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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五四时期革命活动纪要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3-11-26 15:18


  文/魏宏运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学校,年十九岁。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给周恩来撰写的小传说:“君字翔宇,号飞飞,浙江会稽人,自大父宦于吴,遂徙居焉。君生于淮安,六月而孤,承嗣寡母陈。幼羸弱多病,扶持将护,君母备极劬劳。五岁从母教,明年入家塾,师及诸父怜其孤,辄少宽假,而慈母则督之綦严。九岁迁袁浦,生母嗣母相继逝世。君悲痛之余,佐理家务,井然有序。少年游江淮,纵览名胜。年十二从伯父召趋辽东,入沈阳模范小学,肆力学科,兼好读欧美小说及新闻杂志。十五来津门,遂入南开。初至,英文非佳,嗣发奋攻读,始同趋步,而国文则早露头角。旋与同学张、常二君发起‘敬业乐群会’,君规划之力最多。复继张君掌会务者二载,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事,遂为全校冠。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曾为《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及班中各项干事。凡此均足证其学识毅力之胜于人也。君于新剧,尤具特长。……凡津人士之参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尤极赞助之功。嗜说部,得暇辄手一卷。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全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班中无事不竭力,即此同学录之经营,君实为其总编辑焉。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其于课程,前二载俱臻上乘,嗣以理事日繁,乃稍逊前,然绝未以他事妨学业,致失正鹄,故毕业成绩仍属最优。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千苦万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

  周恩来同志在说到自己在南开中学的学习和生活时说:“我在南开最后两年,得不到家庭的帮助,我靠在班上考取首名的奖学金过活。”

  周恩来同志在1951年9月29日给京津知识分子作关于思想改造的报告中,讲到他在南开中学所受教育时说:“那时只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但也得到些知识,故我很感谢南开。”讲到自己青少年时代爱国思想的产生时说:“十三岁读章太炎的《国粹学报》,虽不懂,但爱国思想启发了,顾炎武、黄黎洲、杨椒山,都受到他们影响,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执政,启发了爱国思想——反对二十一条等。”

  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校风》上发表《中国现实之危机》、《吾校新剧观》阐述他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

  1917年9月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临行写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首,抒发革命抱负。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通过日本实现的,到日本留学的很多。

  1917年秋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向朋友借债度日。

  从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共一年半时间。周恩来同志说:“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了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1971年1月29日晚周恩来和后藤钾二的谈话。

  1918年4月3日致函南开同学冯文潜:“甚盼时有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

  1918年4月南开校董,后来也是南开大学校董的严范孙赴美途中道经日本。严是主张新学的人,南开留日同学多去拜访。周恩来同志也多次和严会晤。在严离开日本时,抽暇为严送行。据严范孙1918年4月20日日记载:“童启颜、吴汉寿、周恩来、陈钢、王慎、顾孙江俱送至车站,伊等本日皆有功课,拨冗来送,令人不安。”

  8月曾回国一次。7月29日由东京抵下关登船,30日抵釜山,31日乘火车到丹东,8月1日至山海关换车,下午四点到达天津。不久复返日本。

  1919年春回国途中在京都逗留一段时间,曾去京都大学旁听。在此之前曾在早稻田大学旁听过。入京都大学的志愿书和履历表现已于日本发现。周恩来同志1971年1月29日会见后藤钾二时说:“我离开日本时,是在神户上船,在京都住了一个月。”

  4月5日游览京都岚山,岚山座落在日本古都京都的左京区郊外,为日本有名的风景区,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的光辉诗篇。

  1919年4月从日本乘船回到祖国。1971年1月29日晚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朋友后藤钾二等人时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1972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说:“我那是在樱花盛开的时候,从神户港上船,从日本回国的。”樱花盛开正是在4月。据1919年4月30日南开《校风》123期载:“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

  5月17日参加敬业乐群会在南开礼堂召开的茶话大会。周恩来回到天津后,常去南开。

  7月8日天津五四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在6月5日于南开操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时已提出“誓保国土、誓雪国耻、誓杀国贼、誓挽国权”的口号。周恩来在南开留日同学慰劳南开在校同学的茶话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南开同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的发展充满信心,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留日学生在日本帝国束缚之下行动不能自由,故无甚动作,实为惭愧。闻国内学生此种举动,钦佩无量,故今特慰劳,代表留日同学请诸君,以表爱慕之心,且定必随诸君之后。”“吾人作事宜审慎有恒心,有胆量,方能成功。”)《南开日刊》,1919年7月8日,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7月21日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初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每期销售达两万多份。(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

  在会报的创刊号上,周恩来以《革新、革心》为题撰写社论,提出改造社会和改造思想相结合的主张。

  8月6日用飞飞笔名写了《黑暗势力》、《再问〈益世报〉》两篇短文,发表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前篇文章提出:“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后一篇文章怒斥《益世报》不登关系国家危亡的内政外交大事,而登一些小事,“转移国民的注意点”。

  8月9日学生联合会报社、北洋大学日刊社、醒世周刊社、南开日刊社、师范日刊社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造成强有力之言论,以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

  8月23日8月初,济南镇守使马良在济南枪杀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北洋政府扬言要枪毙这些代表,以“杀一儆百”。天津各界代表会同北京代表到北京新华门前请愿,要求严惩刽子手马良。周恩来连夜组织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号外,把这一消息传播出去,以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和军阀政府展开斗争。

  8月28日天津学联为营救被捕代表及照顾被捕代表生活,推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赴京开展营救工作。在多方面努力及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下,8月30日,北洋军阀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

  9月5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

  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二十人在草厂庵学联办公室组成“觉悟社”。觉悟社的组织比较严密,采取委员制分工负责,没有社长和干事等职称。社员男女各占半数。共同决定对外不用真名而用代号,每人的代号用抽签方法决定。代号从一至五十。社员在抽到号数后,根据相应的汉文字,写成自己的代名。周恩来是5号,故称伍豪。邓颖超同志为1号,故称逸豪。马骏是29号,称念久,郭隆真是13号,称石衫,刘清扬是25号,称念吾,等等。在第一次会上决定:用白话文出版小册子,定名为《觉悟》,本着“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宣传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天津的新文化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天津成为五四爱国运动最猛烈的地方之一。

  9月21日在觉悟社同李大钊交谈觉悟社情况。据《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载:“21号因为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李先生对于本杜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且还给我们许多的建议。”

  9月25日周恩来同志考入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2月筹备,9月25日正式开学,10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分文、理、商三科。校址开始在南开中学南面,1922年在八里台建立校舍。第一届学员共96人。周恩来入文科,学号是62号。

  10月10日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的评议会,研究双十示威问题。

  同日在觉悟社组织下,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南开中学操场召开市民大会。坚持惩处卖国贼,抵制日货,继续深入开展爱国运动。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遭到直隶省长曹锐、警察厅长杨以德派来的大批警察、保安队的镇压。

  同日为抗议反动政府在双十的镇压,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发出短期停课宣言,宣言是周恩来用白话文起草的。文中讲道:“……议决短期停课,表示我们让社会觉悟的决心,一致进行,‘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

  11月1日觉悟社邀请北大教授钱玄同来津同社员谈话,研究白话文。在此之前,曾请刘半农讲“白话诗”。

  12月10日组成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处设在南开大学101号。不久又以通讯处名义给出校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经常不断通讯。《校风》,第133期、134期。

  12月在周恩来和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动员起来,成立了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形成高潮。

  1920年1月20日《觉悟》正式出版。原计划1919年11月出版,因社员忙于学生运动,故延迟至今。

  创刊号上发表的《觉悟》和《觉悟的宣言》两篇纲领性论文,是经全体社员讨论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还有周恩来在日本写的新诗《雨后岚山》,回国后写的《死人的享福》,邓颖超写的《为什么……》等等。

  《觉悟》只出了一期。觉悟社的启事讲道,他们的每一篇稿件发表出来,都是希望要解决一个问题或多种问题的。唯一的目的,是在实行。不能实行的稿件,他们是不愿意刊登的。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率领千余人去省署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代表时被捕。据《警厅拘留记》载:“廿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公署请愿,要求的条件是:请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并请省长恢复天津原状,释放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四名学生当即被捕。周恩来等在被绑架至警察厅时,沿途高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

  2月2日在狱中与两个妇人闲谈。《警厅拘留记》载:“我们听着他所叙说的事情,便想到贫人的生计,贫人的志趣,都是中上社会所梦想不到的。”

  2月6日周恩来质问警察厅长杨以德:“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并写了质问拘捕理由书给杨以德,以示抗议。

  2月16日警厅司法科长高登科问周恩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周恩来坚定地回答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了。”第二次被问到学生会的经费时,周恩来说:“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

  4月2日周恩来、郭隆真等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称“四二奋斗”。(《警厅拘留记》,《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4月7日在社会舆论声援下,警察厅长杨以德不得不把被捕代表周恩来等二十七人移送检察厅。

  4月11日周恩来组织狱中难友学习。据《检厅日录》载,是日“公推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审查公共读书法,同研究社会问题方法。限明天值日会议报告。”

  4月16日在狱中组织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并成立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据《检厅日录》载,“公举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三人,办理读书团的事。课程的内容,分英文、历史、数学、中文数部分,时间每日下午两点至五点钟,每门功课占三十分钟。”

  4月28日是日为巴黎分赃会议强行通过把青岛归于日本的日子,周恩来向战友报告山东问题的始末。据《检厅日录》载报告内容为:“(一)德国占据青岛的情形;(二)青岛被日占据;(三)日人处置山东的蛮横;(四)中国参战的波折;(五)中国失去山东的自认;(六)和会处置山东的经过;(七)拒绝的情形。”

  5月4日狱中难友举行五四纪念活动,周恩来担任主席。马骏报告五四后一年中各方面的经过。

  5月14日狱中难友议决演讲会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周恩来帮助难友研究日文和心理学。晚上演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部分。

  6月2日演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部分。

  6月4日演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6月7日讲马克思学说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论。

  6月8日友人李愚如去法勤工俭学,周恩来于检察厅看守所写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一首,鼓励其“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寻求真理,“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践”,并表明三个月后自己将去巴黎的心愿。

  7月7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因感外交失败,请愿省长,拒绝直接交涉,并请释放代表,恢复原状。”怒斥反动军警随意捕人。

  7月8日在法庭上答辩,置检察官于被告地位:“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检厅日录》,第262页)

  7月17日在天津人民积极声援和周恩来等坚决斗争下检察厅不得不开庭公审,但终无理判处周恩来、于兰渚等有期徒刑两个月,在判决书中写着:“周恩来,年二十三岁,浙江人,住元古里,南开大学学生。”强加的罪状是“聚众骚扰。”用非法监禁的日数与刑期相抵的手法,宣布“期满”释放。

  8月初觉悟社举行年会,周恩来总结了一年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联合各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运动的主张。

  8月16日觉悟社社员在北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在陶然亭开会,研究改造联合问题,周恩来阐述了改造联合的意义。据1920年9月15日《少年中国》二卷三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载:“由邓君文淑报告该社组织及经过,继为周恩来演说,各团体代表相继各有所述。本会由李君守常代表答谢。……继由李君提议各团体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的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8月18日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及少年中国学会开各团联络筹备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在《改造联合宣言》中说:“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为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8月申请加入留法勤工俭学会。(该会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创办的。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号召,倡导青年人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去求学,并组织法华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主持其事。1918年夏全国许多省区已掀起这一运动。接着一批一批青年相继赴法,形成了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新思想、新科学的高潮。后来的历史说明:李石曾关心的不是留法勤工俭学,而是他个人的权势。)

  11月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赴法留学,同行的有同学李福景等人。据李福景后来回忆,同船赴欧留学的有四百余人。

  周恩来同志曾说:“去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等书的译本。”(斯诺:《西行漫记》,1972年增订本)

  11月10日船行至西贡,给其弟同宇一信,介绍西贡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信中说:“西贡是安南商埠,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通口……外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11月24日船行至印度洋时,写成《检厅日录》例言。

  年底从马赛登陆后,抵达巴黎。

  冬将《检厅日录》全稿邮寄给天津的马千里。翌年春发表在马千里办的《新民意报》上。

  1921年初去英国,在英国逗留了两个半月。时英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他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写成《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的始末》,于同年5月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

  1921年春周恩来旅欧期间,生活很穷困,严范孙曾给周恩来同志寄了一些学费。据严范孙日记2月27日记载:“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琴湘子)、周恩来的学费,交伊持去。”同年11月18日严范孙日记有同样记载:“琴湘来,交补助李福景、周恩来学费。”

  2月和赵世炎等同志组成共产主义小组。

  7月北洋军阀政府为发动内战,向法国借款五万万法郎,派吴鼎昌、陈箓于7月25日在巴黎签字。周恩来、赵世炎领导巴黎中国学生和旅法华人开展拒款运动,召开拒款大会,并两次发表通告。第一次于7月25日,声明决心“无论用何种手段,以诛此辈奸人”,第二次于7月29日,指出:“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借款也。”周恩来写成《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发表在1921年8月天津《益世报》上。

  留法学生开展的爱国运动,曾遭到中法政府的联合镇压。陈毅同志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之所以回国是因为1921年夏秋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行动用武装押送回来的。”陈毅同志是1919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的。

  11月17日英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威尔斯被邀参加华盛顿会议,写了《背景中之中国》一文,登在巴黎英文日邮上,极力宣扬孔孟之道。周恩来即时给予批判,写了《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一文,1922年1月8日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其中讲道:“右译威氏之论中有数点不容不明为指出者……即以威尔斯谓(其公共之文学与上古之传说,尤足以保其人民合而为一)彼据此遂谓中国终将合一,其实此繁重之文学与陈腐之传说,以及虚伪之礼节,偏窄之学识,于昔日闭关自治时代,尚可欺诱愚民,范围人心。若今日新潮湍急,旧者已失其凭依,设仍恃之以粉饰统一,则列强之侵略虽去,吾以难逃于自亡,天演淘汰,此又至明。吾人固不能因英国学者之一言,而便以吾人旧有之学识、礼节、文学、传说为满足而自豪也。”

  12月18日周恩来写的通讯《勤工俭学在法最后之命运》从是日起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刊载,至1922年1月9日登完,共十八篇。详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委,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艰难经历。包括了自“二·八”运动包围使馆,至“九二一”占领里昂大学的全过程。当时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

  1922年2月由巴黎前往柏林,在旅德中国学生中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3月由法国到德国,写《西欧赤况》和《伍的誓词》,第二年登载在《觉邮》第二期。在前一文中,他坚定地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后一文中,他声明:“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并写《生别死离》诗一首,诗序说:“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悲感交集,更念及旧时的同志,遂作此篇。”周恩来认为“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

  黄正品即黄爱,是觉悟社社友,原在天津高工读书,后去湖南开展工人运动,担任湖南劳工会的书记。

  《觉邮》在发表上述两文时,施以加了按语:“伍君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C.P外,又出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

  7月是年,周恩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从德国到巴黎参加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旅欧总支部由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组成。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总支部领导成员。总支部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德伏化街17号。

  周恩来同志曾在雷诺汽车厂做工。据何长工《回忆旅欧期间的周恩来同志》一文记载:“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周恩来同志就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面目。”时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等办的《醒狮》杂志,鼓吹反动的政治主张,反对马列主义。

  8月16日以“伍豪”笔名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发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少年》(后该刊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第二期。文中讲道,“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共产主义者主张公有制,共产主义“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并指出:“共产主义能解决世界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做救时的良方?”深刻批判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各种反动思潮。

  10月底在柏林住所康德大街与朱德相识,并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同志是1922年9月初离开上海到达法国,然后到德国的。

  12月15日《少年》第六号载周恩来撰文《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工余社是旅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组织的小团体,出版油印刊物《工余》,三泊在9月号《工余》杂志上写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周恩来尖锐地批判了三泊对俄国革命的错误论断,指出:“以阶级斗争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今取例来说,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铲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凡此种种,全是过去五年中俄罗斯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活动换得来的。”

  同期还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抨击了胡适的“好人政府”。

  1923年春旅欧总支部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余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伴送至柏林。

  1月16日赠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照片给珊·以。上面写着:“昨日是此两张像片中人的被害四周年纪念日,明日又是黄庞的血祭日了。在此两个悲惨的纪念日中,你我的感想都是些什么呢?”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女士是为主义而奋斗,为无产阶级而牺牲的,因曾英勇反抗德皇及爱伯尔特派政府,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敬仰。

  3月13日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写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详述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经过,热切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说明旅欧青年团人数已达七十二人,“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为最重要之事”,“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为了宣传,决定出版《少年》月刊:“因留德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是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

  据斯诺《西行漫记》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说:“在法国参加创办共青团然后变成共产党员的包括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6月旅欧总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增补邓小平同志为委员,决定出版机关报《赤光》,以代替原来的《少年》。

  11月旅欧总支部派第二批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周恩来亲自送至柏林,办理赴苏联手续。据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记述:“同年11月间,又派送第二批,内有聂荣臻同志、王若飞同志、刘伯坚同志、李俊杰(卓然)同志等十余人,这次周恩来同志与我同由巴黎伴送至柏林。”

  1924年2月15日周恩来以笔名“伍豪”所写的《革命救国论》,在《赤光》第二期发表,该文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友、我三方力量,以及构成中国革命动力的革命势力。

  8月回到中国,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务兼军事部长。

  (本文选自魏宏运著《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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