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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科:日新月异的南开生命科学学科

来源:  发稿时间: 2013-10-22 09:52


 

日新月异的南开生命科学学科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的校训。南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与学校同时诞生,与学校一道前行,从艰难初创到跻身全国先进学科行列,走过了一条日新月异的光辉历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南开生物之花没有因日寇摧残而凋零颓萎,没有因国运艰难而丧失光华。沧海横流,更显坚毅之精神,栉风沐雨,终究脱胎而化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南开生命科学学院把握时代机遇而蓬勃发展,肩负历史使命而奋勇向前。九十年来,一代代南开生物学人秉承南开精神,艰苦创业,继火传薪,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水滴石穿,九十载风风雨雨终成大业;志存高远,新世纪海阔天空再展宏图。值此母校90年华诞来临之际,追述南开生命科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书写南开之光荣,记述发展之艰辛,借以缅怀前人,鼓舞后者。

学系肇基创业维艰

  1919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凌辱,时局动荡,国家贫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严范孙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大学。建校之初便成立了生物学系。困顿岁月几番挫折,挡不住生物学人前行的道路。南开生物系的早期开创者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艰苦创业,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物学系的建立可以追朔到南开大学建校之初。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三科中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四组,即文言学组、数理组、哲学组、社会科学组、商学组。每组又包括若干学门,其中数理组有算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学门,以后又把专修的学门称之为学系,如1922年,理科设算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系。从此在南开大学即有了生物学系的设置。

  南开大学成立以后,便以其良好的学术环境、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引着海外学子。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家贫弱,主张教育救国,以济时艰。他们用科学知识拯救祖国,以一技之长服务人民,南开生物学系的钟心煊、应尚德、李继侗、熊大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钟心煊,早年入南昌私立心远中学、南昌公立江西高等学堂读书,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首届留美预备班,1913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大学、哈佛大学专攻植物学,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中国木本植物名录》是中国早期植物学重要文献之一,常被引用。1920年,有志于科学救国的钟心煊,毅然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他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他开设课程,传授知识;他放眼未来,规划学科发展;他还将在美国购置的许多图书和仪器贡献出来用于教学。钟心煊教授为南开生物系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南开生物学科的奠基人。1922年,钟心煊离开南开。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应尚德应聘为生物学教授,并任系主任。他在任期间建立了生物学系课程体系,图书仪器等都有所扩充。南开生物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坚强地继续发展。

  1926年,应尚德离开南开。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李继侗博士被聘任为生物系教授,并任系主任。1921年,李继侗毕业于金陵大学,入美国耶鲁大学林学院做研究生,1925年获博士学位,成为在美国林学方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李继侗是一位爱国的教育家和杰出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生物学家。他毕生从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是这些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当中,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原上海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殷宏章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娄成后教授均是李继侗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培养出来的弟子。李继侗,1926-1929年任系主任,1938-1945年西南联大时期任系主任他于1926年至1929年在南开大学生物系执教,并任系主任,为南开大学生物系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教学上,李继侗建立、完善了生物学系课程体系。开设普通生物学、普通植物学、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这些课程均修习1年,每周授课2小时,实验3小时。还开设遗传与优生学、胚胎学、卫生学、昆虫学初步、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形态学,这些课程修习半年,每周实验各为3小时。此外,还有动物组织学、植物组织学、细菌初步学三门实验课,每周各有9小时。李继侗受聘到南开大学生物系时,适逢生物系刚刚创建不久,师资力量非常缺乏,实验设备又十分简陋,但他不畏困难,一个人几乎承担了讲授生物系全部课程的任务。有些课程并非他的本行,为了讲好这些课,他要用加倍的时间进行准备,这种公而忘私、诲人不倦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他非常重视基础课,经常对同学们讲:“对青年来说,基础越好将来越有希望。不应把学生培养成各式各样的面人,而应把他们培养成面团,从而适应各种需要。”他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讲课方式深入浅出,生动易懂。他对学生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对考试成绩从不迁就,即使是59.5分也不轻易给予及格。他为人耿直,不徇私情,当时他的儿子正在他所主持的先修科学习,先后读了三届,直到成绩合格方才允其升入大学。由于他治学严谨,因此深受师生们的敬仰。他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实践、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他总是用新的实验成果丰富课程内容,因此他讲授的课程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生物标本,到植物园、农业实验场等生产一线参观学习。他跟学生一样自己背行李和标本,跋山涉水,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爱戴。

  在科研上,李继侗关于“光合作用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1927年,他与学生殷宏章一起用气泡计数法发现了光合作用的瞬间反应。1929年,他们的《光照改变对光合作用速度的瞬间效应》一文发表于英国的Annals  of  Botany第43卷上。这一发现比美国科学家勒令克撕和爱姆生的发现,整整早了十年。国际上公认他是瞬时效应的最早发现者,美国科学家弗兰奇称李继侗是光化子反应系统学说的先驱。在南开大学期间,李继侗还进行了有关植物吸水力的科学研究,并于1929年写成了《气候因素对吸水力的影响》的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这篇论文强调环境因子对植物生理作用的影响,在当时植物生理学研究上属于较新的方向,并向生态生理学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国内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就是在国外研究得也不多。

  在教学设备建设方面,李继侗先后建立了三个实验室和一个生物标本室,用于研究植物生理学的温室也在筹建之中。他加强仪器设备建设,1928年,购置德国蔡司厂制造的3 360倍显微镜一架,显微照相机一台及研究光合作用的精密实验仪器。李继侗还购置了大量图书资料,短短三年时间生物系的图书就达757种,中外文杂志数十种。

    1929年,李继侗离开南开,到清华大学任教,生物系暂时由冯季梁、殷伯文主持工作。他们不计个人名利,积极聘任教师。1929年,在美国爱渥瓦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熊大仕来到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兼生物系主任。熊大仕在南开期间,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例如他的《中国蛙类及淡水鱼类吸虫之调查》发表于《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五卷,《马科寄生原生动物之调查》发表于《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6卷。这些成果是当时该领域中的重要成就。

  熊大仕主持系务期间,师资队伍有所加强。1929年,李继侗的学生,当时生物学系唯一的毕业生,殷宏章留校任助教。1931年,聘清华大学理学士薛芬为助教。抗战前夕,又聘用了钱念曾做助教。

弦诵不绝薪火相传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号角。国难当头,具有爱国传统的南开师生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展现了凛凛的赤子气节和不屈的民族情操。血雨腥风,南开不因时乖运蹇而败萎,不因反动摧残而丧志,反而愈挫愈勇,艰难向前。生物系也在战火和困境中,弦诵不绝,薪火相传。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开大学就成为天津抗日救亡的中心,因此被日寇所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已。1937年7月29日,对于南开来说是个黑色的星期四,日本侵略者对南开大学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和焚毁。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教工住宅尽在火焰焚烧中,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留存的教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丰富珍贵的藏书被洗劫一空。然而,日寇炸毁的是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愈益奋励。为了维系中华教育命脉,积蓄民族的希望,南开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临时大学。由于战火继续蔓延。1938年2月,临时大学不得不由长沙继续南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大时期,生物系主任由已经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李继侗担任,后由张景钺继任。在南迁过程中,李继侗放弃坐船的待遇,不顾自己有病,随同闻一多、曾昭抡、黄子坚等教授带领200余名师生,跋涉3 000余里,历时2个多月到达昆明。临行前,李继侗写信向家人表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这一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李继侗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不计辛劳,勇挑重担,先后担任先修班的班主任、生物系的系主任、合作社的经理以及校景委员会的主席。李继侗平易近人,关心学生疾苦。抗战时期,有的学生和家乡断绝了联系,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使这些学生能继续求学,他想方设法从经济上帮助他们,有时用自己省下来的钱解囊相助,他对学生亲如一家,因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生物系的师生没有被困苦压倒,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战火中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在南迁昆明途中,生物系的师生不畏迁徙劳顿,在沿途采集了许多标本。在昆明,他们还因地制宜,开展以当地生物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西南联大时期的生物系在血与火中艰难地向前迈进。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西南联大的师生无比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北迁。1946年5月,南开大学师生开始陆续北归复校。当师生们风尘万里回到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母校的时候,眼前却是一片荒林土阜、残垣断壁,电网纵横,战壕遍地。南开的秀丽景象已不复存在,万余株树木砍伐殆尽,莲池水溪已被填平,秀山堂荡然无存,图书馆只剩下断瓦颓垣。心中的愤恨化成了无穷的力量,南开师生并力同心开始了重建南开园的工作。

    刚复校时的生物系师资非常缺乏,一切均很简陋,系主任由物理学系主任潘孝硕兼任,所授课程也大多由理学院教师担任。1946年冬,张伯苓校长亲自聘请肖采瑜博士来南开执教,并担任生物学系主任。肖采瑜,著名昆虫学家。1936年,他留学美国,进入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农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主攻昆虫学。1938年,在美国伊阿华州大学动物学与昆虫学系学习,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正当他积极进行回国准备时,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太平洋海路交通断绝,因此不得不继续留居美国。曾任华盛顿美国海军部医学署外科实验室昆虫学研究员。二战结束后,交通恢复,有志于献身祖国教育事业和中国昆虫分类学研究的肖采瑜,谢绝了美方同事的挽留,和夫人綦秀惠毅然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来到南开大学。由于当时南开大学规定夫妇二人不能同在学校任教,因此,綦秀惠便去了北京师范大学。

  战后的南开生物系百废待兴。肖采瑜临危受命,他不怕艰难困苦,忘我地投入生物系的重建工作。其实,在美国留学之时,肖采瑜就在为回国后发展祖国的生物科学和培养人才做准备。他十分重视收集和整理生物学领域的专著和文献资料。然而这些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若用常规方法收集,并带回国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肖采瑜发现在当时尚未广泛使用的缩微胶片摄影文献储存法,既可节省大量费用,又便于携带。于是,他和夫人节衣缩食,买来照相器材和设备,开始广泛地收集资料。肖采瑜曾专门撰文总结自己收藏文献资料的经验,指出用缩微胶片拍摄文献资料的办法是解决科学文化不发达国家图书资料短缺的可行途径。经过艰苦努力,他们共带回缩微胶片文献近3 000篇,累计达50 000页。此外,还有2 000余篇论文油印本和一整套半翅目昆虫分类学研究的文献资料。这批文献资料倾注了肖采瑜和夫人留学十年的全部心血,是他们献给南开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些从美国带回来的文献资料在南开大学生物学系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昆虫分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担任多种课程的讲授和实验工作。1947年,他的夫人綦秀蕙教授也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南开大学生物系,他们夫妇二人担任多门课程的讲授及实验。在经费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肖采瑜与綦秀惠、顾昌栋、刘毅然等一道,亲手制作动植物标本、建立实验室,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肖采瑜身体力行、带头苦干,在他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生物系师生紧密团结,齐心协力,使生物系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初具规模,成为南开大学重建过程中最有成绩的学系之一。直到1978年肖采瑜教授去世,他一直担任生物系主任,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南开,献给了生物学系。在这30余年里,他从事昆虫分类学的研究,积累了许多科学研究资料,培养了很多科技人才,为南开大学生物学系的重建和发展,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改天换地学系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着手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南开大学和生物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办学规模、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快速发展,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贡献。

  建国后前十七年,生物系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1949年,生物系仅有肖采瑜、綦秀蕙、顾昌栋、潘次浓4名教师。新中国建立以后,生物系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各方优秀人才。1950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刘毅然教授来系任教,开设植物分类学、遗传学。同年,戴立生教授也归国来到南开大学,讲授无脊椎动物学。1952年,从事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崔徵教授来系任教,并担任系副主任,开设植物生理学课程。翌年,周与良教授回国来系,开设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课程。在我国各校生物学系中,这是首次开设真菌学课程。1954年,生物系教师人数已有30余人。60年代初,教师人数达到70人。

  生物学系大胆探索,进行教学改革。1955年,经教育部批准,生物系学制改为五年。1957年,教育部批准生物学系设植物及植物生理专业,使南开生物科学学科更加完善。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生物学系部分师生奔赴渔村、农场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现场教学和科研实践。1964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教育方针,中央提出了“大学可以有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精神。生物学系组织教师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合并课程内容,删繁就简,压缩学时,使学生有更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生物学系开始探索半工半读制,组织1—2年级师生在校农场实施半工半读;3—5年级师生赴河北省农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此项制度实施了两届学生。

  科学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生物学系坚持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结合。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生物系师生纷纷走出校门,努力结合生产实际开展科学研究。例如,植物生理学专门组师生奔赴郊县农场调查,研究水分条件和氮类营养对水稻产量和生理过程的影响。此项研究对合理用水和创造水稻高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北方水稻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再如,脊椎动物学专门组师生从50年代起就在河北省金溪河、白洋淀开展现场教学和生产实习,并在南大港等地从事“对虾人工孵化”、“鮻鱼淡水养殖及长途运输鱼苗”等课题研究,为我国水产养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生物系师生坚持实事求是,纠正了当时一些违反科学的做法。1958年,全国广泛开展“除四害”群众运动,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顾昌栋组织教研室全体教师解剖了上百只麻雀的肠胃,分析食物组成,证实了麻雀并非以食谷类为主,而是以捕食害虫为主,提出了麻雀不属害鸟的论断。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全国鸟类学家郑作新的重视,在做了类似的实验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郑先生将此实验结果反映到中央,从而纠正了消灭麻雀的错误举措。

锐意改革蓬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南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教学改革卓有成效,教学质量大为提高;新兴学科率先成立,学科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研究项目及科研成果有突破性增长;国际合作和校际交流开展得有声有色;仪器设备获得更新,教学环境大为改善;专业设置更为完善,招生规模成倍增长。总之,生物系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

  1978年,肖采瑜先生病逝。1979年,南开大学聘请中科院植物所的崔徵教授兼任生物系系主任,并主持工作。1984年,崔先生返回北京中科院,由张自立教授接任系主任的工作。1989年,张自立任学校教务长,生物系主任由尚克进教授担任,直到1993年生命科学学院成立。他们为生物系的迅猛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生物学系的国际合作、学术交流获得了很大发展。先后与美国Minnesota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Kansas大学,英国Edinburgh大学,加拿大McGill大学、Calgary大学,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多所名校开展了学术交流、学者互访等活动。邀请大批国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师生的视野。生物学系还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CIDA中国—加拿大生物技术合作项目等,为南开生命科学学科的发展提供的资金支持。

  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981—1990年,生物系先后有七个专业获准建立硕士点。1986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南开生物学系第一个博士点,即“昆虫学博士点”。1990年,遗传学又获准成立博士点。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生物学系植物生理专业为全国重点学科,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植物生理学方面的人才。

  科学研究工作获得蓬勃发展。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大大激发了南开生物学系师生的科研热情。1978—1993年,生物学系共进行了一百余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全系有科研基金项目30项,承担“六五”期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3项,“七五”攻关项目11项,国家科委攻关项目1项,列入国家教委项目30项,天津市科委项目30项,还有自选项目和协作项目。

  教学设施、仪器设备有了很大改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前,生物学系仅有十几台老式显微镜。到1990年,已有仪器设备2 942件,总值达617万元。1979年,生物学系建立了中心实验室,统一管理使用大型仪器设备,为开展现代化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技术设备上的保障。由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生物学系本科毕业生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人数逐年增长。1981年,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被录取为研究生,1983年这一比例达到50%,1985年达到70%。此后,生物学系的本科生被国内外大学和科研院所录取为研究生的比例,均保持在60%以上。

建立学院再创佳绩

  1993年6月,南开大学决定在原生物学系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对于南开生命科学学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机遇。十多年来,全院教师干部锐意进取、团结奋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学科建设跨上了新台阶,教学改革开创了新局面,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已成中流砥柱,一批青年教师正在茁壮成长,南开生命科学学科昂首迈入了全国先进的行列。

    学科建设是衡量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带动学院发展的龙头。生命科学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加强管理,突出特色,培育和形成了优势学科。在张自立、耿运琪、卜文俊、尹芝南几任院长的带领下,在生科院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生科院的学科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学院现设有微生物学系、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系、植物生物学和生态学系、动物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系、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昆虫学研究所、泰达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生物基础教学实验中心,形成了“五系二所二中心”的教学科研格局。

  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学科门类齐全,拥有微生物学和动物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植物学也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微生物学、动物学、作物遗传育种和细胞生物学为天津市重点学科。在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生科院积极扩展学科研究新领域,结构生物学、免疫学、发育生物学和模式动物研究等方面开始形成新的局面和优势。

  生科院建有“生物活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子微生物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市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天津市蛋白质科学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昆虫分类学特殊学科点”、“国家级示范性生物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微生物功能基因组与检测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设有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士等多层次的教学和学位授予权,在7个二级学科招收和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的“十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计划”,院领导班子结合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生命科学学院学科建设‘十五’规划”和“生命科学学院学科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与国内外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和巩固优势学科,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学科,办出自己的特色。生命科学学院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多个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现任学院院长尹芝南教授负责的“功能蛋白质科学创新引智基地”,于2007年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这一基地将围绕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以结构生物学为研究平台,就危害人类健康、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疾病相关的蛋白进行功能-结构的系统性研究,其中包括AIDS、SARS、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以及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为发现疾病的致病规律并寻求治疗方法提供理论基础,为药物开发奠定基础和根据。以建设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契机,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生物学家来访讲学,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从而提升生科院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00年以来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九七三”项目、国家“八六三”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项目共计360项,科研总经费达一亿九千万元。获得国家级与省部级奖励40多项。目前生科院有中科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6人、讲座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2人,形成了一支实力强、水平高、学科齐全、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新增“九七三”项目首席科学家4名,“八六三”首席科学家3名。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树立“高素质、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人才。

  学院现拥有“国家基础生物科学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两个本科人才培养平台,一个国家级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高水平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硬件支撑。

  教学成果取得可喜的成绩。2005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2004年获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微生物学);天津市精品课程1门(生物化学)。从2004年以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等出版教材共11部,2006年有7部教材被列入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规划教材立项,每年有多篇教学论文获天津市优秀论文奖。

  教学改革深入发展,本科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教育部教学改革“质量工程”的启动,给本科教学带来了很好的契机,也给学院发展本科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院积极组织教学改革项目的申报,获教育部“第一特色专业建设”(生物技术)项目、天津市“微生物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项目、天津市重点教学改革立项和天津市人才培养重点立项等多项教学研究项目。为积极开展全国性的本科教学交流和研讨活动,2004年组织了全国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论坛;2005年举办了全国分子微生物学骨干教师培训班;2007年承办了“第二届全国高校生命科学基础课程报告论坛”。这些交流活动,扩大了学院在全国的影响,促进了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研究生培养成果斐然。目前,学院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30名左右、博士生60名左右,其中包括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近三年共培养硕士生272名、博士生94名。依托学院优秀的导师队伍、先进的仪器设备条件和公共科研平台、宽松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不断拓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生在这里接受着严格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全面提高了综合素质。他们已成为学院科研工作的生力军,许多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如Nature、PNAS、J. Biol.Chem.、 J. Virology等。

  人才工作是生命科学学院的特色工作之一。生科院提出“科技兴院,人才立院”的口号,下大力气做好人才工作,切实抓好培养、引进、使用等环节,使师资队伍的结构和总体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彻底改变了一度存在的师资队伍断层、老化的状况。自2006年学校制定了人才强校战略后,生科院更是把人才引进的工作推向了高潮,由单一引进到团队引进,进一步加大了引进力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生科院的人才工作获得了天津市委的高度评价,并在《天津工作》上宣传推广。

  生科院建院之初人才匮乏,站在讲台上授课的大部分是白发苍苍的老教师,青年教师严重缺乏,师资队伍断层现象非常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院党委书记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制定出以情感人,以情暖人,以情吸引人的的工作方法,不断完善育才、用才、引才、留才的用人机制,紧紧抓住培养、吸引、使用三个环节,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完善教师队伍结构。学院现有专职教师88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6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人,新(跨)世纪人才11人,教授54人,副教授28人,77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中36人系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形成了一支实力强、水平高、学科齐全、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采得百花酿成蜜,辛苦背后自有甜。生科院真正尝到了人才队伍建设的“甜头”。人才兴则事业兴,由于拥有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从而带动了全院教学、科研的跨跃式发展,在短短几年内迈入了全国生命科学学科先进行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引进一个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就会带起一个学科,引进一支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就能使学科产生跨跃式发展,近几年生科院的迅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体现。

  近年来,学校加大了对生命科学学科发展的投入,大大改善了办公、教学、科研等硬件环境。学院现有四幢教学和实验大楼,建筑面积两万六千平方米。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良好的实验条件,后勤服务系统功能完善,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良好支持。2008年初,投入使用的生物站建有动物转基因平台、蛋白质基因平台、细胞分离及细胞成像平台、结构生物学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等,实验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大发展的世纪,这为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促进发展,这是历史赋予生科院的责任。九十载岁月铸就今日辉煌,百万里征程还须明朝奋进。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正朝着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学院的目标奋勇前进。回顾历史,倍感自豪;展望未来,更觉任重。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谱写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撰稿:王兰、冯小品、张鸿)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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