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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霁野先生一席谈

来源: 《今晚报》2013年11月13日第21版  发稿时间: 2013-11-29 10:39


  杜学忠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看过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知道他是有名的翻译家。入读南大中文系以后,又知道他和我们系主任何林师是同年、同学、同乡,且同为研究鲁迅的专家。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各系系主任在第二食堂讲台上向全校师生报告自己科研、著述的“跃进”计划。霁野先生先发言,说在多长时间里要写多少篇文章、多少首诗,台下一片掌声。接着何林师发言说:“我和李霁野先生比不了,他四句话就是一首诗,我写一篇论文要查很多资料,费很长时间。”台下一片笑声。

  1991年11月25日,我的同学陈漱渝从北京来电说:第二天他要陪台湾的学者秦贤次给李霁野先生送稿费,他也要给我送来我俩合作在台湾出版的样书,便嘱我到大理道7号霁野先生寓所见面。翌日上午九点半,我到了霁野先生家,而漱渝他们还未到。霁野先生就给我倒了杯热茶,跟我聊天儿。他讲了“文革”期间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强制劳动,并被赶出原来的住所。一日,工宣队突然请他搬回北村原来的住所。说屋子已整旧如新,搬迁也无需他劳神,一切由工宣队代办。先生被搞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一位在外文系工作过的英国朋友要来天津访问,上头以为此人必要见见李先生,故匆忙做出如此安排。工宣队还叮嘱李先生,会见客人时不要讲外语。接待期间,曾以“蟠桃”待客。先生借题发挥,讲起蟠桃、王母之类的故事。外国人听不懂,先生又不能用外语解释,情急之下,说这是“pan—tao”(音类“叛逃”),声音拉得很长,用外国味儿说了句中国话。搞得在座的和监听者如入五里雾中。讲到这里,先生爽朗地大笑起来,当年情景似又复活眼前。

  我是教现代文学的,知道霁野先生与鲁迅有密切交往,便请他讲讲鲁迅的事。先生微闭双眼,陷入沉思,操着安徽音调舒缓地讲起,他的小学同学张目寒陪他将自己所译《往星中》送交鲁迅指教的过程,讲起第一次拜访鲁迅的情景,讲起鲁迅对未名社成员的培育和关爱。言谈间充满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景仰和怀念。虽然有些事情我已从先生所著的《回忆鲁迅先生》里读过了,但是亲耳听到先生动情的讲述,仍感到格外生动和真切。针对当时学术界对鲁迅与林语堂、梁实秋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我想听听霁野先生的看法。他说,当年他编《未名》半月刊时,林语堂曾寄来一篇谈幽默之类的稿件,觉得写的并不好,不打算刊用。但是鲁迅先生为林说项,认为青年人可以培养,便采用了。这说明鲁迅先生对青年人一贯都是爱护和培养的。后来鲁迅与林语堂闹翻,责任不在鲁迅。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关系,霁野先生说:有人说鲁迅批评梁实秋不全面、不公平。梁实秋后来确实做了不少事,如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等等,但是鲁迅已经死了,不知道了,叫他怎么全面呢!之后,又谈到未名社。谈到韦素园的死、苇丛芜的堕落、台静农的去世,霁野先生感慨地说:“未名社的六个成员,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了。”当时我正为百花出版社编选《钱歌川散文选》,便问他是否认识钱歌川。霁野先生说:他评价作家先看人品,再看作品。他与钱歌川在台湾大学共过事,认为钱歌川很爱国,很仗义,爱打抱不平,高风亮节,人品很好。1949年他离台时钱的女儿刚上大学。钱歌川写了大量散文,不该被湮没,嘱我一定要做好编选工作。

  由于路上堵车,陈漱渝、秦贤次和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11点左右才赶到霁野先生家。大家聊了一会儿,又听霁野先生讲了一些文坛掌故,就已至中午了。秦贤次先生请大家到重庆道亨通酒家吃饭,我也敬陪末座。

编辑: 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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