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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南开的实地调查研究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4-04-18 16:38


  王淑贵

  结合社会实际,注重实地调查,是早年南开大学的办学的一个突出特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尚处于拓荒时代,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必须从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入手。正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这一实际,老校长张伯龄先生始终强调教育不能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要了解“社会真正的状况。”在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提出“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当时南开大学的社会实地调查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各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拓出一片又一片处女地。

  一、开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风

  张伯苓先生创建南开大学,旨在“教育救国”,培养“具有‘现代力’之青年,”使之负起“建设新中国之责任”,南开大学初期,就一改中国传统的教育的方式,打破了读死书,死读书的局面,一开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风。尤其是一批从美国学生归来的留学生和国内一些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的青年学者,不仅开设了许多新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还为南开的教学活动注入了勃勃生气。

  从1920年起商科就组织学生到西站旁的织毡工厂参观考察。1922年,罗素先生的社会学班,组织学生社会调查团,调查天津社会状况。研究人力车夫、狱牢状况、慈善事业等。1923年组织文科学生辅助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天津儿童的智力状况,为该社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资料。教育学班组织学生调查天津各幼稚园的状况,及各小学校的组织。1924年,还在三年级学生中组织全国商业调查团,到上海、南通、南京、济南青岛等城市进行考察。经济史班在蒋廷黻先生的倡导下,与文商科合作,组织学生工厂调查团,亲自带队调查裕源纺纱厂的工人生活、人数、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教育、卫生、游戏、工人的年龄及死亡率等情况,对调查的结果,指导学生用科学方法组织排比,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报刊。同时,还组织学生调查八里台村平民生活状况。矿科主任薛桂轮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西山三家店、门头沟一代考察地质状况。

  建校初期,虽然很重视社会调查,但是并没有有计划的系统组织,二十年代后半期,张伯苓校长便亲自组织成立南开学校的社会视察委员会。旨在“培养学生实际观察力;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注重客观的事实作为学术研究之根据;作将来课程改造之科学的基础;引起学生兴趣作将来择业之准备;讲研究视察结果,报告社会,供将来解决问题时之参考。”(问泗:《社会视察委员会》,《南开大学响导》1930年5月)。要求大学部由各科教授视所授科目的性质制定调查研究的计划、方针、实施步骤方法等,组织和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

  先后参观调查的机构有:

  政治机关:天津特别市政府及所属各局、天津警备司令部、天津县政府、日、英、法、意、比租界局、驻津美国兵营、天津造币总厂、天津常关、天津海关;

  司法机关:天津地方法院、河北高等法院、河北第三监狱;

  交通机关:天津电话局、天津电报局、天津无线电报局、天津摄影电报处、天津电车公司、天津广播无线电台、津沽保磁内河航运局、招商局、公懋、美丰、美龙、中央、捷隆各汽车行、津浦铁路机厂、太古、怡和、美最时各轮船公司、通济隆转运公司、中国旅行社;

  公用机关:英租界自来水及发电两处、济安自来水公司、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处、法租界和日租界电灯房;

  工业机关:裕源、恒源、北洋、华新、宝成五大纺纱厂、三津永年面粉厂、东方铁厂、北洋火柴公司、丹华火柴公司、天津造胰厂、明星汽水公司、鸿兴汽水公司、宏中酱油公司、模宏陶器工厂;

  商业机关: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中南、华义、麦加利、汇丰、金城、大陆、盐业各银行,四行储备库、兴隆、隆茂、太古、怡和、平和、美最时各洋行、利济贸易公司、中原公司、各大商场;

  社会机关:广仁堂、济良所、妇女救济院、贫民救济院;

  舆论机关:大公、益世、庸、商、泰晤士、华北新闻、华北明星各报馆;

  教育机关:广智馆、陈列所、演讲所、图书馆、本市各大、中、小学校;

  调查过这些机构后,要求学生认真整理、分析研究,写出调查报告,由指导教师评阅指导后,择优登载在《南开周刊》或报章杂志上。

  社会调查研究,使学生了解了社会,培养了开拓精神,和对实际问题分析研究的能力(《南开大学响导》,1930年5月)。

  二、满蒙问题研究的一面旗帜

  日倭觊觎中国,由来已久,对中国的地理、物产、交通、经济、社会诸方面都进行过深入周密的考察。尤其对东三省更是步步为营,逐步驱入,如履堂奥,开矿修铁路,进行野蛮掠夺,陷东北于危局。

  面对日倭的侵略,南开大学早就开始关注东北。1927年8月,张伯苓到东北考察,在大连等地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狼子野心的不断扩张,经营满蒙的逐步精进深入,受到很大震动。他深有感触地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面对国人对于日俄国内情形,及中日俄边疆状况熟悉或专门研究者,对东北的山川地理、交通道路、物产、风俗、政治、经济、社会情形的调查研究者寥寥无几,而外人公私研究机关之林立,设备之完善,经费之雄厚,调查之周详,倒远在我们之上的严峻局势,认定要抵抗日本侵略,首先要了解其经营满蒙的内幕。10月回校后,就组织了满蒙研究会(1928年10月改名东北研究会),以日文教员傅恩龄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东北学生及其他热心满蒙问题的学生入会。下分视察部和研究部,视察部主要通过调查、讲演等方法,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研究部主要搜集整理研究资料,分组分门进行学术研究。

  该会曾三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搜集资料。1929年初,利用寒假,组织蒋廷黻、肖叔玉、李继侗、何廉、张彭春、傅恩龄等去东北考察,历经大连、旅顺、安东(丹东)、奉天(沈阳)等地,前后长达一个多月。同年4月,张伯苓、傅恩龄再赴东三省调查研究月余。1929年8月,又组织由喻传鉴、孟琴襄、陈筼谷、顾子范、傅恩龄及学生曹汉奇、李国琛等参加的“暑期东北考察团”。

  在实地调查中,师生们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大量论文、专著、教材。学校在校刊上开辟了“东北研究”专栏,发表调查成果。“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专门刊登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如:“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与外交”、“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日本政党史及最近各政党之现状”、“中日俄与东三省”、“我们要从日本人底铁蹄吓夺回东三省的自由”、“收复东北是可以等待的事吗?”等。同时还有不少翻译文章,如翻译日人山田武吉的《满蒙更新论》等。这些文章和报告,对于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激励爱国热情,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在不断进行实地调查、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会还组织专人从事专题研究。前期从开发东北和巩固国防出发,主要研究了如下专题:

  (1)我国东北铁路系统及海港建设研究;

  (2)东北金融研究;

  (3)东北移民及其运动研究;

  (4)金州(辽宁金县)境内我国人民教育问题。

  其中铁路问题研究项目有:吉会铁路问题及奉张被炸之前因后果;我国所有研究东北问题诸团体之沿革及其现状;东北铁路概括的研究;东三省铁路之运行政策;以满铁为中心的国际外交问题;南满铁路公司现状;哈利满收买满铁失败之批评等。其中东北移民问题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重视,该会两次共资助4000美元作为东北研究会的经费。由肖叔玉撰写的《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曾提交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讨论,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后来又在该会刊物上发表。此外还编印了《Wanchuria》(满洲)一书,主要论述东北的铁路和资源,于1929年秋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南开大学的东北问题的调查研究,更加注重于日本侵略的现实,着眼于教育学生抗敌救国。“九一八”事变后,傅恩龄即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1934年又正式出版了《东北经济地理》,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并用这本“南开独有的教材”为南开中学开设了一门新的必修课。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调查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东北对祖国是何等的重要与神圣。

  同时,还举行实物陈列展览。为引起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于1928年3月在校内举办了“东北研究资料展览会”,陈列华、日、英、俄文的书籍和图志,东北物产标本及各项画片,对广大师生进行直观的爱国教育。

  东北研究会对东北问题调查与研究,不仅使自己成为当时国内东北问题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团体,也在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竖起了一面抗日爱国的旗帜,受到各界人士和团体的积极支持。

  三、中国经济实证研究的拓荒者

  当年,“南开素以经济系脾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就是因为它开了实地调查的先河。时任所长的何廉先生和他的得力搭档方显廷先生都是留美回国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与马寅处、刘大钧教授齐名。这两位受过多年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一回国,并没有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和思想,而是纯熟地运用其实证研究方法,把眼睛盯在对中国经济实况调查上,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研究,尤其贵在洞彻本国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实况,中外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础。在他们主持和带领下,先后进行了如下5方面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1.对城乡工业的调查。为研究中国城乡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首先确定以天津地区的棉纺、缫丝、地毯、针织、粮食、磨坊、制鞋、水泥、煤矿等产业及棉花运销概况为实地考察重点,继而,对四川省成都市的棉纺织业和广东顺德工业也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随后,扩大到华北乡村工业,如河北高阳县织布工业,宝坻县手织工业。在调查中,方显廷亲自带领师生直接深入到大小工厂、乡村作坊的生产现场和工人中,询查访问,考察了解那里的生产组织、制度、发展沿革、生产状况、设备与技术、厂房状况和工人生产、生活状况,获得了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后,进行集中整理,认真分析研究,撰写出调查报告,刊印后汇集成册。

  面对这些珍贵的一手原始资料,他们欣喜激动得近乎疯狂,开始日以继夜地在中国工业化研究这片荒原上,辛勤地开垦耕耘。他们纯熟地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艰辛地探索着一条使中国富强的工业化道路,试图勾画一幅未来祖国工业前景的蓝图。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如方显廷的专著《天津的地毯业》(1929年)、《天津的人造丝与棉纺织业》(1930年)、《天津的织布工业》(1931年)、《天津的针织工业》(1931年)、《天津手工业家庭预算调查》、《中国之乡村工业》(1933年)、《中国之粮食业及磨坊业》(1934年)、《天津棉花运销概况》(1934年)、《中国之合作运动》(1934年)、《中国之棉纺织业》(1934年)、《河北省之棉花运销合作》(英文本,1935年)、《中国之工业组织》(英文本,1937年);《中国工业资本》、《中国棉纺织厂区位变更史》等;方显廷与毕相辉合著《由宝坻之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1936年)、与吴知、毕相辉合著的《支那工业论》(1936,有日译本);方显廷论文《中国棉花之生产及贸易》、《中国之粮食业及磨房业》、与何廉合写的论文《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1930年加以修改后再版,更名为《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同年又在上海国民生计会议上提交了论文《河北省之工业化与劳工》。此外,还有吴知根据对高阳农村手工土布产销的调查资料著的《农村手工纺织业的调查》。

  抗战时期,南开经验所一度迁往重庆沙坪坝,主要教研人员除方显廷以外,先后还有李卓敏、陈振汉、黄肇兴等十个人。在方显廷主持下,又恢复了调查研究工作。着重对战时的货币、物价、批发、外汇率、家庭收支、通货膨胀及工业建设等问题做了若干专题调查研究。先后撰写了《物价继涨的经济学》、《中国工业资本问题》(1939年)、《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本,1942年)、《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1945年)等专著。

  2.对中国农业经济状况的调查。1931年,何廉亲自领导了这项调查,主要侧重于对东北移民区域、河北、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状况的考察。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山东、河北两省人口向东北一带移民,是由于华北农村遭受水旱灾害、匪患兵燹、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剥削等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当时,虽然有人认为一部分人口移往东北后,留存下来的人口可能会生活得好些,但他们调查发现,由于人口无节制地增长,很快就恢复了旧观。而移往东北的人口也并没有好日子过,东北的农业生产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移来的人口同样要受到地主和中间人的残酷剥削。调查以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尖锐地揭示了东北移民的内在问题。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何廉,中国工业化固然重要,但“中国经济基础大部分建设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问题,首先是要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此外,他们还对河北、山东两省的棉花和四川省稻米的产销状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中国人口移殖史》、《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一系列的重要调查研究成果,又一次引起社会的极大重视,何廉被誉为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3.对地方财政状况的调查。主要以河北、山东两省为重点,调查研究各种税捐、田赋、牙税的征收制度及现状,还调查了静海县的典当业状况。撰写了《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冯华德,1932年)、《河北省十一县赋税概况》(乐永庆,1932年)等八篇论文。

  4.对地方行政的调查。主要进行了河北省地方行政概况、静海县县政、定县县政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模范县”期和“实验县”期的定县县政》(王维显)等。

  5.对社会问题的调查。重点围绕由农业社会进至工业社会的原因、工业发展对农业社会的影响、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等问题,对河北省高阳县和广东省顺德县进行深入调查。

  以何廉、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经济学者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求真务实扎实的工作作风,是一种无声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学人,形成了南开经研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风气。不少年轻的学者和学子都写出了有见解的论文和专著,多数发表在经研所主办的《经济与统计季刊》(后改名为《经济与政治季刊》)、《中国经济学报》(前身为英文版的《南开统计周报》后改名为《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学术刊物上。为此,《大公报》还专设经济副刊栏目,发表南开经研所的优秀文章。

  当时,南开的这些学者,象辛勤的拓荒者,在中国经济研究的这片荒原上,开出了一片又一片的萋萋绿洲,也在国内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树起了一面高扬的旗帜!从而也确立了何廉和方显廷与马寅初、刘大钧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学术地位。

  四、边疆人文研究实地调查的导夫先路

  四十年代初,抗战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的国土,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便成了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1942年4月,云南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在张伯苓校长的力争下,获取了石佛铁路的委托和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6月,在黄钰生、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划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陶云逵为主任。研究人员除陶云逵外,还有邢公畹、黎国彬等中青年学术精英,后来北大毕业生高华年、联大毕业生黎宗献、赖才澄也先后被吸收进来。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学术研究尖兵队。

  研究室工作因地、因时、因人分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每个成员都独当一面,研究室主任陶云逵主要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邢公畹、高华年主要从事民族语言研究;黎国彬、黎宗主要从事人类学及边疆人文地理调查。

  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后,马上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工作。

  1.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江河而下、分别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

  在室主任陶云逵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差不多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走进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原始神秘的文化圈子,好像走回了好几个世纪。看到了许多古老陈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见到了许多离奇的风俗习惯,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类生活原始的式样。红河两岸人民的辛酸苦难,特别是反动派、官僚、恶霸、封建势力对于兄弟民族穷凶极恶的欺凌压榨,也完全呈现于眼前。

  战乱时期,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山野调查,大都单枪匹马的从事工作。这不仅需要克服困难的精神,还要有勇于冒险的勇气。从昆明下红河,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气候不适应,民情风俗不熟,饮食住宿不习惯,再加上沿途兵匪为患,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到处肆虐,这些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学者们,经历的艰险,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要和热带病相抗衡,要和各种险恶条件作斗争,有时候还要和兵匪交手。学术调查对于他们已经成了一场探险考察。在前往元江等地期间邢公畹染上严重的热带病,一连多日,反复发作,不能行走。病情略好之后又让当地人抬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慢慢前行,十分艰难。黎国彬在车里(西双版纳)调查,竟被反动政府的军队按汉奸逮捕,险些被枪决。后来经多方营救,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从牢狱中获释,幸免于一场意外的灾难。

  经过顽强拼搏,他们取得了大量社会调查的珍贵资料。陶云逵调查了鲁勉山纳西族的社会组织与宗教、黎国彬调查了红河上有人文物产、邢公畹、高华年调查了纳西语言与文学都写出了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2.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思普沿边茶业、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及宗教、手工艺术等调查。

  1943年,陶云逵又带领大家开展了历时八个月的实地调查。把大量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历史语言详细记录下来,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和文物。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跋涉,他们取得了蔚为可观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成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石佛铁路提供所需的资料:《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这些调查报告曾以云南石佛铁路筹委会与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名义辑印。其中还有另陶云逵的《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另一部分是在云南新平、元江及罗平等地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元江摆夷及其地理环境》、《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陶云逵、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杨武坝汉土胡市之研究》、《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邢庆澜(即邢公畹):《罗平仲家语言调查》、《远洋寨仲歌记音》、《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以及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新平窝尼语言研究》、《鲁魁山纳苏语言与文字》。陶云逵:《鲁魁山纳苏之社会组织与宗教》等。

  正是这些成果,催生了研究室创办《边疆人文》杂志。大多数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都发表在油印的《边疆人文》杂志上(具体成果见附录1:《边疆人文研究室刊物及目录》)。

  战乱中,人们不会关注到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有这样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顾环境的险恶,物质条件的艰苦,甚至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投身于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文化荒原,进行艰难的实地调查,从原始基础资料的调查做起,搜集了大量的口头和实物资料,抢救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史料,成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的拓荒者和开路先锋。他们的调查研究不仅为今天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提供了大量相关学科的原始研究资料,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些文献虽然已经泛着陈旧的黄色,但是,它记录了那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代的旧中国经济步履艰难发展的足迹,也记录了西南边疆人文风貌,至今还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西南边疆人文的学者们提供着难得的原始珍贵资料。它不仅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一份珍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我喜欢这泛了黄的陈旧,也喜欢它那有些尘霉的气味,每每翻看这些文献时,总觉得是在和那些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学者们进行悠远的心灵交流,总能看到那字里行间中涌流着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滚滚热血,总能听到他们那拳拳赤诚的心声。

  作者简介:

  王淑贵,南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退休),多年致力于南开校史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曾参加《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人物志》编写工作。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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