比例,等等,总体上说,比不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这些意见,我们先同王玉哲先生说过,得到他的支持,让我们对郑老也说说。)我们说,我们是您的学生,在先生面前不怕说错话,所以把想到的都说出来。老先生很认真地听完我们的话,说,你们所谈的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解决,但不能急,要一步一步来。后来我们又谈到先生在六二年给我们讲过的,历史研究要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的问题,先生又说,所谓体,就有个表、里问题,不仅要把握“表”,还要把握“里”。先生太慈祥了,我们学生在他面前,总是感到像在父母跟前一样,非常温暖,总是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

  先生自然也不是完人。他虽然极重民族大义,但还没有梁漱溟先生那种敢逆龙鳞的刚烈,也没有雷海宗先生那种敢蔑视权威的气度,他只是个“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温醇的知识分子。冒昧地说一句,在思想的乱世中,他似乎更接近班固,而不是司马迁。

  1981年冬,先生以感冒并发症离世,我曾与姜宝善同学联名致悼函如下:

  南开大学历史系并转

  郑克晟先生钧鉴:

  《光明日报》载 郑天挺师逝世,噩耗飞来,无涯痛悼!郑老先生毕生从事史学之研究与教学,功绩斐然,雨露所沾,桃李遍于中外。而高风洁行,谦朴自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伟大人格与精神,又足为一代学界之楷模,并受到无数后学之仰慕。

  作为郑老先生弟子,我等必将学习先师之人格与精神,使其发扬光大;继承先师之遗志,努力为中国之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际此大木遽拔,哲人其萎之时,深望克晟先生暨全体家属节哀自爱。

  郑天挺师永垂不朽!

  特此函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 曹智英

  姜宝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由于有共组西南联大的渊源,又由于同是综合性的文理科大学,南开与北大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双方的教师经常作交流性的讲课。六零年以后,北大的齐思和先生来校教我们的世界中世纪史(讲的主要是欧洲),而我们的古代日本史课程,也由北大的周一良先生担任。齐先生在世界史上的学养甚深,讲课时更妙趣横生,课堂上总是笑声不绝。周先生搞世界史,又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故在讲课中每多中外比照。

  日本近代史和亚洲史是吴廷璆先生讲的。

  吴廷璆,浙江杭州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早年留日时,与千家驹、赵厉师(赵后来当过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文革"前任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同学。抗战前夕,他们结袂回国,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服务,受朱德、傅钟领导,从事日本情报的收集工作(关于此事,我有缘也听赵厉师先生谈过)。所以,在教师队伍里,他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干部。

  先生后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事业,故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竟被除名。先生讲课,很有点自由主义。课堂上臧否起那些他接触过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时,不太注意影响。据说他的课从来没有讲完的,都是讲了一半或大半,时间就没有了。学生考试倒是非常好考,高年级的同学告诉过我们,只要先生在课堂上说过“这里很重要”的地方,肯定就是要考的了。据我们的经验,事实确实如此。吴先生在社会上的职务很多,因而社会活动就特别多,活煞煞一个大忙人。文化大革命后更是如此。尽管这样,在他麾下的一批学生,包括王金林、刘予苇、武安隆、米庆余等人,都是日本史研究的一时之秀。后来由先生任主编的四卷本日本通史,也成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扛鼎之作。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先生同千家驹有了距离。我去看望先生时,他给我看了千家驹从美国给他的信。千家驹先生说自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还批评吴先生头脑僵化。吴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千家驹老糊涂。不过两位先生都老了,又都是心地十分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倘若在时过景迁的今日相逢,不知能相互谅解也否?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谋面,两位老先生就溘然离世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急剧萎缩,我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困难。粮食定量不高,副食又清汤寡水,市面上一派萧条,除了高价的特殊供应品以外,很难看到有什么食品山售。听说,靠在街边的小学,每当老师讲课时,只要外面有谁喊声“卖烧饼啰”,课堂秩序即时大乱。对此我是非常相信的,因为我亲眼见到过有人买治感冒的中药丸当早餐吃。肚子太饿了,晚上睡不着,大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吃的来,不同省份的人各自带着乡愁,谈自己家乡的美食,镜花水月般作精神会餐。但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饥饿时越是谈吃就会越发地饿,所以不谈也罢,一谈势必长夜难眠。

  这时,许多课外活动停止了,体育锻炼也停止了,体育课不上了。因为内蒙古大学是南开重点支援的结对子大学,学校便组织体育教员以内蒙古大学为基地,到内蒙草原捕猎黄羊,为师生改善生活。这种活动在军队和地方的许多单位都有开展,其结果就是黄羊纷纷逃跑到外蒙,形成猎枪比黄羊还多的局面。直到多年以后,这些可怜的动物才敢嗫嗫嚅嚅地返回到内蒙境地。稍后,北师大党委书记何锡麟,不知什么原因,调任南开,任党委副书记。到任之初,作为见面礼,他通过关系到山东搞来一批蛤蜊,全校停课一天,剥出蛤蜊肉来,晒干后分到各食堂备用。

  在难忍的饥饿中,个别同学偶尔也做了些小手脚,比如在食堂多拿个馒头、窝窝头之类。这种行为,受到党团支部的严厉批判。在我们年级,在我们班,这种批判也展开了。有一次,当要批判某个同学时,时任历史系总支副书记的李琛同志出面劝阻。她说:“别批了,大家实在是饿的慌,这种事情的性质,就同孩子们在家里偷拿两块饼干吃是一样的呀!怎么能批呢?有什么好批的呢?”这句朴素的、充满人性、人情的话,讲得实在太好了,让我终生不能忘记。“文革”后,我回校时,专门去看望了这位老太太,并重复了她当年说过的这句话。还说,就因为您讲了这句话,我也要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这一年,学校领导发生了变化。原党委书记楚云调离,由高仰云接任。高是“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个“叛徒”之一,老资格,政策水平似在楚云之上。还来了一个姓黄的副书记,原是军队某部的一个师政委,此时管行政生活。李琛是高仰云书记的夫人,随高一起来的。高、李二人,在“文革”中惨受骇人听闻的折磨。高投湖自尽,李多次惨遭毒打。由于教工、学生生活水平严重降低,高仰云书记上任后,对此极为重视。有一次,我们目睹他在察看食堂时,峻责历史系总支书记李云飞:“李云飞,你多往食堂看一看,别没事就往家跑!”

  在困难时期,中央也调整了国内政策。经济上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思想、政治上也对反右以来的高压政策在所放松,给了知识分子一点有配额的自由,在知识分子中召开所谓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三不”政策的“神仙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畅所欲言。

  历史系的总支书记李云飞先被调到外文系,后到天津造纸厂,最后到了天津博物馆。他在历史系的职务由原来的副书记魏宏运先生接任。

  魏先生陕西长安人,是所谓“双肩挑”的角色,即同时担负着教学和党务的工作。他本质上是一个厚道的学者,上任后,明显地改变了原来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做法。系内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某些较为宽松的调整。魏先生与同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许多同学都比较愿意同他讲心里话,即使毕业以后也是如此。后来知道,他做了不少保护学生的工作。在现代史领域里,他作了很深入的耕耘,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他对许多革命根据地史料的搜集、梳理和研究,更为当代学界所称道。晚年,还多次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讲学,并任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学术上,史学界展开大争论的问题,除了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仍在继续外,六零年开始成为热门的有让步政策问题,道德的抽象继承问题,清官问题等等。学坛上一时显得颇为热闹。

  认为在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可能采取让步政策,从而使社会得以向前发展,这种观点较早是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翦百赞先生提出的(据说,在翦之前,陈伯达也提出过)。翦早年即投身革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史学家。他所持的并不都是极左的观点。他本人在史学界也有较好的声望。“文革”中他继吴晗先生之后自杀了。

  道德的抽象继承,是冯友兰先生等提出的。清官论则是个老问题。

  当时,这些问题只是引起广泛争论,而争论也只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还没有提到政治上的反动与否的高度。在我的记忆中,南开的老先生们很多都是同意让步政策论和清官论的,对道德的抽象继承问题,则很少谈及。郑老先生有一次在发言时,就曾讲过,清官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不能认为清官比贪官还坏。事过五十多年了,到今天我仍认为这是持平之论。

  六零年下半年,我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按照规定,从四年级起,我们就要分专业。前面三年,我们年级的同学都是共同上课,到现在,大家就要分开了。分专业的办法,是个人志愿和组织分配相结合。我希望学习中国思想史,但当时系里没有开这个专业,便选择了中国史学史专业。公布名单时,我却被分配到中共党史专业。有一点是大家都清楚的,即党史资料并不是平等地向每个人开放,哪一级的党员干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资料都有规定,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当时连个党员也不是,我能看到什么资料呢?别人可以看到的资料,我却不能看到,那么能研究出什么成果?就这一条,加上研究兴趣并不在党史上,我就下定决心,不能选择这个专业。于是,我反复向上表明我的决心和态度,要求把中国史学史专业作为自己的专业。最后系里考虑了我的意见,作出尊重本人志愿的决定,让我师从杨翼骧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

  这时,我已从一班被调整到二班去了。同我一起从一班到二班的,有王金堂、童九训等同学。而刘昌德、孙光礼、刘茂生等同学则是从三班调到二班来的。

  金堂是干部子弟,党员,又是支部委员,他负责我们班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金堂在认识问题上,同我们一样还是偏左的,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极好的人,忠厚,诚实,热心,公道,无私心,任劳任怨,处事稳重,是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特别在毕业后,他广泛联络同学,热情为返校同学服务,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同学们普遍的爱戴,并与很多同学结成极亲密的友谊。他的妻子欧慧娟,是印尼归国华侨,品德非常纯正,有极强的爱国主义情操,有非常可贵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待人热情厚道,对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兢兢业业。他们两个都是我至为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我对他们一直充满深深的敬意。毕业后,只要到天津,我都尽可能住在他们那个并不宽敞的家,而他们的儿子王雷,女儿王婷、儿媳徐国琴,女婿王小波,也都与我相当的稔熟,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童九训同学,作为调干生,他是我们的大哥。五八年学校开展思想教育运动时,他曾被同学们批评过有灰色人生观。据我看来,他是因为年纪大而没有女朋友,显得有些落寞而给人造成的印象。又有人向党支部委员刘泽华告发他在卫生间散布过什么不当言论,只是泽华同学听后不予理会。其实,他为人热情,恳切,公道,忠诚,充满爱国情怀,是一个你绝对信得过的朋友,又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绝顶聪明,对事物的分析常常入木三分,在文史方面都有自己特别的见解。至于工作,只要看看他的两件事即可了然了。一是在南昌银行工作期间,他曾获得全省点钞票比赛的第一名;二是在“文革”后,他曾荣获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在九十二中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中学里,创造出骄人的成绩。他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又慷慨大度,加以妻贤,所以在北京,他的家常成为同学们聚会的中心。他喜欢广东音乐,能拉一手好胡琴。又善饮,为我生平第一酒友,每次相逢,我们必尽兴至醉,醉中又必高歌。而《友谊地久天长》、《别时》,则为我俩醉中必唱的歌。我与他最为相得,并一直以兄长事之。他的夫人刘锦云,女缅先,子怀烈,均与我交厚,延及婿余胜利,媳张玉袅,均与我相稔。

  2012年3月1日,童兄以帕金森综合症和肺感染等并发症,逝世于北京医院。我作《悼童兄二首》云:

  一

  相与留君未得留,茫茫生死两沉浮。

  鸿濛可有三生约,未了前缘好再游。

  二

  三月寒风绕暮鸦,梦魂长夜系京华。

  可怜天地无知己,泪眼明陵数落花。

  挽联

  大树飘零,忆子平生如日月;

  寒风萧瑟,送君从此隔人天。

  对于童兄,回想起来,可以这样说,认识他时并没有特别的喜悦和激动,似乎只是生活自然所作的安排;而同他永别,却感到无边的痛楚与悲伤。

  同我一起选择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同学,在二班的有童九训、王显乾、柳维本、欧慧娟、潘国基等。

  潘国基,福建人,读书很努力,待人诚恳,会拉胡琴。我们常在一起娱乐,并组成民乐队。后来他在《语文杂志》编辑部工作。

  柳维本也是从北京外语学院转过来的,东北人,性豪放,读书很努力。后在大连辽宁师范学院任教,业务上有声望,但因为嗜酒而不加节制,弄得一身病。晚年常居北京大兴区,与九训兄相望,被妻子、女儿下禁酒令,严加管制。

  一班的王守志、余维嘉、三班的刘国梁等同学,也是史学史专业的。

  据我们了解,当时全国高校开这个专业的,只有南开。其他如北大、复旦、中大、武大、浙大、南(京)大、吉大、川大、山大、云大、辽大、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河南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大学等,都没有开。中大刘节先生开这个课,但没有设专业。其他的大学则连这个课也没有开。从将来就业的角度考虑,我们对这个专业也抱着乐观的态度。

  在杨翼骧先生领衔的这个专业学习,同以前的学习有个较明显的区别。以前的课是讲授的多,自学时间的比例较小。现在则是每周四节课,除了第二外语(日语)另有两节课外,其余时间都是自习。先生讲过课后,由助教布置阅读书目,我们则根据这个书目来读书。布置的专业书目数量很多,要在短时间内完全读毕是不可能的,况且高教部也给大学不同的本科生布置下来不同的必读书目,也要我们去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方设法多读书,多接触书(先生规定,有些书要精读,有些书则可粗读,有些书只要了解它是讲什么的就可以了),尽量扩展自己的视野。由于自反右以来,我们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这时大家读书的自觉性都很高,完全是一付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姿态。

  为解决多接触书,多了解书的问题,我和九训、显乾结为书伴。我们约定分头读书,在每周没有课的一天(非星期天),到僻静的水上公园相互介绍自己所读的部分。我们通常是携带必要的卡片或笔记本,于早饭后出发,到公园开一个五分钱的茶座,而后轮流汇报一周所读、所翻的书籍,或详或简地介绍其内容,或梗概,或类别。一人讲述,其他人作记录。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时至中午,则在座上要一碗饭,一角钱一碟的素菜,裹腹后再继续我们的学习。这种生活,我们基本上坚持到毕业,自觉获益匪浅,并且在人生中留下极为美好的回忆。我们三人本来就志趣相近,加上此番学习经历,关系就更为密切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兴许会认为我们搞什么小圈子,谋求什么特殊的东西,其实是完全误会了。

  为了更准确地读懂一些名著,我们班在史学史专业的几个同学,有时还集体读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方法也是由一人主讲,其余人作补充。

  上四年级以后,大家的读书风气很浓,但不久又横插了一个运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农村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号召。河北省委组织了大批十七级以上干部奔赴农村。为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指定抽调文科的历史系、中文系和经济系、哲学系的部分同学(也有少数的教师),参加河北省委组织的整风整社工作团。我是被抽调的人员之一。

  工作组团的任务是整顿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逼命令风,瞎指挥风等五风,清理农村阶级队伍,贯彻经过初步调整后的新制定的农村政策,帮助农民渡过严重的灾荒。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文科有关的几个系正式停课。

  我们先在天津集中学习了有关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生产队以上干部的一封信和中央关于农村经济的十二条政策。毛的这封信是反对浮夸,要求稳定经过调整后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倾向已经不是反右,而是老老实实地反左了。此时的毛,好像已经发觉问题的所在。“画虎无风空作浪,绣花虽好不闻香”,大跃进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不得不把主观唯心主义收起,回到(起码是暂时回到)现实中来了。

  集训期间,听了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介绍农村生活问题的报告。他对农村的形势和生活,作了简要而较为具体的介绍,主要是讲了农民当前实际的生活水平问题,讲到已经有不少饿死了人或随时会饿死人的“危险村”,以及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也作了关于唐二里公社情况的报告,讲到该公社几乎全体农民都参加了“盲流”队伍,讲到干部严重的浮夸和强迫命令作风问题(如强迫饥民携篮背筐游行以示干劲),讲到下面阶级斗争的情况。省委要求工作组进村后,必须千方百计带领群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进一步发展生产;同时必须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抓好阶级斗争;工作组员在农村实行“低指标,瓜菜代”的生活制度,与农民同甘共苦,巩固公共食堂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地”。而“低指标,瓜菜代”是指每天四两粮食,两斤菜,四两代食品的供应标准。

  到此,我们才知道,尽管学校已经很困难,我们仍然生活在很幸福的环境之中;也才进一步知道农民实际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当时有一点倒是值得我们自我“安慰”的,就是按照上头的说法和省委正式规定的标准,我们下乡以后,可以每天吃到两斤蔬菜,这是在城市里的居民望尘莫及的。就这样,十二月十五号,我们抱着崇高的信念,作好了救民于水火的准备,奔赴到乡村了。

  根据上级的安排,我们系被分配到河北省南部属于邯郸地区的曲周县。出发时,天已经很冷。我们先从天津乘火车到邯郸,也没有凭吊有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唐人《邯郸梦》之类的古迹,在车站附近一个墙上挂满红旗,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极好的饭店,吃了一顿不能再简单的饭,第一次吃到由绿豆、番薯、玉米掺合成的“三合面”馒头。深夜,转乘装过煤的汽车奔赴曲周县。是夜极冷,车上又极挤。途经永年县境,忽接通知,要求把大家保持肃静,提高警惕。过后才知道这里当时处于戒严状态,因为“邯郸事件”,即所谓“仁义军”暴动事件,正处于被镇压过程之中。我乘的车子又老又破,仿佛患了哮喘症和痨病,呼喳呼喳地走走停停。幸而行车途中,什么也没有发生。好歹到达曲周时,天已亮了。

  我们在县委大礼堂住下,睡的是地铺。

  从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我们集中在曲周县政府大院内学习。期间,听了县委书记介绍情况的报告。这位书记破天荒地说:“这里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大坏形势!”(“大坏形势”,是我们多年来从未听过的词)他讲了当时全县农民的生活状况,讲了已经饿死了多少人,讲了阶级敌人如何猖獗活动,反攻倒算,很多基层组织已经变质,这些地方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上等等。在曲周学习期间,整风整社工作团和县委又对我们的工作任务作了细分。二十一日我们系的师生下到槐桥公社,而我则分配到这个公社的小地坝村。

  驻槐桥公社的是一个工作大队,下面又按管理区分为若干个分队。我不了解这个公社的全面情况,只知道工作队进社后几天就把一个公社的副社长的职给撤了。原因是在修水利过程中,此人强迫妇女集体脱掉上身衣服,半裸劳动,以示跃进中的干劲,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我们是急如星火地直接赴村的。同我在一个工作组的,有南开同学武安隆,朱孝忠,有一个当地武装部的军官,一个原来的驻村干部曹建彰,还有一个叫王凤娥的曲周商业局的女干部。武装部那位同志是个党员,是我们的组长,可是第二天他和朱孝忠就被调到刘王庄去了,安隆、我和王凤娥都不是党员。王凤娥是个比我还年轻的姑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长得很清秀,性情和善,我的棉鞋被火烧了一个洞,是她偷偷替我补好的。这姑娘怕黑,晚上开完会了,一定要让我们送她回住地。曹建彰工作有魄力,但自负,且爱搞浮夸,还骗得县委某书记的表扬。只是我入村不久,他也被调走了。

  小地坝是个不大的村,人口不足一千,村民多半都是姓张的。(大概是六、七年前,中央电视台还报道过它在电的线路管理方面的工作的。我看到后,一下就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北方的农村,冬天本来就很萧索,而当时的小地坝更是一派萧飒,一片死寂。

  小地坝其时是危险村,已经饿死了人。入村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四、四、二”生活标准的具体内容。四两粮食,是番薯粉(北方称地瓜面);四两代食品,是玉米芯或高粱秸或榆树叶、榆树皮磨成的粉,这都并非现成已有,而是要工作组进村以后,带领群众去制造;而二斤菜云云,则完全是领导们在办公室里制造出来的幻想,食堂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蔬菜,连咸菜也没有。我同安隆住在一间原来是放置柴火的、四面透风的破房子内,没有可供燃烧的原料,甚至也没有用于取暖的炉子。生活、工作的条件都实在恶劣极了。吃不饱不用说了,夜间睡觉,又只能是和衣躺下,凑合到天明。而作为穷学生,我和安隆却是连件旧大衣也没有的。王凤娥是本地人,又是女孩子,她住在老百姓家里,比我和安隆住的地方要略为好一点。

  进村以后只两天,因工作组人员的调动,上面指定由我这个非党员任工作组长。按通常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惯例来看,这是很不正常的,只能说是一种非常之举,因为工作组入村后是要党、政工作一把抓的。而作为非党员,却要管党内的全盘事务,怎么也说不过去。

  担任工作组长以后,我感到肩头的担子特别沉重,自己也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按照规定,工作组入村以后,不要说死一个人,即使是死了一头牲口,组长也必须负责。记得我当组长不久,村里就死了一个老人,是久病致死的。当即由医生和我共同签署了是正常死亡的认定书上报。村里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因为吃的同牲口差不多,厕所基本上都无臭味。由于营养严重缺乏,全村适龄妇女无一例外都停止了月经。后来知道,这种情况不仅在当时当地,甚至在一切饥情严重的乡村,都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在压力中理清了一下思路,我们便按照上级的要求,全力投入工作。顾不得自己非党员的身份了,我们召开了党员大会,又召开了支委会,讲述了整风整社的重要意义和基本任务,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们还召开了贫下中农大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妇代会,共青团员会,基干民兵会等等,表明了工作组的阶级路线,分别对他(她)们提出了要求。对所谓地、富、反、坏也进行了训话,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写出保证书,保证不从事破坏运动的活动。这个村的老党员不少,有些还是三十年代就入党的。他们对工作组都很靠拢。其中一个大队的副队长,群众反映他犯有多吃多占的错误,但还没有太大的问题。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村里并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没有发生所谓政权性质的蜕变。最严重的问题是大跃进以来因“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而造成的生产破坏,经济陷于极度的凋零状态。

  从生活水平之低下来说,这个时期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为严酷的考验。记得进村不久,我们在公社开了一次会,主要是汇报各村工作组的工作情况。才不见了十多天,乍一相见,大家都有点儿认不出来了,因为工作组员基本上都处于浮肿状态,彼此一看,都哑然失笑。身体差一点的师生,这时都受不了了,便只能提前返校。老师中的吴廷璆教授,同学中的袁华音,记得就是提前回去的。

  在小地坝工作了一个月。到了1961年1月20号,工作大队在县府集中。那天,我们吃了雪白的大馒头。传达下来的话说,面粉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因为从来不知道国家要从外国进口粮食,这一说,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泪水也竟然涌了出来。

  在县府过了两天,主要是汇报和集训,重新调整力量。我就是这时从小地坝抽出,调到平固店公社的蒋庄去的。武安隆和王凤娥则一直留在小地坝。

  一月二十四号凌晨,我到达平固店公社,次日即到蒋庄。

  蒋庄是一个大村,有十几个小队,是公社下面一个管理区的所在地,人口约有二千以上。它的社情比小地坝要复杂得多,一村之内,可以分成很多阶层,外出的人也很多。干群问题,宗派问题,阶级、阶层问题,宗教问题都较为突出,但经济形势比小地坝好,生活上不属于危险村。

  我们工作组的成员有:组长吕庆生,年四十余,独眼,配一假目,部队出身,转业到广平县委统战部,此人足迹遍十余省,有魄力,有工作经验,但较主观,处理问题也嫌粗糙。副组长刘四洪,曾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也是个有资历的干部,体格强健,头脑精明,唯掌握大局的能力不如吕,生活上则颇小器。后调袁村工作,有人反映,他有多吃多占的毛病。靳连峰,广平县委秘书,待人诚恳热情,但头脑不甚精明,处理问题时思路欠清晰,嗜睡,睡时鼻息如雷。徐怀清,是下放到邻村的干部,为人亦诚恳、坦率,有点自由主义,此时抽调过来。张好琴,是公社书记张好信之妹,公社宣传部长之妻。她有工作能力,但常羁于家务;言谈粗鲁,处事爽快,有点男人的的味道。不过,我的棉裤被烧了个大洞,却是她给补好的。袁成铎,南开同学,青岛人,能说能写,头脑细致,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善能应付各种环境,许多材料都由他来写。蒋秀松,也是南开同学,广西人,当过兵,有才气,工作很负责。但不知为什么,他当时的情绪不高。

  我们进村后的基本方针是尽量少说话,多听多问多作调查研究。这个村的党员与工作组的关系比较疏离,用当时的话来说,阶级阵线也比较紊乱。我们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除了要同村民和村干部打交道以外,还要同管理区的干部打交道。

  在蒋庄,我同刘四洪搭当,负责其中几个小队。那时我的身体很差,以一米七五的身高,穿着全套冬装,体重还不到一百斤。虚弱的不行,甚至夜间遗尿。老刘以此同管理区交涉,要来五斤胡罗卜两人合用。

  我同刘四洪住在一起,住的条件要比小地坝强。虽然没有为炕,但有炉子,也有点煤,房子也不透风。晚上在油灯下,听老刘讲讲保卫延安时的往事。他谈到,那时实在很艰苦,武器装备差,加以饥寒交迫,部队中也有开小差的,自己总算咬着牙熬过来了,只是后来没有什么机会发展,而人的发展却是离不开机会的。他向我询问大学的情况,还说我能考上大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让我好好珍惜。我和他挺谈得来的。

  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终于掌握了村里不少第一手材料,可以大张旗鼓开展工作了。不过,这时已经到腊月二十八,春节就要到来。我们到公社集中,又见到许多久违的同学。这次集中,当然又是要汇报和学习,但同时也给大家改善了一回生活,每人九两馒头,半斤肉。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感到吃不饱,于是又厚着脸皮去要了一份,并风卷残云地吃得净尽。第二天,我们乘坐拖拉机到曲周集中,在县里过年。

  吃过除夕饭,工作大队,又宣布了调令,让我离开蒋庄工作组,到公社整风整社办公室报到。同我一起被调动的,还有阎铁铮同学,她是党员。这样我们就要到分队部工作了。据有关领导说,本来想调我到县委搞武装工作的,后考虑到我是临时干部,就不让我去了。

  年初八,我就到办公室上班。办公室是收集、汇总情况,检查政策执行程度,协助领导指导运动的机构,直接向分队领导负责。办公室的负责人叫崔万选,是一位资深秘书,当过公社办公室主任。成员除阎铁铮和我以外,还有李际朝、梁万林,他们都是本地干部,外加一个女的打字员李新秀。这个班子的成员都是党员,非党员只有我一个。但我所做的工作,几乎又全是党员才能做的。在这个新的集体里,几个同事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铁铮虽是我的同学,但原来没有多少接触,并不相熟。现在同处一个办公室,大家很自然就熟稔起来了。几十年后,我们还曾在一起,回忆过这段生活,还说过要回到平固店去看看的。李际朝、梁万林和李新秀,也是很好相处的人。工作之余,他们也同我和铁铮讲些或咸或淡,或荤或素,或庄或谐的小段,并不把我们视作外人。有一次我下村回来,没有带铺盖。“晚上睡在哪里?”当我把这问题提出时,比我们略大一些的李际朝就淡然地说:“那你就跟新秀睡吧!”梁万林跟着附和。而那个还未结婚的新秀姑娘,竟大大方方地对我说:“好呀,没关系,反正我们都不打呼噜!”说到这里,大家哄笑起来,羞得我一脸通红。崔主任走过来说:“文明点,文明点,人家大学生开不惯这样的玩笑!”事后,新秀对我说:“你怕什么,怕也没用,他们成天都这样。”

  在办公室里,我们每天都是下村了解情况(下村时,我记得见过姜宝善、苗长发、鲍晓娜、张玉润等同学),收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按政策回答下面提出的问题,发现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倾向与问题,并向上汇报。因为注意学习,对这些工作,我基本上能够胜任。但由于有时太过认真,也会被同事取笑。例如,我们每周上报的表格中,有一项是各村“地、富、反、坏”的人数和其中已“斗倒、斗臭”的人数,上报的统计数字是根据各村上报的数字来填的。但是,下面报来的数字往往十分矛盾,上周“斗倒、斗臭”的数字可能是十个,本周忽而会变为六个,甚至所谓“地、富、反、坏”的数字也常常变动。还有,对“五风”中每风危害带来的损失,也是今天一个数字,明天一个数字。对此,我认为应一一核实才能上报,而有些同事却认为我太迂,说这样搞统计你就是累死也搞不出个结果。从实践上看,他们这个意见不无道理,因为许多报表本来就是用来应付上头的,有些也很难作出清楚的统计。比如说,统计“五风”的危害,每“风”造成多少损失,谁能分别计算出来,而再分别上报呢?

  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个案。有一个村,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检举党支部书记不是党员,是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分队部让我们去核查。经过反复查证,该书记确实没有入党介绍人,也未履行过入党手续,按规定自然不是党员。分队部初步决定将他除名。我们奉命下村去执行此决定。在同他本人接触后,他并无异议。但在党员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对此决定却几乎清一色的反对。理由是这个书记为人比较公道,也清廉,很得民心,换了别人,还不如他。我们将此意见带回来请示,领导又责成我们再去查清他是怎样成为党员和支部书记的。几经查证,情况原来是:土改后,许多原来的骨干都犯了“退坡”病,不愿干了,到上头开会也没有人愿去了。这位后来的书记,当时只是个党外的副队长,就挑起了大队的担子,什么事都由他出头露面,渐渐地连党内的事也由他去干了。久而久之,他就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当起了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完全不存在什么阶级敌人混到党内来的问题。最后,分队部还是尊重历史和现实,承认了他的党员身份,只让他补办了一个手续。

  在跟随领导下村时,我又充任了秘书的角色。我曾随一个姓王的书记下村,在听汇报时,我有针对性列出几个问题,拟了一个提纲,并写一张纸上。到汇报行将结束,就将它递给这位书记,作为他作指示的参考。对此,王书记非常满意,常常用我写下的文字,作为指示的内容。他多次表扬了我这个大学生,说这样当秘书,才能真正对领导有所帮助。一下村他就把我带着。不过,我们之间,有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并完全一致。一次下村,听完汇报后,他照例要作指示。我已为他写了一个提纲。其中说到,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努力抓好生产,取得夏粮丰收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看了以后,就把“完全有可能的”改为“一定能够实现的。”后来我问他,假如发生不可抗拒的天灾怎么办?他说,那是以后的事!

  应该说,在办公室里,我是比较愿意思考一些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的。记得有一次大队部在平固店召开汇报会议,发言的多是各分队的负责人。当时我年少气盛,也站起来就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准作了发言,并就农村中地、富子女阶级成份的认定问题,提出政策性的请示。之所以作出这个请示,是因为按照土改法,地、富家庭中的成年人,要享受过满三年的剥削生活才被划为剥削分子的,而地、富子女,很多都是出生时,就行将土改或已经土改了,他们并未参加过剥削活动,也没有享受过足够时间的剥削生活。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上,常常把他们作为剥削分子对待,开地、富分子会议,也要求他们参加。我以为这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土改法的精神。而对此如何看待,当时政策并不明确。只是,我提出这个请示后,会议的领导没有任何人给予回答。

  在办公室期间,生活要比在村里好一些,虽然也是“低指标,瓜菜代”的“四、四、二”水平,但那四两粮食基本上都是玉米粉,而不是番薯干粉了。在队部的食堂,还能吃到点大白菜、胡罗卜之类。但有一度,对村里的供应又特别差了起来,四两粮食竟然变为“花子饼面”,即用炸过油后的棉花籽磨成的粉。我下村时,吃的也是这个。几天以后,各村纷纷告急:村民腹胀而排不出大便。于是,又紧急煞车,恢复原来的供应。

  这一段生活,对我们亲历其境的每个人,都是极其严酷的考验。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同学,还算好一些,因为从前在不同程度上都过过艰苦的生活,而对于像鲍晓娜同学那样的人说来,所受的苦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在家里,她恐怕从来还未吃过粗粮,也没住过那样的破房子哩!真是难为她了。我们的晓娜,那时同苗长发在一个村,她们的恋爱关系,大概就是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由于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而建立起来的。

  尽管有些反复,但到六一年初,形势总的说来还是好转了,群众的情绪也安定了许多,危险村的状况也开始有所扭转。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六十条政策规定,已经下达到村,原来死死撑住的作为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终于因为群众的反对而解散了。总而言之,农村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遍体鳞伤的中国,开始出现一线生机了。

  到了四月上旬,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南开的师生回校。我是四月八号离开平固店的,四月九号到曲周集中。四月十号,曲周县委、县政府为我们饯行。十一号,我们终于带着依依不舍的情怀,撤离乡村回校了。

  同以前单纯的劳动相比,这次下乡对我们真是一次深刻的锻炼。就我而言,它使我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了真实而明白的认识,也使我增长了做实际工作的才干,增强了同农民的联系。应该说,这都是学校教育不能给予我的。所以,尽管耽误了一些学业,多年来,我对此行却不感到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

  回到学校,看到一起下乡同学的脸色和举止,听到他们粗犷而厚重的言谈,我觉得他们比以前干练了,稳重了,成熟了,看问题有深度了。

(五)

  回校略作总结、鉴定和休整,过了五一节,我们便投入紧张的学习了。因为耽误了许多课,这时就只能实行“恶补”。这一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认同了的。在老师,是想尽量多的给我们传授知识;在学生,是想抓紧时间,多学到一些东西。南开的学风是比较好,比较严谨的,学术空气也浓厚。如果不是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整个学校的生活就会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钟表那样,围绕着教学和学术研究运行起来。

  在学习生活中,我进一步广泛接触各种史籍,开始翻阅钱大昕、赵翼、王鸣盛诸大师的著作,也开始读其他一些乾嘉汉学家们的著作。世或谓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分别为龙,虎,狗。轻薄斯言,不足为训。在我看来,就算王的《十七史商榷》,亦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的。放眼当世,做出如此学问的,试问能有几人呢?

  在这期间,我又开始读有关历史研究法的书。我很推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为它比何炳松的类似著作好,也比钱穆的好。另外,历史辨伪学方面的著述也开始接触了。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崔述的《考信录》,顾颉刚等人收集在《古史辨》中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个时候翻阅的。对辨伪学的接触,我觉得很有收获。它让我日后在读书和研究问题时,对历史材料的真实性,能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

  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除《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等基本读过外,主要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以及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其中,马克思的思辨力与逻辑推演的能力,使我深深折服。

  我同九训、显乾的结伴学习,此时亦告恢复。我们之间,私交本来就笃,而在学问上往复交流,集思广益,真是其乐无穷了。每次集会交流,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直到如今,我还非常留恋这段读书生活。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光,早已去如流水,又安有可能复现呢?

  2009年,我曾有答童兄一诗,可说明我对此段时光感念的心境:

  回首南开感旧时,马蹄湖畔柳依依。

  曾游瀚海耕经史,也趁春风论赋诗。

  明月襟期光照我,行云怀抱露沾衣。

  此情岁岁成追忆,却怜多难识君迟。

  受喜欢音乐的童兄的影响,我在天津听了好多场音乐会,都是当时名家的。我们还常常到劝业场去逛旧书店。刘知几的《史通》(此书后来遗失,复由锦平从广州购得)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在那儿淘来的。

  我们有时也到市里打打牙祭。童兄的毛笔字写得好,钢笔字也写得好。系里开展勤工俭学,他就刻钢板,并用从中所得的酬劳来改善生活。我同显乾沾他的光,过一些日子,就随他上馆子。我们去的较多的是劝业场附近的天合居,那儿的干烧鱼做得特别有档次,有一种丰子恺所谓的“未曾下箸已流涎”的味道。

  也许我们三个人关系太密切了,竟遭到一些同学的误会,以为我们有些什么特别的联系或活动。其实,一切都是正常的。三个人中,谁犯了错,都会受到另外的人正当的批评,根本不会互相包庇和袒护,更不会合伙去做不正当的事。这一点,那些对我们有看法的同学后来都看出来了。

  暑假,我回家省亲。路过北京时,找到在清华和在空军的同乡曹凯旋、曹沛明玩了一天,还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回广州后,因为许多同学考入的学校都是四年制(文理综合性大学中,当时只北大、复旦、南开是五年制),所以他们这时都毕业了。我见到的几个高中同学,李绍雄分配到河南郑州,做中学教师;李锦平到了暨南大学外语系;邝文杰分到海南加积中学;叶智友分到华南师院附中;韦吾雅到了广西梧州。还有许多同学到了厂矿企业或机关任职。在这几年的大运动中,除了卢俊文师已然逝世,其他许多老师都由于种种原因,风流云散,不知去向了。

  到家一看,家中之穷,一仍其旧,而母亲更加衰老了。我还未毕业,还不能负起家庭经济方面的担子。不过,姐姐经人介绍,找到我后来的姐夫。我到家时,亲事还未最后定下来。为稳妥起见,姐姐领我到他家去看看。他名龙达通,家住离我家约十公里处的嘉禾市(圩)附近的黄边村。母早逝,父亲续弦后即与之分家,他同弟弟龙细通一起生活。年龄比姐姐大四岁,是个典型的老实农民。我同他攀谈,他讲话通情达理,对调整后的农村政策比较满意,认为这样做,吃饭当不成问题。由于我表示同意,这门婚事就进一步定了下来。因为姐姐是再婚,也就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简单请几个人吃个饭,就算完事了。只是姐姐当时在黄边村还没有户口,她的户籍还在前夫家中,而该村的干部又因其地主成份而从中作梗,不让她把户籍迁移。好在姐夫说,没有户口也能有饭吃,不让迁就不迁。

  这事一直待到次年我的外甥龙北华出生,户口问题实在不能回避时,才由我状诉到广州市郊区法院,指出该村干部之不当,经法院移文下达,才算把她的户籍问题解决。因为我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熟悉了土改法,能够熟练地引证有关法律条文,说明姐姐并非地主分子,村行政组织无权扣留其户籍。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判定应该准予迁移户口。当然,即使是地主分子,道理上也是应该准许人家迁出户口的。就这样,我算是办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在我家中,特别在姐姐身上却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在家中待了约半个多月,那时清华的曹凯旋亦回家省亲,我们都在沃兄处活动。沃兄在五八年即已成婚,这时他的儿子炽燎已经两岁。因为我和凯旋回乡,他很少住在家里,一般都住在学校同我们一起活动。沃兄是一个很有磁性的人物,特别善于倾听人家的谈话,特别能团聚人。就是在这时,以他为中心,好多个趣味相投的人都活动在一起。这里头,有校长,有教师,有农民,有学生。其中,在些还是我在番禺四中时的同学。

  回校后,因为临近毕业,大家都急于赶功课。

  这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了。郑先生给我们开“明清史讲座”课不说,雷先生的右派帽子已摘,也在六二年给我们开“西方史学名著评介”的课了。虽然由于专业归属的原因,我没有顺着这两位老先生的指引去研究明清史和世界史,但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至为深刻的。

  在专业上,我写了一篇关于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又写了一篇关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笔记,各有五六千字。其中后者写的较好一些。可惜后来都丢失了。总的说来,史学史的学习,古代部分学得好一些,晚清以后的部分则略嫌粗糙。对清末以来的许多大家,除梁启超外,诸如王国维,钱穆,陈垣,陈寅恪,胡适等人的史学思想,以至民国以来的史学思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察。这不能说是一个遗憾。至于作为第二外语的日语,因为下乡,没有继续上下去。

  学习虽然紧张,但忙里抽闲,我们还有些文娱生活。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年级组织了民乐队。九训、潘国基、查秉枢拉胡琴,安隆吹笛子,我弹秦琴。开晚会时,我们还常常演出。年级里,有些同学是很有文艺天分的。如柴志弘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京剧、朗诵、说大鼓书等,都在行。在海河工地上,我听过他朗诵长诗《卓娅》,非常感人,据说是曾在某个广播电台上播出过的。还有高晓莉、孙光礼等,唱歌、朗诵也不错。

  三年级时,我们年级演出过自编的京剧《驯海降龙》,是以三战海河为题材的,记不清是谁编的剧了,只记得是由柴志弘、罗澍伟等主演。柴志弘饰党委书记,罗澍伟饰龙王.还有曹月堂、姜宝善、刘国梁等也参加了。系里评价不错,先生们都看了,连郑先生也发话肯定了。但不知怎的,中文系的才子们一涌而上,上纲上线,在《人民南开》上发长文痛加批判,义正辞严地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也算真有罗织罪名的本事!

  不知为什么,历史系对此竟一笑置之,也没有人出来回答。但《驯海降龙》从此也就销声匿迹、寿终正寝了。

  六二年到来,我们只有一个学期的课了。这时大家才想到毕业分配的问题。有些与系里关系密切的同学,已经通过必要的途径,为自己定下去向。但绝大多数还不会为自己谋出路的同学,在分配问题上都是被动的,用得上“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那句话。

  因为是困难时期,很多单位都在压缩编制,因此,同学们的分配存在不少困难,连郑先生亲自写信也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了。为了以后能够分在一起,该结婚的都结婚了。先是刘泽华、阎铁铮同学在校内完婚,我请书法好的九训兄用红纸抄了两首《诗经》上的诗送给他们,算是礼物,真应了“秀才人情一张纸”的老话。跟着是鲍晓娜、苗长发利用寒假回苗的老家河南农村完婚,回来后还给我们讲了许多笑话。稍后,黄彭、迟振良同学也办了喜事。王金堂、欧慧娟同学则是在工作分配之后,我们都离开了学校的时候才结婚的,证婚人还是刘泽华。

  说到金堂和慧娟的婚事,我还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先是我们几个人在闲聊中,谈到慧娟为人不错。金堂表示完全同意,并从多方面对她赞赏有加。我看出他的意思,便说,如果阁下有意,可以向她提出呀。金堂表示不好意思。我觉得有话不说,可能造成终身遗憾,即自告奋勇,说,我帮你问问她。经过我的沟通,事情竟成了。原来慧娟觉得金堂对人有些粗暴,我对她解释,金堂是个本质极好的人,日后在家庭生活中根本不会有专权之举。他俩后来成了幸福的一对。而一如我所料定的那样,在家庭生活中,慧娟是当然的女王。慧娟的父亲从海外来看望女儿一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对此也毫不置疑地认定,自己的宝贝女儿在这个家庭中,绝对不会受气。

  回校后,偕童兄听了一次中央乐团的演奏,内容有冼星海的《满江红组曲》,舒曼的《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等等,还加奏了《天鹅湖》、《良宵》。听完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给友人的《忆》就是当晚写成的。

  不知道为什么,毕业前竟有好几个同学精神上发生了问题。其中,柴志弘同学最为严重。三班的同学说,他是因为追求同班的高晓莉同学未遂而造成的。然然否否,我不得其详。但这个学期曾发生一事,则为我所亲历。一日下午,志弘破天荒地约我去看天津名伶王毓宝的戏,说他已经搞到票了。我遂陪他前往劝业场一戏院观看。看完后,我们在外面吃了便饭就回校了。途次,他很神秘地对我讲,南开园内现在特务很多,他们的据点图书馆有,教工宿舍有,芝琴楼有,到了晚上,教室也有特务电台在发报,让我千万要提高警惕。他描绘的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我觉得他有异。回校后即对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黄蕴华同学反映。他批评我说,柴最近一直神神化化,你怎么跟他到外面看戏呢?其实,因为不是一个班的,我对志弘近来的表现完全不明底细。且除了他曾朗诵过我写的一些诗歌以外,柴与我素无特别接触。这天为什么选上我陪他去看戏,事后想来也感到莫名其妙。柴毕业后,即入了天津的精神病院,一年后回到北京。这时曾当过石家庄师范学院教务长的他的父亲已去世了,兄长亦不甚管他。他的生活无以为继,境况至为凄凉。有一个阶段,他每日游走于在京同学之间,轮流在他们那里吃一餐饭,讨点零钱。那时的同学没个有权势的,也没个有钱的,都无法给他更多实质性的帮助。“文革”中,他的病多次发作,曾向中央办公厅“告发”乃兄是现行特务,举报家中藏有发报机,又在英国大使馆前持棍搦战洋人,放言:“中国人走开,英国人放马过来!”辗转数年,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了。

  志弘以外,还有几个同学(男女生都城有)得了抑郁症。当时还没有听说过抑郁症这个名词,只笼统说是神经有问题。同学中,有孤独自闭的,有剪粮票作蝴蝶的,有凌晨叩开系党总支书记的门,自荐到国外去当特务的,等等。其中,范迪伦的症状也是比较重的。在这些同学中,有的后来痊愈了,有的却终身未愈。

  四月十四日,因母亲患病,我赶回家乡。看到母亲衰弱的身体,不禁悲从中来。她为我们耗尽了多少血汗?而我却还是那样不长进。她的精神与肉体的功能,如今都已庶几枯竭,仿若一枝风中残烛,我很怕她就此抛下我们了。这时,我才特别的感到母亲的可贵与可爱。没有别的,我只能千方百计筹点钱来给她治病。可幸我回家后,经过一段奔忙,母亲的身体渐渐恢复,医生看了以后,也说是没什么大事了。我也就急忙返校。

  行前,沃兄偕我和鉴波又一次游越秀山上的三元宫,并游戏求签。鉴波求得的是下下签《韩文公遇雪》:签云:“神本无私道不言,爱君诚敬念头坚。行藏莫问荣枯事,只恐蓝关马不前。”一见大惊,他又抽了一支,竟是反过来了,《赵子龙救主》:“沙场百战苦成功,一将名称赵子龙。独抱丹心悬日月,顿令国泰又民丰。”沃兄求得的是《苏秦剌股》:“谋道今朝无几人,辰星灿烂放光明。劝君莫作亏心事,足踏云梯步步升。”最后,我求得的却是个上签《李渊登位》:“六六有隹信,此签都是吉。若能知此意,万事俱已毕。”鉴波让我再抽一支,抽得的是《李世民登位》:“一声雷动震南天,正是尧歌舜乐年。国足不愁家不足,作些福力免遭连。”

  游戏人间,人间游戏,所谓人们愿意怎样理解就怎样理解吧!

  因为课都上完了,回到学校后,系里安排我们实习。原来是准备到云南去的,因为时值困难时期,经费无从筹措,最后只好就近在北京。

  通过郑先生的关系,我们住在中华书局。没有床,我们睡的是地铺。在我们的楼上,住着陈原先生。他有时下来同我们闲谈。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十三陵,长城,故宫,北海,颐和园,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故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胜地和单位。其中,十三陵,长城,周口店,人民大会堂,以前我都未去过。因为是实习,我们在参观时都是看得比较仔细的。

  对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来看,来学习的。在历史分期上,它按西周奴隶制说展出,是郭沫若先生的主张。但我怎么看都有疑问,觉得此说并不能说服自己。革命博物馆中对洋务运动作用的评价,对戊戌变法意义的评价,对曾、胡、左、李诸人的评价,也似乎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在参观过程中,我同九训兄等,对这些问题有过议论,对关于农民战争的问题,也有过若干不合时宜的议论。但当时的潮流就是如此,我们也只是在底下窃窃私语罢了。至于两馆展览中存在的许多其它问题,由于受到当时的学识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我还是未能分辨出来。

  实习时,我们到北大去了几次。毛泽东同江青生的女公子李讷,那时在北大历史系读三年级,比我们低两届。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指点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对我说,这就是李讷。当时的她,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完全没有后来在《解放军报》夺权并担任主编时的耀眼锋芒。她的命运也有些坎坷。1980年在南开举办由井上靖先生主讲的明治维新问题讲习班时,她的同班同学汤重南先生是予苇的好友,此时与我同住一室,他对我讲了不少关于李讷的事。

  从四年级开始,我动手翻译《诗经》。除《毛诗》以外,朱熹的注释,一直风行。《四库目录题要》中,又列有许多讲《诗经》的著述。到我读大学时,余冠英的译本颇为时重。但这个译本,偏重文学方面的多,对我们搞历史的并不适合。当时我参考了时贤的著述,又参阅了清代朴学家的一些著作,主要是陈奂的《诗毛氏传疏》、《毛诗说》,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兢兢业业地耕耘着,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就,但自觉很有收益。这件工作没有做完,初稿只写出了泰半,就毕业了。本来很有信心在三十岁到来时完成的,但事与愿违,后来竟没有了下文。到我下放当兵回来时,连底稿都烟消云散了。

  毕业考试到了。这年考的科目有中国现代史,英语,哲学,还有专业课史学史。

  现代史是口试,由魏宏运先生主考。主考官的旁边还坐有两位先生。我们戏称是“三堂会审”。我准备的比较充分,抽到题目后,略加准备便从容作答。第一个题目,魏先生没让我答完,又问了我另外一个题目。又还没有答完,先生就宣布通过了,成绩是五分。“三堂会审”算是完毕。

  哲学是笔试,我也得了五分。

  英语,是翻译当时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的名著《美洲政治史纲》的一章,很有难度。我勉力为之,也得了个优等成绩。

  专业课史学史,作为毕业论文,我们写的题目,是《论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我对前四史相对熟一些,写起来有话可说。文章写成后,杨翼骧先生给了我优等的成绩。可惜这篇文章也没有保存下来。

  偶然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翻译的。我一下子被它深深吸引了,放不下手来,竟是在考试期间把它的前三卷读完,还摘录了其中不少的段落。它的第四卷却是毕业分配前才读的。我被罗曼罗兰迷住,也被傅雷的译笔迷住了。到步入中年以后,我还向很多年青人、包括我的女儿介绍、推荐过这部书,对王显乾的长女王薇也推荐过。

  这样,五年下来,我也算是全优毕业了,尽管我自知名不符实。

  在学习中,我常常急于求成,缺乏耐性,显得浮躁,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因而对知识的掌握不够扎实。另外,囿于当时的种种局限,我还没有接触到一些必须接触的著作。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能真正读懂历史,在许多问题上,我对历史的认识还非常肤浅,甚至似是而非。这是由于自己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还未足以消化历史的事实而形成的。黑格尔说过,同样一句话,年轻人说来和老年人说来,内涵是很不一样的。就这样,诚所谓画虎未成,我离一个优秀生的标准,离开一个历史学人的标准,还很远很远。人们说,大器晚成。就我而言,晚则晚矣,大器却始终未成。这是一件很可悲又很无奈的事!

  在这五年中,由于政治运动太多,生产劳动也太多,我们整个地缺课也就太多。先生讲课的时间和学生自学的时间都被严重侵占。这样,我们很多该学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学。加以当时相当封闭的政治环境,我们对国外和境外学者在历史研究上取得的新的成就,几乎无所了解,连在香港的铙宗颐先生等人的著作,都没有接触。就我而言,只是粗粗略略地翻阅过一些史籍,掌握了一些研究方法,了解了中国史籍的体系和中国历史的框架,初步学习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就毕业了。谈不到深入,谈不到研究,更谈不到有什么创造性、开拓性。我的读书,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无法同前辈学人相比较。众所周知,四十年代之前的学者,尽多饱学鸿儒。而到我们这一代,虽然也出了些人才,但在学术份量上很难与前者相提并论。而且无可否认,还出了许多基本上是不学之士。

  “剑书两未探骊珠,回首平生一腐儒。

  他日相逢君莫笑,满坛陈酒啖鲈鱼。”

  这是我在暮年写给大学时同学的一首诗,前面两句,可说是对生平的总结。

  毕业了,我对学校和先生、同学充满了留恋之情。年级本来准备开个毕业晚会的,为此,我写了几首歌词。其中,一首《毕业歌》的歌词写好后,不知是谁把它拿到天津音乐院托人写谱了。只是拿回来一看,我觉得还是大跃进的调儿,缺乏应有的情愫,就没认真对待,那个歌词也没有保存下来。另外有几首我写的词,因为经过朋友们的手,倒是保存下来了。

  别情

  一江情,

  一江水,

  一曲琴音诉肺腑。

  五载相知心相许,

  为国驰驱不敢留君聚。

  莫愁前路无知己,

  芳草天涯,

  尽是春风桃李处。

  帘外依依杨柳絮,

  离情今夜如春雨。

  凭它化作多情飞燕子,

  双双万里随君去。

  静夜

  悄悄窗前明月光,

  照着友人进梦乡。

  亲爱的朋友你静静安睡吧,

  明年的今夜你会在何方?

  海角天涯各异乡,

  乡音改了结同窗。

  只为了祖国的青春更美丽,

  又将要离别奔向远方。

  临别欢愁结成网,

  五年情谊海天长。

  亲爱的朋友你梦中可知道?

  我又深沉爱你又要飞翔。

  送少年

  风悄悄,

  月光明,

  湖波楼影暗香萦。

  鲜花啊,含羞弄影,

  春夜啊,是这样安宁。

  天连水,

  水连天,

  越过关山千里远,

  四海飞来到校园。

  芳菲草,

  碧如茵,

  春风岁岁换朱颜,

  转眼韶华又五年。

  红桥小,

  晚风轻,

  一弯流水照疏星。

  垂杨啊,依依欲语,

  流水啊,脉脉含情。

  多少事,

  伴华年,

  渤海滩头不夜天,

  灯火红楼夜不眠。

  长相思,

  惹留连。

  如今将要高飞去,

  湖波草木也含情送少年。

  记得是尤慧珍为《别情》作过曲。而后面两首的谱,则是孙光礼写的。慧珍和锦洪因为都是读的四年制,这一年与我同时毕业了。

  不知什么原因,毕业晚会没有开成。考完试以后,同学们就纷纷回家,等候分配了。我取道北京,和几个同学同住在北大。我住在曹家驹弟处。家驹也在这年毕业,但他还没有放假。相聚了一天,我即乘车南下了。

  到广州后,丽水坊几位老乡此时已然散伙,鉴波去了古巴,他与亚梅的相恋亦告结束;锡林因家务事自杀;格修已回乡;鉴图偷渡去了香港。我即到秉正街秉仁巷找到振容兄,晚上就同他睡在曹家祠门前的石阶上。次日我们一起到惠如楼饮茶,然后返乡。

  乡下的经济形势此时已有好转,但因为破坏过甚,人们还远未能丰衣足食,特别像我家中,因缺乏劳动力,还是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好在在我上学期间,我的堂兄日荣二哥有时还寄点钱给母亲,尽管不能解决什么大的问题,但也济了燃眉之急。母亲此时身体有病,我到处张罗,借了一百元,主要用来给她看病。之所以敢借下一百元,是因为考虑到自己很快就能走上工作岗位,可以拿到工资,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了。姐姐家中的情况较好,有劳动力,又刻苦勤劳,明显的不用挨饿了。到他们家看看,虽然还谈不上殷实,但已经像个家的样子,我总算是比较放心了。

  在广州期间,我拜访了一些同学。他们同我的家人一样,都希望我回到广州工作。但当时我还未见到学校的分配方案,对自己的去向尚无从确定。以当时的想法,自己总的倾向是,能符合专业,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尽量离家乡近一些。当兵的事是从来未想过的。

  假期中,九训兄来访。他大姐童嘉祥在广州工作,姐夫是暨南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他到广州来省亲,因便就到我家来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便带他遍游四野。他久住城中,此时住到我们乡下来,感到很是新鲜。只是家中实在太穷了,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自己的朋友。为此,我感到很惭愧。锡泉兄知道后,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雷管,同我一起到流溪河去炸鱼。适值连日大雨,河中浪涛汹涌,雷管爆炸之后,没有炸到什么,我潜水下去,只捞上来一条半斤多重的鱼,拿到家中,权当招待童兄的盘中物。回校后,童夫子对人说我在家中是个野人。

  九月初,我回到学校。到中旬,分配方案逐渐透露出来了。

  南开研究生:两名;

  南开历史系助教及党总支秘书:各一名;

  新疆:六名;

  北京政法学院:二名;

  中共中央东北局(实际上是长春文史研究所):六名;

  武汉大学:一名;

  北京市:二十名;

  天津市、河北省:八名;

  上海市:一名;

  重庆大学:二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其实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十二名。(此方案后来略有变动)

  那一年,到处都在压缩编制,我们的分配遇到困难。王守志和潘国基同学想到中华书局,给系主任郑先生写信求助。先生真的出面了,但也未能解决(先生给守志和国基的复信,抬头称兄,老一辈读书人多如此)。北京市长彭真当机立断,接纳一批应届本科生充实北京市的中学教师队伍。军队方面亦招收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入伍。这种做法,不仅及时,而且事实证明是很有远见的。

  我原来是分到长春文史研究所的,几经调整,又改为解放军政治学院了。党总支李琛副书记对我说,系里也考虑过留我的,因明清史教研室的成员们与黄蕴华较熟,还是确定留他。总体方案定下来了,不过,具体哪个人到哪里,还没有最后确定。

  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十二个人,是到了十月十号才最后确定并公布的。这十二个人是:刘昌德,姜宝善,范希林,马庆福,张玉润,刘予苇,耿仕信,张万禄,何礼(“文革”中改名何理,后为我国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量级人物),苗长发,赵广亮,还有一个就是我。

  领导当时透露,是让我到政治学院教中国通史。我想,这是很好的,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黎善庄是越南归国华侨。她外文特别好,通法文,英文,越南文,俄文,日文,其它的功课学得也不错。从工作需要出发,总政很想招她入伍。但她的父亲曾任越南商会会长,是被越南民主共和国驱逐出境的要员。权衡再三,怕一旦透露出去,影响了中越关系,军方还是割爱了。这样才有后来善庄分到北京旅游局当翻译的事。

  在最后公布方案之前的九月二十九号,学校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这年南开的毕业生为618人,新招的学生为700人。典礼上,坐在主席台上的是杨石先校长,娄平副校长,吴大任教务长,滕维藻副教务长,各系的主任或副主任。

  在典礼上,温文儒雅的杨校长为我们致辞。他主要讲了五点: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活到老,学到老;与工农相结合;勇于克服困难;不要忘记同母校联系。

  作为老师代表讲话的是李何林先生。先生口才极好,但他讲的很简洁,除了对我们毕业表示祝贺外,特别提到反对个人主义。北京方面,莫名其妙地在批他的修正主义,在南开,大家对他却赞誉有加,明显地不卖上头的账。应该说,这是民心的表现。在这件事情上,学校当局不跟风,不将眼睛朝上,不慑于权势,做得是很对的。

  毕业典礼后,颁发了毕业证书(由于处在困难时期,证书制作质量很差),照了毕业照。晚上聚餐,还看了电影。

  后来天津市委、市政府也在干部俱乐部宴请了我们一次,也看了电影。这样的礼遇,听说不仅是空前,而且也是绝后。

  不过,对于像我这样毫无背景的人来说,学生时代再好,也只是人生的一个美梦;社会再艰难,或早或迟,总要踏进去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天长地久地留在梦境里。而出了梦境以后,在各奔前程中,除了咬牙苦干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学校终于把我们分配了。记忆所及,当时分配的情况大致是:

  童九训、郑家骝、石瑄、曹月堂、鲍晓娜、王守志、张延龄、潘国基、余维嘉、孙光礼、查秉枢、石瑄、李忍子、卢炼达、周立基、黄彭、迟振良、尤传循、黎善庄、叶中原、谢兰拔等,分到北京。他们分别到了机关,学校,图书馆,党校,杂志编辑部和企业科室等等。后来,他们的工作多有调动,如查秉枢从北京工业大学后调公安大学任教;月堂、晓娜、守志、家骝的调动见前述;光礼调湖北大学任教:延龄调山西大学任教等等

  袁华音分到武汉大学,后调上海大学。

  黄昆章、孙耀文留校读研究生。

  金永华分到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显乾、朱孝忠(“文革”中改名朱斌)分到重庆大学,朱后任该校宣传部部长。

  武安隆、王金林、袁成铎、王淑静、欧慧娟、罗澍伟等分到天津。他们当中,有到党政机关的,有到中学的,有到博物馆的,有到研究机关的。

  刘振铎、王金堂、黄蕴华、王鸿江、姜尚谦、阎铁铮、于兴洲等留校。王金堂、王鸿江在历史系办公室。黄蕴华分到本系近代史教研室。周远志分配前因肝炎住院,后调回湖北工作。刘振铎已在校党委办公室。姜尚谦已到校报编辑部。阎铁铮先在组织部,后调外事处。于兴洲分到校马列主义教研室。

  姜学仁、黄克毅、姚寅虎分到新疆。姜学仁任新疆医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黄克毅到乌鲁木齐市委任秘书。姚寅虎到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党校。

  高晓莉病休,延迟分配,第二年分到河南平顶山煤矿的一个中学,后调洛阳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务长。

  范迪伦病休,第二年分到枣庄煤厂。

  宋振国、张华琳分到北京政法学院。宋后任北京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吉奎、蒋秀松、刘国梁、郑英德、傅长胜、柳维本(柳后调大连师范学院)等分到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

  赵营安、分到东北营口,后任营口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刘茂生分到唐山,后调到山东工作。

  还有一些提前毕业的,如叶东炜、刘泽华、王秀清、饶维恭、孙秀英、顾文汉、唐德增等,他们都已留校,没有参加此次的分配。

  柴志弘住进精神病院了,自然没有参加分配。

  在大学期间入党的同学,记得有周保山,姜学仁,何礼,于兴洲,黄克毅等。我认为按当时一般的标准,调干生郑家骝是个很优秀的同学,但却没有发展他为党员。

  在大学期间,我只是共青团员。申请过入党,但不知是因为靠拢组织不够密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被批准。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正式同我谈过。党组织从来也没有指出过我必须要克服的、实质性的缺点。我也没有就何以不能入党这件事,向有关人士,提出过询问。由于不是党员,不仅校里、系里党内的若干密勿,我无法知道,就算年级党支部的许多情况,我也不甚了解。因此,我现在所能写下来的,只能是这样一般性的东西。

  终于,我告别了南开,同十一个一起走进军营的同学奔赴北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报到了。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号。

  王国维词云:“最是人间留不住,红颜辞镜花辞树。”

  青春过去了,严峻的中年开始了。

  (约77000字,作于2013年11月)

  

    附:南开历史系五七届同级同学名录

  王秀清、饶维恭、周远志、郑家骝、姜学仁、童九训、

  刘泽华、石 碹、李忍子、王守志、迟振良、黄 彭、

  鲍晓娜、李吉奎、李和、 余维嘉、曹月堂、刘兆义、

  曹智英、欧慧娟、王金堂、赵营安、卢炼达、武安隆、

  何 礼、谢兰拔、黄克毅、叶中原、赵广亮、袁华音、

  刘振铎、范希林、王显乾、刘予苇、朱孝忠、周保山、

  尤传循、黎善庄、姜尚谦、叶东炜、苗长发、周立基、

  王金林、柳维本、萧行铭、任时彦、杨婉香、唐德增、

  黄蕴华、张延龄、孙广礼、姜宝善、查秉枢、黄昆章、

  孙耀文、蒋秀松、袁成铎、耿仕信、王淑静、罗澍伟、

  王鸿江、阎铁铮、姚寅虎、范迪伦、刘茂生、宋振国、

  张华琳、郑英德、傅长胜、孙秀英、于兴洲、顾文汉、

  柴志泓、刘国梁、张万禄、刘佛丁、金永华、高晓莉、

  张玉润、刘昌德、马庆福。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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