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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抢救名师口中历史

来源: 《东方早报》2014年1月13日第A6版  发稿时间: 2014-01-20 11:06


  

复旦抢救名师口中历史

  

组织学生记录老教授口述史 尽量挖掘文本中没有的真相

 

  早报记者韩晓蓉

  (《东方早报》2014年1月13日第A6版)

  

  2013年6月,复旦校长杨玉良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复旦希望学生能从老教授的人生阅历中获益。鲁海涛早报资料

  复旦大学第十宿舍12号楼内,78岁的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简称“国务学院”)教授孙关宏在向学生口述历史,当谈起18年前评定职称的曲折时,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那段历史给他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

  “我们三个被吓了一跳。”复旦2010级政治学系的刘剑日前回忆起2013年5月和孙关宏做访谈的这段经历,当时他与另两名学生想起培训课上教过,“如果遇到对方情绪比较激动,采访者首先不要说话,不用劝,就让他释放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孙老师就及时克制住了。”

  走进老教授家中访谈院系历史的并不只有刘剑等3名学生。为了保留院系真实的历史,两年多来,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招募了几十名学生志愿者,对学院离退休教授进行访谈,记录口述史,相关书稿拟于今年5月结集出版。

  复旦新闻学院、复旦历史系、复旦校史研究室也都使用“口述”的方式来记录院系发展史。因为传述人是“活证”,他们的口述史是历史最好的证言。

  有“口述历史第一人”之称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曾表示:口述史应该记录“正史”上看不到的,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个人感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也认同,应该通过口述历史去挖掘文本之间不会留下来的历史,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口述历史中相互辩证来接近历史的真相。

  然而,时间是口述史的最大限制,不可避免也不可挽回,因此对80岁以上老复旦人的访谈就像考古上的抢救性发掘一样有必要。

  

寻找遗失的历史记忆

 

  为了庆祝政治学系成立90周年和国政系建立50周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院史口述项目从2013年4月启动,派出12组同学,对老教授、老校友进行口述访谈。国务团学联分团委副书记葛明星日前说,目前,第三批访谈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将整理好的口述稿改写成书稿,我们计划今年5月份出版一本院史的册子。”

  在复旦国务学院的访谈步入尾声之际,复旦新闻学院也已启动口述史项目,由复旦学院黄芝晓和林溪声老师主持。

  不同于国务学院,新闻学院的项目将以研究课题的形式开展。学院主办的核心期刊《新闻大学》为之特辟口述史专栏。

  设立专栏的构思酝酿已久,最早可溯源至本世纪初,黄芝晓刚从《福建日报》副总编的岗位转向教学,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说:“随着自己奔向古稀之年,要为复旦新闻学院、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留下一点史料的紧迫感就更强了。”

  2011年秋,新闻学院资深教授丁淦林老师过世,他的博士生、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新闻大学》上。

  黄旦给《新闻大学》主编黄芝晓讲了一段往事:2011年1月,黄旦在探访恩师时,听丁老指出,一本刊物上关于复旦《新闻学研究》创刊过程的描述有许多事实性错误。

  “我感觉这不是小事,就提议说等下学期开学,找个学生来,让丁老口述,学生录下整理出来发到《新闻大学》上。”这个提议当时就得到丁淦林的应允,但无奈这一约定被耽搁,直至丁老去世。

  因此,黄旦与黄芝晓一拍即合,决定组织学生分批访问老教师,作为一门实践课坚持下去,尽可能详细地记录新闻学院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能汇成院史的长流,为中国新闻教育史留下一笔财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年轻学生在访谈过程中得到现实的事业心教育。”

  除了这些院史、系史项目,2004年以来,复旦校史研究室与文化建设委员会也一直在开展或资助口述校史的项目,除了每月一期的《校史》报纸,还包括《李登辉传》、《颜福庆传》等多本专著面世。

  

鲜为人知的轶事被发掘

 

  问:那个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

  答:政治学系,就是王沪宁咯。

  问:王沪宁老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您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答: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

  问:他念书时跟您交流多吗?

  答:有有有,他来考的时候,复试迟到了,本来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但我照顾他,迟到了大概20分钟吧,我还是让他考试了。

  问:复试的时候您负责面试他吗?

  答:有有有。

  问:为什么迟到20分钟还网开一面?

  答:因为他初试的文章写得很好,所以复试迟到20分钟我也照顾他。

  这段对话来自国务学院学生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进行访谈所做的记录。

  在复旦国务学院组织的口述访谈中,许多像这样罕为人知的轶事被记录下来。此外,通过访谈对象讲述个人经历的跌宕,时代更迭的风貌亦得以一窥。

  1960年,国务学院编写“毛泽东思想专题”教材,校对工作由学院资料室负责。“校对时有一个错误没发现,其中一条材料是引自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节日》的,时间是1959年10月1日,但是打成了10月10日。结果印出来之后,就开了全系教师大会进行批判,按规定我要被撤职。”40余年后,当时的许多细节,复旦国务学院副教授祝启秀仍历历在目,“资料室的曹沛霖老师第一个就哭了,我也哭了,我说‘这是从我手上出去的’。结果大家都做了检讨,我就等于‘打入冷宫’了,以后在资料室写个条子都要经过批准。”

  类似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个体口述的记忆碎片折射、拼合出时代集体记忆的图景。

  

口述局限:遗忘与虚构

 

  “目前口述史最大的问题是专业人员太少。”这句话反复被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老师提及。

  “由于口述史学的特殊性,很多成果不被学界认可,研究口述史的专业历史学者并不多;然而与此同时,口述史研究却要耗费很多人力,所以必然需要学生志愿者。但访谈者如果对时代背景和采访对象生平了解得不够多,提问就容易不得点。”

  复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雁为志愿者们进行了培训,重点讲解了正式访谈前的准备工作与访谈中的注意事项,并特别强调设计采访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此前全然不了解何为“口述史”的刘剑而言,这让他较全面地了解了口述访谈的技巧与方法,“访谈时面对突发状况才能hold住”。

  口述史学的史料价值本身就被专业历史学研究质疑,尤其是在校史的研究上,陈雁老师的著作《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甚至不能被计入她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口述史学客观存在的“遗忘与虚构等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归类为口述史的著作并不符合专业口述史研究的规范要求。

  但是实际上口述史学并不简单,它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与专业的研究人员。陈雁老师的《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一书,30万字,从准备工作开始到成稿在20多名学生的协助下用了整整3年,这并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的写作时间。

  口述史做好更不容易,要对历史背景、访谈对象有着全面的了解,和访谈对象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钱益民老师指出,院系甚至包括自己做的一些口述史项目只能称得上是记录而不能作为研究证据,“我做口述史十年,直接可以作为史料使用的只有两位老师访谈,这要求访谈人有着极其良好的记忆力和清晰系统的表达,大部分的访谈都需要我们多次就一个问题谈多次,靠研究者敏锐的发现大量记录中的线索,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毋庸置疑这对研究者历史知识、访谈技巧、分析能力都有高要求,更不要说辨析查漏,尽量减少口述中必然存在的记忆的遗忘和虚构问题。也正因此,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在做自己的“文革”史研究时,坚持每场访谈都亲自参加。

  这正是院系的困难之处。虽然国务学院已经请来陈雁老师给志愿者培训,向志愿者开放原始资料,明确规范流程,新闻学院也安排了培训计划,但是专业素质仍是难以快速解决的问题。

  

新老对话:本身是创新

 

  尽管复旦的学生志愿者在做口述史时可能无法像专业学者一样专业,但是学生做口述史却别有一番好处。学生参与复旦校史的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连结,与老先生们交流,谈他们的人生,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访谈中呈现出来的东西。80岁的老教师与20岁的青年学子,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进行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对于刘剑而言,除了从老教授的人生阅历和学术修养中获益匪浅之外,他还深入地了解了院系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只在这儿度过四年的普通学生,参与到口述院史的整理过程,也算是留下了自己的价值。”

  (特别鸣谢《复旦青年》记者钟凯旋、余翔、胡伊人对此文提供的帮助)

编辑: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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