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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黃钰生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5期  发稿时间: 2015-01-08 11:41


  高成鸢

  黃钰生(1898-1990),湖北沔阳人,字子坚,中国现代大教育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名人。此言并非虚妄,可以从一个文献细节得到印证:1936年出版的工具书《古今人物室名别号索引》收录了他(1),却不见闻一多、郑天挺之名。出于特殊的原由,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突然变得阒然无闻。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西南联大研究”在海内外“逐渐成为一门‘显学’”(2),网上检索“黄子坚、西南联大”,反馈条目上千,在无数回忆研究文章中,与黄钰生并列的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广受尊崇的大家名流。

  在三校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中,北大、清华两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都在昆明,而南开的张伯苓校长却常驻重庆,忙于“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政务。真正在昆明代表南开校长的是黄钰生,所以他是西南联大的几位主要元老之一。至于南开大学,他从1927年就担起总揽校务的“秘书长”重任,直到1952被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离开教育界。

  重大担当  身世注定

  黄钰生1898年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1911年来到“新政”中心的天津,在舅父卢木斋的家教下长大。卢木斋(1856-1948),名靖,堪称“国土无双”的人物:很早开始自学西学的理工课程,二十多岁上以几何学应试乡举,经热心新政的湖北巡抚特别奏准,成为中国第一位靠西学取得举人“学位”之人,早于京师大学堂1907年的首批毕业生十二年。笔者曾听黄先生说,其舅父的学位论文《火器真诠》是讲枪炮射程与瞄准的,因此被李鸿章聘为新设天津武备学堂的“总教习”。当时严复已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同职,两人一海一陆,都志在强兵救国。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卢的学生。卢还精通国学,是藏书家;颠覆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严复所译《天演论》,最早的版本就是由卢家出资刊刻的。

  除了舅父的影响,黃钰生的人生道路可说是由“南开校父”严修(1860-1929)及张伯苓决定的。严修曾任学部侍郎,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大力推进新学教育,其时卢木斋正在“直隶提学使”(主管一省学务)任上,跟严修密切配合,高效推进新式教育。后来政局变化,1908年严修毅然辞去官职,息影津门,倾家创办民立大学。卢木斋与好友共进退,其实他也曾想创办“木斋大学”,见到更具实力的严修率先兴办大学便协力资助,自己退而致力第二志愿,即普及图书馆事业,并立即捐助大量资金、藏书,为南开大学建立了规模可观的“木斋图书馆”(3)。另外,张伯苓在威海卫目睹“两日三易帜(日、中、英)”,视为国家奇耻,愤而退出海军,发誓“教育救国”;恰逢严修物色人才,1904年两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张伯苓就成为创办南开大学的骨干。西学出身的的卢木斋认为必须培养精通西学的接班人,严、张共同瞩望于年轻的黃钰生,于是就命定地成为不二人选。1915年黄钰生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9年,即南开大学成立的转年,他官费赴美留学。有人说黄的留学实为严修、张伯苓对“自家子弟”的“定向培养”(4)。1923年黄钰生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等待博士答辩时提前回国,据说因为国内费用不继,但极可能也因为张伯苓急需助手。1925年黄回到南开,短期担任哲学教授后,1927年他29岁时就担当起总揽校务的南开大学部主任,不久改称“秘书长”。

  由此可见,黃钰生的家世天然就与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紧密关联在一起,倾注全部心力于南开大学,是他的宿命。正因如此,他的专业恒心确立极早,知识积累定向最准,教育理念个性最强,张伯苓始终会全力支持。写于1930年的《大学教育和南大的意义》,显示了黄钰生的高远抱负。文章说:大学是干什么的?简言之,—是“润身”,二是“淑世”(这可以理解为与启蒙、救亡相应)。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黄也清醒地说“南大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即如今日的研究者所说,“启蒙与救亡”是近代中国教育家的两难宿命(5)。文章接着说,此外种种“外铄”的个人功利动机“是青年所不齿的”。他深刻地阐明,宇宙与原子构造的“万有皆空”等“可怕的、可哭的”真理,使人忘掉一切“峭屑鄙俗”,“这种恬润的生活就是大学教育的意义”。他说,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是被文艺复兴的求知欲所激动的Masters(教授、大师)和学生们的天堂,市民要看他们的脸色。中国古代书院中师生朝夕相从,互相论难,同样是“令人神往的境界”。但他清醒地指出,“在承平的国家,大学教育以润身为先,而在我们这纷乱的国家,就须以淑世为先了”。他说严、张办学,就因为屈辱于日英而“不服这口气”,南开的特点就是“不服气精神”;就是用“人格和学问去‘争气’”,“南大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必须要圆滑敷衍,不信喊口号、讲主义可以制服军阀打倒列强……怕难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6)

  这是真正教育家的语言。中国近代百年中,纯粹的“教育家”,即连学术研究都不暇旁骛者,恐怕为数很少。大教育家蔡元培也曾攻读哲学等学科,有伦理学专著。黄钰生兴趣广泛,才能多面,但因为身上一直压着全面管理大学的沉重负担,为了不负严、张及舅父“教育救国”的热望,为了把南开打造成“中国大学之母”(梁启超曾这样为南开大学定位,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应当由民立大学体现)(7),个人只好甘心承受这种牺牲。所以有理由说,黃钰生堪称中国教育家的正宗标本。

  民立大学压力重  战乱年代历险多

  南开作为中国民立第一家大学,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象:巨额的经费要依靠社会赞助。1929年黄先生担任秘书长时,经费的重要来源是张伯苓校长以人格魅力到处化缘,为此他必需广泛参与各种社会团体活动。南开大学的机构是独特的,没有教务长、总务长,校务由“秘书长”统揽,这种设置的缘由,显然在于让校长摆脱繁多的日常事务,而交由最信任、最能干的代理者处理。为了化缘,张校长经常离开天津。有个著名的事例:他在沈阳青年会的一席演讲,使张学良浪子回头,毅然通过“易帜”促进了国家的统一。(8)

  说黃钰生先生确实起到代理校长的作用,有个典型事件最能证明。1929年,南开大学突发“教师危机”,著名教授蒋廷黼(史学家,后来任驻联合国代表)、李继侗(中国植物学开拓者)、萧公权(政治学家,后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五人,因为清华高薪聘请等原因纷纷辞职,此时张校长正在美国募捐,黃钰生“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事后自己愿承担起细节上处置不当的全责;但张校长没有免去他的“大学部主任”职务,反而从此改为“秘书长”。(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形势险恶,黃钰生受到严重考验。日本浪人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就架设在南开校园周边,形势危急;黄准确把握局势,安排学生暂避一时。学生回忆说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后来日寇竟肆无忌惮地整天在南开校园中操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侦得南开大学是天津反日活动的基地之一,便疯狂轰炸校舍。黄先生置死生于度外,奋力指挥疏散师生,转移实验仪器、大量图书以及其他物资。一切处置停当后,他才乘小舟依依不舍地告别熊熊火光中的校园。辗转半个月后,他在南京面见张伯苓,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不辱使命。张校长感动至极,含泪道声“子坚辛苦了”。

  不久胡适建议的三所大学合并转移得到实现。北大上承汉代的皇家太学“辟雍”;清华前身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都是声名显赫的最高学府,一个代表古老传统,一个代表现代精神。梁启超说过:“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10)成立最晚的民立南开大学,十多年后竟能跻身最高学府之列,为此,张校长和黃钰生等同仁凝聚了多少心血。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转移,300余名男生组成“旅行团”,实现了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的壮举。黄先生任远征团“教师辅导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团长,成员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化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等教授。申泮文院士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缠在腰间,自嘲‘腰缠万贯’。”(11)

  黃先生率团途经穷乡山路,遭逢险阻要他排除,学生累病要他安抚,漫漫三千里,爬山涉水餐风饮露。他年龄最长地位最尊,晨起最早夜眠最晚,重任在身艰苦备尝,跋山涉水六十多天,安全抵达昆明。假如他没有留学时在美国当过棒球冠军的健壮的身体,换了别人,很难禁得起如此沉重的磨炼。当时全国报纸都瞩目于这一壮举,黄子坚也名闻四海。

  领导成员、南开代表  独建师院、理念超高

  西南联大的领导机构是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但抗战期间张伯苓校长常驻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副议长(周恩来等都是参政员),因为会务繁忙,张伯苓还把自己赏识的吴家琭(即周恩来同班好友吴玉如)调进由王世杰等组成的秘书班子。他很少去昆明过问联大的校务,固然因为从政,更由于早已习惯于黃子坚的总管。三常委中代表南开的实际是黄子坚。九年中黄经常与蒋梦麟、梅贻琦两校长平列。北大、清华固有的强势是南开远远不能相比的,主导权当然在蒋、梅,年轻力壮的黄子坚凭着实干、人格及出众的协调能力给南开争分。联大的校务都由教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来办理,黄子坚任委员的就有二三十个,其中半数都由他担任主席或召集人(12),例如以他为首的“校舍委员会”中就有冯友兰、吴有训等;在不同的场合,潘光旦、郑天挺、贺麟、雷海宗名教授等都曾跟他同时担任委员。后期闻一多牺牲时,由黄钰生任“丧葬抚恤委员会”主席,他撰写的长挽联是:

  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

  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十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

  蒋梦麟也常逗留重庆,校务则由梅贻琦常委独当,梅也曾短时离校,即由黄子坚代行其职务。后来常委决定请郑天挺先生出任联大的总务长,但耽于史学研究的郑先生曾坚辞不就。近年发表的郑氏日记说:“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冯友兰……诸人也来劝驾。”(13)这证实了黄子坚确有“校领导”的名分。

  独立的三所大学,合并起来能亲密无间,在“文人相轻”的传统下,九年间水乳交融。这一奇迹的造成,南开方面的作用相当关键,这不能只用北大、清华两强需要“缓冲”的世故来解释,关键在于南开善用自己与清华固有的渊源。1941年清华举行校庆会,张校长从重庆提示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有着南开、清华双重学历的黄子坚在会上大谈“通家”,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的首批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发挥“通家”关系,说北大“胡适(文学)院长是清华人,我是清华的院长,出身北大”,顿时会场上气氛热烈,“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14) 。此外,黄子坚在管理工作中留意促进师生的团结,对南开学生避免偏袒,反而要求更苛。

  联大成立不久,更为重要、艰巨、更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任务又压到黄子坚肩上。1938年秋,联大常委会委托他全权创建、管理“师范学院”,与文、理、法、商四学院平行,同时将北大的教育学系合并进来,成为西南联大五位院长之一。黄先生把这看作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他自主制定学院方针,该院自成体系,被称为“校中之校”。师资方面他巧借联大精英,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聘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名家为教授,自己讲授“教育哲学”。更突出的是他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为了将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某学生因分数问题将黄打伤,他也不肯通融。他说“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中国古代书院式的,以区别于联大的其他院校。但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仿照南开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也使一些学生不满”。黄子坚要实现自己的理念于西南联大的框架之内固然难以遂愿,加之昆明显然并非久留之地,黄子坚的理想,实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惟其如此,才令人可歌可泣(15)。

  黄子坚的办学理念在师院附属中学的实践中则相当成功。他执意移植“南开经验”,发挥南开中学重视体育锻炼,提倡社团活动的传统,他回忆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这些官员子弟只好去读别的中学。”黄子坚又与地方政府合作,培养轮训大量师资,改变了云南教育现状。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地留在昆明,其后身“西南师范大学”至今仍是云南的教育重镇,培养出无数出色人才。

  盛年命运转折  余生五味足尝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各自回北平复校。南开不是简单地“复校”,由于它在联大的出色表现,加上胡适、张伯苓的说项,被当局接纳为国立大学。抗战后张校长更深地参与政治,直至成为与行政院长并肩的考试院长。他召集南开人员到重庆会商后,派黃子坚回天津主持复校,以及转制为国立的大工程。战后天津市百废待举、人力支绌,教育局一时无人执掌,张校长指示黃子坚权且充任,以便落实给大学的拨款。在这种情势下黄先生很难推却。

  黃先生的思想倾向,是专注于教育救国;“五四运动”高潮中,他曾跟罗家伦等同为清华学生代表,他说从那时听到蔡元培讲话,便对蔡先生服膺终生。加上他深受罗素的影响,已定型为胡适式的自由主义者。在西南联大师生反政府、亲政府的派别纷争中,他成为超然派的代表。1946年学生刊物总结说,“黄子坚教授贡献的意见是‘钻到书本里去’,多数学生不予采纳”。(16)黄先生一直不肯参加任何党派,直到蒋梦麟出面动员才集体加入国民党。他厌恶跟官僚周旋,勉强出任天津教育局长后四个月,值“反甄审”请愿发生,立刻辞职。

  1948年底,张伯苓一家正要登上飞离北平的专机,周恩来突然传来一张给他的便条“校长留下来”。犹豫在去留之间的张认为新政权对他有所期待,便留下来,在傅作义家住了不短时日。(17)推想当时周恩来确实有所谋划,而不是简单地做“瓦解工作”;那么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会感到很为难。简单说,等了两个月没有领袖接见等任何动静,张伯苓明白了,就回到天津居家养老。不久适逢南开大学校庆,他耐不住思念而前往,竟被谢绝在会场之外。经此打击,不久他就郁郁而终。弥留之际,由黃钰生执笔留下一篇《遗言》。

  这里要说说黃先生跟周恩来的同学关系。他俩同岁,黄先生高出一年级,因为学生社团活动他们熟识。后来黃钰生、冯文潜的“三育竞进会”自愿并入周恩来、吴玉如的“敬业乐群会”,黄、周关系更密切;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冯文潜的信里还问“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18)。张伯苓逝世,周恩来有天津之行,经他同意曾开了“不为人知”的追悼会。据天津档案局研究者撰文追述,周恩来指示“不要勉强学生参加”(到会学生20余人)。周恩来指定由黄子坚撰写悼词,还叮嘱“要把张伯苓每一段的历史交代清楚,否则学生们会不服气的”。“当黃钰生在致悼词说到‘他(张校长)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时,黄一时哽咽,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19)

  1951年开始“三反运动”,本是以经济为主,但在高校中却扩大到政治,为按苏联模式改造高校做准备。结果南开查出食堂人员有小额贪污,追责到校“秘书长”,黃钰生就被戴上了“贪污”的帽子。1952年黄先生突然永别教育界,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要改造南开,把黄先生调离理所当然,然而在“士不言财”“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中,以“贪污”为借口未免粗率到无法接受,幸赖贤夫人给他以极大鼓励。

  那个年代由“民主人士”担任基层负责人是十分罕见的。猜想这一职位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恩来的安排,这也符合周处事细心的风格。1949年以前图书馆直属市议会,这一印象不会像现实那样说变就变,所以市图书馆长的职位尚属不失体面;更何况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的舅父卢木斋早就以专擅图书馆事业而闻名。笔者听黄先生说,舅父给他指定的启蒙教材就是《书目答问》,可以说图书馆也是他的“家学”,回归这一领域也算“得其所哉”。近年笔者才悟出一大妙谛:对于黃钰生,离开教育领域固然是巨大的痛苦,但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报。五年以后他就可能猛省:这是周恩来有意让老同学进了小单位的“避风港”。就说1957年的“反右”,假如黄先生身处高校,恐怕很难熬得过去:参照其他教授老友,例如上述曾昭抡院士,没有历史“污点”还曾荣任教育部副部长,就成为“四大右派”之一,夫妇双双被迫害致死。

  相对而言,黃先生算有福了。“反右”中他未受伤害,“文革”中虽然不免进牛棚,但对“反动知识权威”的批斗不过是走过场。他受到的煎熬是难堪的劳累,那年代没有退休之说,年近古稀的他也得跟壮汉一起终日搬砖。后来,他时来运转,不久由于周恩来的关注而成为“思想改造”的正面典型,他感谢周的关怀,曾撰文《周恩来引导我走上红色晚年的路程》。(20)新时期之初,他就进了市政协,不久成为副主席。

  “图书馆”学界的无谓  “教育家”群体的寂灭

  黃钰生的常见《简介》都把他的生平分为前后两时期:教育家——图书馆学家。图书馆职务的比重如何,一般读者不得而知。笔者的职业生涯一直处在黄馆长的领导下,知之较多:前期的跟教育家相比,后者除了时间长度,无可称道。首先,新政权下的市图书馆从“市属”降低为文化局之下的“处级单位”,跟剧团、影院为伍而叨陪末座。此外,卢木斋时代图书馆以其“民众启蒙”功能而跟学校、报社并肩的时代早已过去,相反因为大量“资封修”藏书使其成为意识形态防备的重地。非党员馆长有职无权,主事的是“支部书记”,出了问题则“正馆长”难逃其咎。黄馆长如何自处?他的做法是安全地发挥其外语专长,埋头于西文科技图书采购。几十年间的政治现实是时松时紧,当高层比较开明的时期,例如1957前及1960年后,他会不负自己的职业责任心而主动致力于被轻忽过甚的业务。例如当周恩来提出“向科学进军”时,他在“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之外又提出“为专家服务”口号,更有建立“专家阅览室”的行动;他还在业务学习中强调“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等国际理念。鉴于市领导中有人雅好古籍书,当市场上出现珍本时,他会说服掌实权者,用他争取到的专款抢救国宝,例如用三千元购得海内孤本的宋版岳珂撰《棠湖诗稿》。这类以其学识及担当精神做出的贡献,是他后半生的亮点,但也都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批判的罪状。

  他首创的“西文书刊采购经验”等成就则得到全国业界的推崇。他最无奈的自责,该是对近代地方史料收藏的“不作为”。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新政”的中心,聚有大量相关史料,理应是地方图书馆重中之重的收罗对象,但碍于极左外行的“突出政治”,以“业务馆长”名义制定的《图书采购原则》竟明文规定1949年前的平装(非线装古籍)书刊不予采购。黄馆长对这一问题了然于心,只好提醒南开大学图书馆购藏来补救。由于业务时间常年被政治运动占据,海量未登录中外文书刊的整理分类,虽经黄馆长多次推动,也迄无多大进展。进入新时期,百年前旧一轮开放的史料成为宝贵的借鉴,但在天津图书馆却往往付之阙如。

  “文革”后黃钰生复任馆长,有职有权地干了10年。1981年他率团参加美国图书馆学会第一百次年会,他的出现使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克服对立情绪欢聚一堂。史上有名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复建,他被公推为副理事长。1986年黄先生成为名誉馆长,大事仍然做主;然而他毕竟已年高神疲,无法扭转图书馆的积弊。他老当益壮,教育家的本色不减,为补救浩劫后的人才危机,他以崇高威望,动员西南联大精英为主的“五大学校友会”创办“天津联合业余大学”(21),给本市培养出一批高端人才。他以教育家眼光关注人才,发现笔者在文化史方面稍有成果,就特许“半脱产”从事学术研究,才有缘承担国家课题,这在新中国的图书馆界别无他例。

  出于对恩师的敬仰,笔者通过了解他的生平而关注南开校史。一次在黄先生的纪念会上得识申泮文院士,他求学时曾两次得到黄先生的救助,“文革”后百折不回地争取为恩师纠正蒙冤旧案。申院士赠我他的长文《南开精神:被遗忘的黄钰生》,由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推荐,经删节于2000年4月12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改为《要把南开办成“中国大学之母”的黄钰生》。“文革”后,劫后余生的天津市委原副书记王金鼎最早反思说“我们对不起黄先生,他是国家级的人物,1952年的冤案使他受屈了”。受此启示,申院士等校友多方奔走,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只是解决了“政治历史问题”,1952年的“撤销教授职称”则无人受理。校友劝黄先生提出申诉,他咏诗作答说“中钩无宿怨(借用春秋时代管仲的典故——引者注),事隐已宽容”。1985年校友自发聚会纪念黄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出席的有美籍著名科学家陈省身、牛满江等,又联系到台湾中研院长吴大猷等,向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也是黄的学生)争取到具体批示。但平反三条中“撤销教授职称”一项又被忽略,会后,87岁的黄先生突然问“我还是南大的教授吗?”(22)恢复南开人的身份,这才是老人的心事。

  1990年,黄先生病逝,得享“上寿”92岁;天津市为仍在政协任上的他出了一场大殡,堪称“生荣死哀”。但黄先生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记载他的一生的书只能题名《黄钰生同志纪念集》。

  黄先生的终身遗憾无法补偿,问题的关键何在?简言之,就在于“教育家”概念在新中国现实中的消失。《教育家大辞典》卷帙煌煌,有心者通过检验就会发现,其中人物多因政治(或因其专业成就而有政治意义)才获得重视,否则无名。例如南开大学校父严修。他的《科举奏议》(教育改革)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原点”;袁世凯办新政主要是练兵、兴学,袁自称“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吾供指挥而已”(23)。1919年黄炎培等建议严修与张謇就时局联名通电,他拒绝说“好发电报,皆空论”(24)。张謇被视为大教育家其实也是借助于政治与实业。张伯苓是严修的延长,黄又是张的延长。如今掐头去尾,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唯一代表。今人知道严修其名,主要是通过周恩来的传记。周恩来留学法国曾靠严修资助,后来有人因周恩来的政治信仰而劝他停止资助,他并未采纳,只是说“人各有志”。1959年黄钰生拿天津图书馆珍藏的《严修日记》稿本给周看,周说“严老先生是封建时代的好人”,此话在见报时被删去。(25)阶级分析的话语中没有“好人”一词。如今“教育家”概念似乎已失去社会现实感。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不等于Educationist,而是仁人志士。孔夫子论逃名的伯夷、叔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黃钰生的令名不彰,也由于没有著作或其他为社会所知的活动。南开大学的沉重负担占去他全部精力,使他无暇旁骛。他留美时起先曾攻读哲学,晚年还能用英文背诵罗素的名句。他在南开曾开设“心理学”等课程,邢公畹教授回忆说“黄先生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有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26)黄先生在纪念老友郑天挺的文章中流露心迹说,他俩年岁经历相若而学术上相差万丈,“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郑的很多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后完成的,而黄先生却在图书馆枉拋心力36年。他也说过很羡慕友人吴有训,相信凭舅父的影响,攻科学也必有所成。(27)

  近代中国很多教授都是文化名人,因为他们广泛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经传媒的报道而吸引了公众的眼球。黃先生因为没有闲暇而难得“混个脸熟”。然而他的社会层次、人格魅力决不在名流以下。一流名人在本地的乡梓史料中理应光彩夺目,黃先生对天津文化有不少重要影响,仅举一例:抗战前罗隆基来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就是通过黃先生聘请的。然而如今在先生生长生活的天津,甚至连南开大学的师生,竟少有知其名者。曾被列为“战犯”的胡适日益名震大陆,可见,对黃钰生的“禁忌”早已无关于政治。黄子坚大名的彻底泯灭到底是何缘由,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大学与大师”的绝问,日益成为中华复兴悬想中无比关键的问题,可以预见,“西南联大研究”及相关回忆思考的热潮将日益高涨。水涨船高,“黄子坚何许人也”的追问也将日益响亮。西南联大的每位名人,都将有繁多的相关论著风行于世。人们对子坚先生“不知所终”的现状是难以接受的;全面认识名人全貌的热望,不是校方一件“标准像”式的文本可以应对的。真切生动的“生活照”最宜由天津本地人士来描绘,然而环顾现状,天津的文化土壤大异于百年之前,似乎难以使胜任者涌现。按照中华传统中“留名后世”的价值观,社会亟应当给斯人以公平,笔者一介边缘学人,于民国史、教育史素无钻研,单凭对恩师的强烈感念,不避越俎代庖之讥而权撰此文。

注释:

[1]陈德芸《古今人物室名别号索引》,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2] 丰捷:伊继东等:《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 王淑贵《教人长忆木斋翁》,《人物》2000年第6期。

[4] 张晓唯:《黄钰生细说“南开掌故”》,《书屋》2009年第4期。

[5]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6]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同志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7页。

[7] 高成鸢:《要把南开办成中国大学之母的黃钰生》,《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2日。

[8] 吴大任:《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校史网2013年10月20日。

[9]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同志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10] 林放:《梁启超在南开》,校史研究室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12] 王云:《黃钰生院长在西南联大》,《黃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1-28页。

[13] 郑天挺:《联大八年》,《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5日。

[14]《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15] 黃钰生:《回忆西南联大教育学院及其附校》,申泮文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16]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代序:我们的道路》),《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7]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黃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18]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中国档案》2007年第5期。

[19]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中国档案》2007年第5期。

[20] 申泮文主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92页。

[21]《黄老与天津联合业余大学》,申泮文编《黃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22] 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黃钰生教授》,《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23] 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4] 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黄钰生:《周恩来引导我走上红色晚年的路程》,申泮文主编《黃钰生文集》,第192页。

[26]《黃钰生同志纪念集》第328页。

[27]《黃钰生同志纪念集》第106页。

 

作者简介:高成鸢,天津市文史馆馆员,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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