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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3-11-26 15:18


文/魏宏运

  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曾震荡着中国大地,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它公开宣告反叛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反对礼教和迷信,主张思想革命,主张政治、法律、道德、风俗都要合乎时代潮流。它公开宣告古文为死文学,反对老八股,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家的思想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导,反抗一切黑暗势力和权威。这一运动,生动活泼,有破有立,放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异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0页)

  周恩来同志的业绩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他的名字和新文化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他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上学,阅读了顾炎武、王船山、黄梨洲等人的著作,和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中国新文化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又紧紧地吸引住他。他对于辛亥革命后那种黑暗的政局,诸如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冯国璋、徐世昌的毁弃约法,各省督军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极度不满。特别是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加深,使他愤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社团、筹办刊物,议论时政,发表演说,激扬文字,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反动势力。

  当新人物主要用论文形式向旧社会宣战时,周恩来同志除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外,已开始注意提倡和运用小说、诗歌、戏剧等形式进行战斗。在《敬业》和《校风》上,他以崭新的姿态发表了文艺论文和文艺作品。他主编的《敬业》,及作为编辑代表所编辑的《校风》(1916~1917年),虽然是学生刊物,其作用与地位远远超越出学校范围。他所发表的几篇作品,表明他是引路的先觉,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政论家和文艺家。

  1916年11月8日发表在《校风》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周恩来同志在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以对祖国命运的异常关注,抨击北洋军阀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假借共和之名,实行专制之实,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夫以此种蛮横之人,仅知固其势,保其位,焉有所谓国家思想哉?至借款之条约,以湘矿作抵,吾民何辜,吾地何罪,必欲举之以奉之他人。日人助吾革命,此属友谊的辅助,又何必定欲以之顾问军事秘密。此等主谋之人,尚得谓为有心肝耶?”表明他对旧社会的挑战。他还指出民国以来反动气焰之所以日益嚣张,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采取敷衍、姑息、妥协政策的结果,革命者必须引为教训。全篇贯穿着民主革命思想,洋溢着爱国热忱。关于怎样才能挽救民族危机,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弱冠请缨”,号召青年担负起救国之大业。

  在对待文学的问题上,他发表了非常可贵的见解。1917年5月为南开《校风》写的社论《本社的责任观》,谈到文学必须有益于人类,表现时代的精神,不应发表与时代的进步无关的言论:“若徒以文字炫于众,点缀粉饰,极其起承转合之能,以求合于国粹文人之列者,是当入以文苑,示范后进,无所谓言论也。吾校风之言论,又岂期其有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极力反对空洞的、死硬的老教条、老八股的旧文学。告诫青年不要陷入国粹主义的泥沼。

  在戏剧领域里,特别是在话剧方面,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周恩来同志都有突出的建树。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有了用对话形式来表演的戏剧,叫文明戏,但多流于淫词秽曲,“藉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实事。”他慨叹:“新剧新剧,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矣。”他对戏剧作了深入的研究,1916年9月发表了论文《吾校新剧观》,认定新剧是改造社会强有力的文艺形式。说新剧“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社会事业经愚众阻挠而不克行者,假之于是,政令之发而不遵者,晓之以是道。行之一夕,期之永久”。认定南开新剧的写实主义方向是正确的,“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他在文中历述了世界各国的戏剧及其发展的历史,指出了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是时代的潮流,从而擎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在实践上,他亲自参加了很多反封建的新剧的编导和演出,如一元钱、华娥传、炎凉镜、再世缘、老千金全德等,其艺术的高超,受到人们的称赞:“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尤极赞助之功。”南开学校第10期毕业同学录。他为南开新剧团赢得了很大的声名,誉满华北,使南开新剧团在中国戏剧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周恩来同志也是一位新诗的开拓者。中国的新诗开始于五四时期。那时传统的五言七言诗还占有支配地位,写新诗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周恩来同志最善于接受新事物。1917年胡适、陈独秀提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后,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远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即愉快地和文言文诀别,用白话诗去战斗。五四运动前夕,他所写的《雨后岚山》一首,有这样两句话:“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制人的学说。”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抒发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感情和态度,写得新鲜、活泼,从内容到形式都说明他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已达到历史进程所能达到的水平。而在此之前,他则是用律诗来抒发自己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的。

  对旧社会和旧势力作斗争,不仅是把旧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激起人民的愤怒,更重要的是用科学和民主的武器去打倒它,战胜它。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刚从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去。运动锻炼了他。他也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他用自己的思想、作品和行动表明自己是时代的前驱者。

  五四运动一开始,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溢于言表,表示“有恒心,有胆量,方能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是因为他已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妥协产生了严重后果,看清旧社会的根基非常坚固,非有强大的力量不能动摇它。他和他的战友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在天津开始了坚决持续不断的战斗,有计划地展开宣传、组织和斗争。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爱国运动,又是规模巨大的新文化运动。周恩来以群众爱国斗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以新文化运动促进爱国斗争,使天津的运动蓬蓬勃勃。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创业精神,为了指导运动,1919年7月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担任主笔,从筹措资金到准备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从搜集新闻到写稿子作文章,从编排版面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他负责,他日日夜夜地埋头苦干,不知疲倦地战斗。这份报纸以“革心”、“革新”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天津五四运动中起了指导的作用。当时天津报纸有十余种,如《大公报》、《益世报》和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以及美国人办的《华北明星报》等,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只有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同志用飞飞名义发表的《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等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提出“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给革命指明了方向。

  任何革命都必须有领导力量,没有领导,革命是不能持久的。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人组成了非常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着重研究新思潮,研究外国文字,设立了日文班,计划把从日本输入的新思想迎接过来。觉悟社的刀锋对准着“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他们认为这些“不合乎现代进化的”东西,都是“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为了这个目的,觉悟社立志要作引导社会的先锋,要成为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成为对敌作战的“大本营”。他们反对说空话,强调实践,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言行一致,在天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起了先锋的作用。但仅仅一个先进集团,是不能够进行革命的,必须率领群众共同前进,把革命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觉悟社社员都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去发动群众。

  觉悟社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它研究了当时世界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经过比较,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憧憬十月革命,并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

  它讨论并研究了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僵死的文言文是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的,他们特地约请当时主张白话文最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钱玄同来社讲了白话诗、白话文。

  它用白话文出版刊物《觉悟》,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意见和主张,表现了他们觉悟的程度。从《觉悟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这种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是觉悟社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认识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没有止境,所以研究它讨论它也要永远不息。他们颇有唯物主义的精神,提倡科学和民主,启发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能盲从。经过全体社员讨论而写成的《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明确讲道:“现在的人生,即是竭力向改造方面走,对于社会上一切事理总应当常常持个研究同批评的态度。然后事理的真相,才能了解明白”。当时阻碍人们追求真理的精神枷锁是宗法礼教、三纲五常,偶像崇拜,因之他们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批判这些反动的思想。譬如他们在批判迷信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时说:“这种迷信是什么人对事事物物总要存着几分迷信的心理。而迷信的程度,比迷信鬼神还要坚固得多。一种是迷信古来的学说:什么三从四德啦,三纲五常啦,还在那里以为是天经地义不可翻改的话呢?”《学生根本的觉悟》。揭露卫道士们的假面孔:“有些道学先生,讲些三纲五常,规矩形式达到极点;但是实在的情形未必与形式符合,不过戴一副假面具,说出几句形式的话来……这也是极可笑的。”《急先锋的女子》。在揭露妇女所受的压迫,号召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时讲道:“社会束缚女子的那些伪道德同错批评,我们不要伈伈伣伣的怕他。要知社会风俗是人造的,不是让社会来化人的。”《我们的姊妹》。《觉悟》在五四时期对人们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桎梏和勇于追求真理,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讲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9页)

  觉悟社积极领导天津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对敌作战的“大本营”。1919年双十节,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闹警察厅,促进了抵制日货运动。12月间为声援福州人民反对日人枪杀爱国同胞,推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这些觉悟的声浪,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周恩来和他战友们的活动引起了统治阶级极端恐慌和仇视。北洋军阀直隶省长曹锐、警察厅长杨以德采取残酷镇压手段,逮捕了学联会副会长马骏和各界联合会的代表马千里等人,并封闭了各爱国组织。为了反抗这种反动,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于1920年1月29日领导了轰动天津的“一·二九”运动,要求集会结社,要求爱国自由,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和取消“二十一条”。被捕代表不仅没有被释放,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等人反因此也被捕入狱。至此爱国志士遭到逮捕的已达27人。

  坚固的牢墙剥夺了周恩来的人身自由,却锁不住他的革命思想。他身陷囹圄,没有丝毫叹息,而是充满了革命乐观精神。跟他在一起的难友总是被他的思想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卷进愉快的洪流。他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读书看报,学科学、学文化,讨论革命问题,开展斗争。他继续运用文艺这一武器,编演新剧,开茶话会、娱乐会、纪念会,快乐得很。南开新剧《一元钱》第四幕也被搬到狱中舞台上来。更有意义的是他把监狱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从1920年5月28日到6月7日,他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资本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些伟大的事迹,他都用笔记录了下来,1921年登在天津的《新民意报》上,题名《检厅日录》。以狱中的条件系统地讲述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明他的学识是很渊博的,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有研究的。

  以历史的观点看,当时理论的解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实际意义。周恩来同志在狱中宣传马克思学说,其目的无疑是要破除中国的传统迷信,希望他的战友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己的头脑,为开展中国革命作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讲五四运动划分了中国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两个时期,这从周恩来的思想上也体现出来。

  1920年7月17日,他和被捕的难友出狱了。半年的狱中生活没有白过,他曾经讲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上,狱中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由于坚定地掌握了明天,所以他在今天的道路上勇敢地走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出狱后,他立即展开了更广泛的活动。他和觉悟社社员一起总结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于8月间和邓颖超等11位社员到北京,联合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4个进步社团,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筹划将从事改造中国的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关于为什么要联合的问题,他们在通过的《改造联合宣言》中指出:“联合的团体愈多,我们的共同目的愈加简单,我们向此目的实行力愈加集中,我们共同努力的效果或者可以愈加实在,我们达到最高理想的距路也就近了一程。”(《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1920年11月周恩来再次离开祖国,到西方去学习。他以勤工俭学名义,先后到法国、英国和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细心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分析各国的工人运动,以及不断出现的新资料新文献,写了五十篇旅欧通信,寄回国内,先后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他对自己思想的要求非常严格,虚心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克服前人的弱点和错误,取得了极其光辉的成就。这时在他看来,“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他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921年2月,他和赵世炎等在法国组成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宣布,他是列宁的信徒,是笃信共产主义的:“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伍的誓词》,《觉邮》第2期,1923年4月15日)从1917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中间经过五四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他伟大的转变。

  1922年3月他写的《生别死离》的白话诗,集中地写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伟大胸襟,崇高的理想和抱负。这是永放光彩的诗句: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人类走向这一美好的社会,却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这些感人肺腑的话,打开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周恩来同志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

  从这时起,周恩来不以写诗、写通讯、写政论文为满足,他肩负起创造中国历史的重任,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旋转乾坤的中国大革命,和毛泽东、朱德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开创中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此,无数伟大的历史事件比太平洋的波澜更加壮阔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本文选自魏宏运著《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24日)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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