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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4年7月16日(第1240期)第3版  发稿时间: 2014-10-20 09:34


  

 被日军炸毁的秀山堂残迹

中弹之后的思源堂

马蹄湖畔被轰炸焚毁的木斋图书馆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一所大学所走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五四大潮之中的南开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总体发展是蒸蒸日上的,因此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但是,这一良好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和对南开的野蛮轰炸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因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天津日益危急。7月12日,日军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今北站)、东站,紧接着又占领了东局子飞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做好了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迫于形势,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人果断决定进行疏散,仅留部分师生护校,同时紧急整理图书仪器运往租界。但由于受到日军阻拦,装车备运的全校90%的物资中,仅有一半被运出。

  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正在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是谈话会。他在会上发言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7月29日凌晨1时(亦即许多老南开人回忆的28日夜),驻防天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一部和保安队,在日军主力集中进攻北平之际,向海光寺日本兵营、火车站、东局子机场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发起进攻,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史称“天津抗战”、“天津大出击”。激战中,日军炮弹不断落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园内,这是南开大学遭受的首轮炮击。

  当日下午2时半,日军又派出数十架飞机,集中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今北站)、东车站(今天津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两千多人,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人以上。

  实施重点轰炸前,日军还无耻地向中外记者公开宣布要炸毁南开大学。美国记者爱波斯坦(I.Epstein)在1940年3月译成中文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幕:

  雅致的受有英国教育的队长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外国记者同声而问“为什么!”

  “先生们,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保有队伍。”

  一个记者说:“没有,当我今早在那儿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看到。”

  “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报人是鲁莽的及不客气的。

  “假如我是中国长官,我就要利用它们。”队长说,略为有点乱。

  “但是,这又有何理由去轰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需毁掉一切反日的基础。”

  “你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是反日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找我们的麻烦。”

  “但是,队长,学校里是没有学生的。现在是暑假了,那地方是荒凉的。”

  队长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通知你们,今天我们要捣毁南开大学。它是反日的基础,一切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的基础。”

  爱波斯坦如是记录了记者会后日军对南开大学的暴行:“日本人炸了南开。他们的飞机一队队的飞过它,飞得很低几乎能够把炸弹放在校舍上。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当轰炸完成后,日本人带了稻草与火油来,把所有没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烧掉。这是他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报复。”

  30日午后,日军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据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

  日军炮击南开园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正在秀山堂办公室内,一颗炮弹从屋顶直穿到地窖,幸未爆炸。时任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回忆:“28日夜里1点钟,海光寺的日本兵营开始向南方开炮,后来炮火离我们学校愈来愈近,我们为了避难,曾黑夜坐了小船预备到附近青龙潭一带躲躲,谁知船经日本飞机场时被日军发现,一个日军小飞机紧跟着我们的船飞行,船里人怕飞机扫射,都跳下水去爬到岸上,四、五人一堆的在稻田里躲着,这样一直到第二天7点才回校,而飞机也跟着飞来了。当人们回校后在检点校舍各处有没有损失时,飞机上又丢下来一个红旗,海光寺的炮火又重新开始射击。就在当日午前从日本兵营开来了几辆小的坦克及汽车,装了若干箱煤油,开入校内,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我们当时站在马场道一所五层高楼上看,看着自己的图书馆在燃烧。14年的心血就让日帝付之一炬,这幕惨痛的情景使我永不能忘记。”

  日本侵略者在《亚细亚月刊》1938年4月号《文化就是战线》专稿中无耻宣称:“天津南开大学的被毁坏,是第一步。”“南开非炸掉不可。”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在1984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3周年而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也坦率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难以描述的苦难。首先日本军飞机突然袭击民众。早在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申报》在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即刊文指出,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毁文化机关”。《大公报》(上海)也在10月18日的社论中认为,“南开学校之被毁,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在暴日侵华战中最初最大的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之证据”。

  7月31日,黄炎培在《大公报》(上海)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一文,义正辞严地正告日寇:“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7人,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毁灭南开之暴行,要求“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日本军人此种恐怖政策,不特不能使日本获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获得之土地,其结果仍将物归原主,终为中国所有也。”

  8月5日,茅盾、郭沫若、金仲华、胡愈之、冯雪峰、巴金、张天翼、郑振铎、陈望道、欧阳予倩、叶圣陶、夏衍、周扬、萧乾、艾芜、郁达夫、胡风、陈白尘、夏征农、关露等56名左翼进步作家,致电张伯苓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日寇夺我平津,摧残文化机关,南开、女师惨遭轰炸,继以有计划之烧毁屠杀,同人等无任悲愤,谨电慰问,并望转至全体同人,盼为国努力,抗敌到底。”

  10月16日,《申报》报道: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英国18所大学的170名教授日前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对日军在华轰炸平民及学校表示愤骇,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并声称将竭其所能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侵略。

  ……

  日军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炸毁南开这座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时任南开大学斋务负责人郭屏藩1944年在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特刊上撰文指出:“吾常听朋友们批评日本于天津事变时,将第一炮用在南大,不是军部昏愚,就是参谋不智。朋友误矣!日本人是以小聪明著名的,况侵略专家,算盘岂能打错。他们对于吾等明查暗算,是丝毫不苟的。吾们之一举一动,他们都有详细记载。据说日本领事馆内,尚为我们专设着一科。他们知道‘亲善’、‘威吓’、‘吗啡’等政策,在吾们身上既行不通,而吾们之反侵略、爱国家、重实行之一贯作风,又正触犯他们之忌恨,所以在平时他们就不断的宣传南大是反日机关的总部……南大‘七二九’之被炸,无疑是敌人之预谋,与‘九一八’沈阳事变、珍珠港暗袭同是一套把戏。吾们校产被毁了,人被逼而走了,他们以为目的已达。那知这团火又转在沙坪坝等处燃起,火不能克火之道理,奈敌人中所称为支那通者尚不明白。敬告东邻:吾们奋斗预备40年了,七年相拼,只不过一场序幕耳!”

  南开大学被炸毁的7月30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就在南开被毁不久的这年8月,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南开的物质虽然被毁,但爱国精神却愈益彰显。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陆续撤离天津,分赴各地参加抗日。其他师生大都辗转南下,加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有832人,实际还不止这些数字。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1100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77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南开园被侵略者炸毁的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所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只有牢记我们过去曾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意义,才能进一步增强责任和使命意识,担当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重任,告慰先烈与前哲!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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