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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科:经世济民九十载

来源:  发稿时间: 2013-10-20 23:49


 

经世济民九十载——南开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

  “不畏艰辛、勇于筚路蓝缕、锐意开拓创新、协力共铸辉煌,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曾有人这样形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发展历程,的确,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南开大学经济学科走过了90个春秋。

  1931年中国第一所以“经济学”命名的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诞生了。这似乎注定她要永远倾力背负起富民强国的历史重任,不停地行进于异常艰辛的历程之中。正是这种责任和历程,铸就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敏锐果敢、不畏艰辛、坚韧不拔、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品格,开创出繁荣生机昂然的今天。

一、创立崛起独树一帜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了南开大学。初建的南开大学设有文、理、商三科,而没有系。二十年代开始设系后,经济学是文科八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是经济学教授肖蘧,最早到南开的第一位教授是李宝鎏。

  在经济系建系不久的1926年,发生了两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一件是3月12日,文科教授集会更选职员,赴美留学归来的黄子坚先生当选为主任,他就职后对文科各系进行一次较大调整,其主旨是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根据“已有之人才,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两系,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调整后的文科由初建时的8个系合并为5个系,经济系被列为文科重点系之一。

  另一件是南开大学聘请了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廉博士来南开任教。何廉来南开基于两种考虑,一是认为张伯苓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与其共事能够心情愉快,发挥所长;二是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

  何廉来南开后对经济学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1927年9月10日组建成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前身),并担任主任;动员留学博士回国来南开任教,他动员耶鲁大学同窗和密友方显廷来南开工作,方显廷来南开后担任社会经济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教授。他们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使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31年春天,张伯苓校长提议让何廉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的经济系工作,何廉表示接受这一聘任,同时提出三项建议:第一,经济系与社会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一起,采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的双重任务;第二,根据教学需要,按照精简课程门类、突出重点、充实内容的原则,重新改编经济学和商学方面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张伯苓和校董事会完全接受并批准了这个建议。  

    1931年5月初,在南开园恢弘的秀山堂,召开了经济学院董事会的成立大会。并宣告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董事会选举颜骏人为会长,吴达铨为副会长,范旭东、周贻春、张伯苓为常委,何廉为首任经济学院院长。

  经济学院成立时下设五个系: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有教授4人,教学及研究助理4人,调查员、计算员、书记5人,共13人。可以讲,南开大学是中国高校最早构建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机构。1931年5月5日《南开周刊》载有:“大学中设立经济学院,研究调查适宜于中国经济学说与事实,尚属创举,胡适之、任叔永、丁在君、周梅诸先生,均为此事由平来津与会”。

  经济学院建立后,一批优秀经济学家先后汇聚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组成了一个极具活力的学术群体。经过艰苦创业,很快就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独领风骚。

  这个时期具备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构建了教学科研一体化的模式。这个模式从1927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就开始了。学院建立后,使这种独具特色的模式更加制度化并有了组织保证。正如何廉所讲:“我深切感到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研究有机会持续不断地发展。”为此学院分配给每一位教员的工作为教学和从事研究相等的两个部分,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大学中是个创举。

  2.汇聚优秀人才扩大教师队伍。仅1936—1937学年,经济学院教师、管理人员就扩展到32名,包括10名教授、9名讲师、5名教员和8名研究助理员。其中由来自耶鲁大学的方显廷、张纯明,来自哈佛大学的丁佶、吴大业,来自伊利诺斯大学的李建生、陈序经;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李卓敏、林同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林维英;来自纽约大学的袁贤能;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叶谦吉等多位博士。学生培养也逐年扩大。注册生1931—1932年69人,1932—1933年139名,1936—1937年达到172名。

  3.倡导经济学“中国化”。学院以实现经济学“中国化”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同时,在教学中,注重社会调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以下方面的“中国化”最为显著:

  教育教材“中国化”——开始南开大学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模式,无论是实验设备、图书资料、教材等皆为美国风味,除国文外,一律英语授课。其弊端是“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则往往为抽象的主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历史与社会于不顾”。何廉提出要“土货化”、“知中国,服务中国”。并以身作则,首先从自己担任的课程开始。学院教师自编教材,30年代就有好几种教材被学校列为正式教本。其中有何廉、李锐的《财政学》,袁贤能、李卓敏的《经济学原理》,刘朗泉的《商事法》,杨学通的《银行会计》,陈筼谷的《统计实习》等。并把大量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写进教材中。不仅如此,学生也深入社会,到工厂、农村等进行社会调查,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还是从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上,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

  科学研究“中国化”——科学研究“中国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首先是主题明确,重点突出。比如,考察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早期南开经济研究的主题之一,他们对城市工业和乡村手工业做了大量的调查,以此对中国国情做出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的对策。由何廉、方显廷等完成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国之乡村工业》等一系列专题著作都说明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分析对当时的工商界和金融界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天津银行界和某些工商企业的赞助与支持。

  4.“南开指数”誉满海内外。南开编制的各种指数注重翔实的调查数据和科学的数量分析,因而更客观、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物价及市场变动和经济运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的整体地位和声望。

    南开经济学家们常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各样困难,去搜集和挖掘那些被常人看着是闲置无用的东西,经过认真整理使其发挥特有的作用。他们到当时政府部门收集中央政府各个时期有关支出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在中国支出的职能分配。到出版社书库翻查旧书,在废弃的旧书中发现“无价之宝”。他们向国内所有社会领域中的公、私机构写信,索要他们的刊物,到驻外使团联系索要关于对外分送以及依然有用的有关领事报告书。他们还向中国海关总署统计部、国家经济情报局、各大城市商会、银行协会等搜集原始资料,其收集资料范围之广、涉及单位之多,投入力量之大,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

  搜集、整理、分析,使其物价指数真实、详实、客观。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先生曾评论说:“提到统计,人们总会联想到南开大学所编制的物价指数。自1929年以来,全国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先后发行了三十多种统计期刊,大都三、两年即行停办,有的甚至出一两期即未能继续……非官方机构所刊行的统计期刊只有南开大学一种……尤以所编制的华北物价指数最有名。南开指数同时有六种指数汇编,常为学术界所引用,其中的物物交换指数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5.招收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为当时唯一之举。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生,这在旧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是唯一的一所招收经济学研究生的学校。第一届共10名研究生,他们成为我国自己培养、教育部承认的第一批经济学硕士学位的获得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南开经济学科就培养了逾千名本科生和11届60多名硕士研究生。这批研究生后来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联合国办事机构、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各经济部门、金融界和大型工商企业任职。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6.为中国经济学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作出卓越贡献。由于当时各大学使用的都是外国教材,不仅版本各异,而且在讲授中对一些术语和概念的解释和翻译也五花八门。何廉先生倡导在教学中保持用语统一,并每两周集中一次,组织教授讨论经济学术语的标准化,以保持教学和著作中用语的统一性。1934至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局组织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用语标准化的经济学工作委员会,即由何廉担任主席,在南开经济学院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经济学的标准化术语,编撰《经济学名词》一书,由教育部公布,供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使用。

二、历程艰辛奠实根基

  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取得的成就令人为之振奋,然而时局的变迁也使经济学院的建制及学科发展长期处于异常的曲折之中。经济学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前的三四十年代,国内政治动荡、战火纷飞,南开经济学科跌宕起伏。

  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专员来南开大学视察。7月23日学校接到该部“训令”:“经济学院应立即取消”,“原有经、商两院应斟酌裁并,呈部备核”。其理由是“大学组织法中无经济学院之名称”。无奈,学校9月16日行文呈报教育部:已遵令取消经济学院,原有关于教学之事物并入商学院,其研究工作归入经济研究所。1934年秋,经济学院被迫取消,与商学院合并。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7月12日日军开始向天津进攻,7月30日天津沦陷。30日凌晨,日军炮轰南开大学,清晨又派飞机轰炸,下午又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量,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南开大学毁于一旦。万不得已,学校师生徒步南下,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在湖南长沙联合组成一所临时大学,后又再度迁移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建立之初设有4个学院、17个系,经济学系划入法商学院,同时还有法律学专业、政治学系、商学系、社会学系。法商学院院长由陈序经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为陈岱孙,后为赵遒搏、徐毓楠。经济学系是联大的第一大系。

  1939年,法商学院共有学生471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57.86%,而经济学系就有学生232名。到1943年下学期,有学生240名。1945年联合大学快要结束时,经济学系共有教师18名。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因受战时环境和经费限制,不得不缩小规模,裁减人员,使研究工作受到极大损失。直到1939年联大恢复研究机构时,它才在重庆开始工作,并在昆明金碧路复兴村59号设立一个办事处。1941年全所共有27人,其中研究员和教员18人。从1942年至1945年又陆续增加了几名本所留下来的研究生。杨叔进、桑恒康、滕维藻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时南开经济学科教学科研一体化的体制被迫中断。

  经济研究所在重庆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七个方面:战时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各种指数编制;社会与文化问题研究;大学教材编写等。

  抗战期间,尽管环境恶劣,社会极端困难,经济学人除教书育人外,还出版和发表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方显廷的《中国经济研究》(上下册)、《战时中国经济研究》、《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版)、《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太平洋各国解决问题》等。单行本还有很多种,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几十篇。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天津, 1946年7月张伯苓校长向蒋介石呈送了《南开大学复原计划》,提出由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其中提出复员后的南开大学拟设文、理、工、法商、医学5个学院20多个系。法商学院未被批准,仍称为商学院。商学院下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工商管理系、货币银行系、会计统计系五个系。

  1947年8月,张伯苓呈报教育部,以现有经济学系、商业管理系、银行会计学系并组,改称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由陈序经担任,后改为鲍觉民担任。

  1948年1月27日南开大学行政会议第59次例会决定:“政治学系应改隶文学院,经济学部应改为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院的规模为全校最大,下属系科和学生人数为全校最多。1948年,南开大学有4个学院16个系2个研究所,共有各类学生1 225名,政经学院有学生597名,经济研究所研究生5名。

  经济系长期保持南开大学第一大系的地位,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师队伍为全校最强,“尤以教授之多、开课之广,颇为一般同学所向往”。每年增聘教授六、七位,为其他高校所罕见。他们或是驰名国内的学者,或为留学回来的博士。

  1947年1月26日经济研究所由重庆迁回天津,何廉仍任经济学系主任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此时教学科研一体化的体制重新恢复,系和所的教师仍是一身二任。1947年7月《南开周刊》复刊第50号,在介绍经济系的情况时写到:“经济系可说是本校最出色之系。憧憬南开的人,就自然想到南开的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多少年来学者辈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南开人的足迹,这无疑显示了本系的特色与成绩。本年在美所聘十五位教授中,除工学院外,大半是经济系的”。

  解放前夕,社会动荡加剧,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内战,学校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1948年,远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何廉,接到张伯苓的电报,返回南开,临危授命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然而仅一个多月就又离开,主要原因是国内情况全面急剧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师生得不到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他感到非常的苦恼,面对这种局面,他选择了离开。学校的工作暂由杨石先、黄钰生、陈序经、鲍觉民等人主持,学校一段时间内没有校长。为迎接天津解放,学校地下党组织争取和团结广大师生,展开护校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宣布解放,从此南开大学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历程。

   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南开经济学科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49—1958年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时期;第二个时期1958—1966年“左倾”干扰时期;第三个时期1966—1978年文化革命结束,学校教学秩序受到破坏后逐步恢复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上下呈现出全新的建设局面。国家开始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一批在海外求学的学者为了报答祖国和建设新中国,纷纷放弃优厚的收入,毅然回到祖国,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就迎来了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王赣愚博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的傅筑夫博士(从国内其他高校转入南开)、钱荣堃博士,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的陶继侃教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杨敬年博士,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的丁洪范教授(转入南开),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龙吟博士等十数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博士,他们为发展和创建南开经济学科、为新中国培养了数百经济类专门人才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6月,学校在政治经济学院内增设财政学系,政治经济学院改名为财经学院。财经学院下辖经济系、企业管理系、财政系、金融贸易系、会计统计系、经济研究所六个系所。院长由袁贤能担任,1950年3月后由王赣愚担任。1950年上半年在校学生947人,其中财经学院就有419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院系的建制基本上是沿袭解放前的管理模式。

  新中国的前十年,国家分别于1952年、1954年、1958年三次对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1952年的调整,主要是仿照苏联高校办学方式进行改造、调整。南开大学被确定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取消院级机构。天津市高校之间进行了学科归并划拨。南开大学校内也对一些系所做了整合。南开的工学院、津沽大学的工学院与北洋大学等合并组成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数学系、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津沽大学商学院中的国际贸易、企业管理、会计财政三系并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各系,从津沽大学来南开经济学科各系的教师15人,学生120人左右。经过调整,南开大学取消院级机构,经济类学科改为七系八专业即: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会计学系会计专业,统计学系统计专业,企业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贸易系内贸专业、外贸专业,财政系财政专业,金融系金融专业。经济研究所被撤销,研究生停招。此调整并未使南开经济学科的实力受到太大伤害,相反,由于津沽大学部分专业的并入,南开经济学科还增加了一些师资。

  1954年高等学校再次调整,这次调整,将南开的财政金融、贸易、企业管理、统计学、会计学六系撤销,只保留了政治经济学系,但将会计学、统计学并入该系,形成一系三专业,系名也重新改为经济系。

  1958年大跃进中,高等院校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调整。这次调整中把南开大学划归河北省管辖。河北省在天津成立了河北财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会计、统计两专业与天津商业学校合并创建河北财经学院。

  解放后十年的院系调整,使南开大学原来学科完整的财经学院,变成仅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经济系,系主任分别由季陶达、陶继侃担任。调整使得南开经济学科大大伤了元气。

  经济研究所在1958年重建,重建之始只有18个专职研究人员。正副所长分别由季陶达、陶继侃担任。经济研究所重建后马上承担了农村人民公社研究、天津解放十年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计件工资的调查研究等。经研所重建的作用在于重新聚集和保留了一部分教师和科研实力,在理论联系实际搞科研方面,多少维持了一些过去的传统。

  在1958-1966年这一段文革前的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由于受“左倾”思想路线的干扰,不按学校教学规律办事,频繁地搞运动,导致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高等教育乃至全国各方面建设遭受了严重而持久的打击。南开经济学科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自“文革”开始一度中断。 1971年,南开大学恢复招生工作,招收由各地选送的“工农兵学员”。经济学科只有政治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专业只设政治经济学,1975年增设世界经济专业。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南开大学受损严重,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得当时的经济学科伤痕累累。经济研究所 1971年再度被撤销并入经济系,1977年又从经济系正式分离单独建制。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时期,代表着在科技、教育领域中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科可谓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一些教师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但教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承担着大量的教学科研任务,图书馆、阅览室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印记,他们在刻苦地读书、研究、思考,积累着知识、积蓄着力量,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储备知识人才,奠定扎实的根基。

  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季陶达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与经济危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傅筑夫与谷书堂合著的《中国原始积累问题》,魏埙、谷书堂合编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魏埙主编的《美元霸权地位的破产》、《战后日本经济畸形发展》、《垄断、财团、大公司》,易梦虹的《西欧共同市场》,由陶继侃、熊性美、张士元、薛敬孝编著的《经济危机问题讲话》,滕维藻、陈荫枋、谷源田、殷汝祥合作出版的《世界发展中的多国公司》、《澳大利亚经济》、《跨国公司剖析》等;论文有傅筑夫撰写《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等;教材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后为《世界经济概论》)等;翻译出版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帕特曼报告》、《垄断资本》、《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物价与生产》、《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等。

三、抓住机遇繁荣学科

  1979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开始进入了全面复兴年代,中国的教育开始有了大的发展。

  百废待兴,国家迫切需要各类专业人才。时任校长滕维藻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重振南开经济学科的大好时机,他提出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着重提高、发挥优势、补充短线的办学方针,在党委书记张再旺的大力支持下,果断地做出了重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重大决策,经济学院的恢复重建工作也在多方的积极努力下筹备展开。

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

  1.经济学院重建,经济学科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从1981年起,学校从经济系、经研所、校机关抽调了谷书堂、钱荣堃、李万华、钱玉麟等组成了筹备小组,在学校人力、物力、财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为经济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南开大学恢复学院体制首开先例。

  1982年10月学校向教育部递交了关于申请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兴建经济学院教学大楼的报告。1983年1月24日教育部批复南开大学申请成立经济学院的报告,并批准谷书堂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钱荣堃任学院顾问、李万华任第一副院长。经南开大学党委批准,李万华兼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蔡孝箴、钱玉麟任经济学院副院长。

  建院前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的传统优势,将原有的经济系、经研所进行了整合, 1980年恢复了急需的管理系,1981年国家旅游总局帮助南开大学创办了旅游专业,1982年人民银行总行协助重建金融系,1983年增设价格专业,1984年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成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保险学专业,1985年建立了国际经济系、会计学系,1986年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国际经济研究所、批准增设国际金融专业,1987年成立台湾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会计学系。这一系列举措打破了在计划体制下专业设置方面存在的三十年一贯制,创造出建设应用学科的新经验,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教学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依靠社会各界捐助兴建学院楼群

  初建的经济学院各系分散在学校的几个地方,空间狭小,制约了快速扩张发展的经济学科和办学规模,而学校的资金又极为匮乏,在此情况下,学院领导和教师没有坐等而是积极走出校门,不辞辛苦奔波于教育部和企、事业单位之间,与校友和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谋求赞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学院从国家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特区办等单位共获得资助2 0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有了经费支持,建成面积达25 785平方米的学院楼群,添置了大量的设备和书籍。此外,还建成了可供100余名干部学习、生活的“经济学院培训中心”,以及旅游学系的第七教学楼(今外语学院教学楼)。

  3.学科建设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经济学院重建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有了快速的发展。 1988年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世界经济3个学科首次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此时已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在校学生达两千余人; 1993年设立了当时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唯一的博士后流动站——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这时,南开经济学院的整体规模、办学效益、学科基础及综合实力在全国同学科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院的学科发展和体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首先是1994年底,天津外贸学院整建制地并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分为二,建立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原属经济学院的两系一所即国际经济系(改为国际经济贸易系)、管理学系和国际经济研究所划入国际商学院。1996年,保险专业从金融学系独立出来,建立了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隶属经济学院。

  接着在1997年,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学校将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分开,国际经济贸易系和国际经济研究所重新回到经济学院,将管理系、旅游系、会计系等调到国际商学院。经济学院设有经济学系、金融学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4个系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台湾经济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6个所。经历了这两次大调整,经济学院的学科结构展现出新阵容。

  经济学院抓住机遇,通过不断优化、综合、交叉、延伸,带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在整体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1998年,经济学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经济学院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2000年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九五”期间经济学院的现代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被列入“211工程”建设项目。在此基础上,学院继续强化学科优势和特色,组织“振兴行动计划”项目建设。学院结合2001-2005年“十五”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对原有学科结构进行逐步调整,在巩固基础理论学科的同时,突出重点学科和研究方向;进一步加强优势学科的建设,大力发展应用学科,促进学科的交叉、互补,建立多学科联动的研究,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2002年,交通经济研究所整建制调往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同时成立了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2006、2007两年间,学院根据学科发展和教学需要,又分别成立了财政学系和数量经济研究所。至此经济学院已有5个系6个研究所,6个本科专业和16个硕士、博士点。

  2007年,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经济史、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六个二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学院发展蓬勃喜人。各类在校学生人数已达3 500名左右。本科生与硕士、博士研究生几乎达到1∶1的比例。

  如今的经济学院有专任教师183人,其中教授68人,副教授88人。仅2007、2008两年共出版专著81部,教材、译著等31部,发表学术论文991篇(其中在CSSCI、SSCI、SCI等刊物上发表442篇),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6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重点项目16项、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13项),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奖励4项。多年来共召开各类学术会议百余场。是名副其实的教学与研究容为一身的研究性大学和学院。

四、人才辈出硕果纷呈

  经济学院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并有一批成长起来的新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形成一支梯次比较整齐、知识结构较新、研究能力较强的教学科研队伍。除此之外,学院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形成一支经济学院专职教师、国内外兼职教师和定期授课的国内外兼课教师组成的三结合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实力在国内堪称一流。

  特别值得书上一笔的是,一些是南开大学的校友,在海内外做出了突出成就,还时刻想着为南开经济学科发展作贡献,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关心、对南开的热爱和学术大家的风范,给经济学院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也使经济学院开阔了眼界,他们是架起了南开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和连接的纽带。他们就是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他曾经被聘为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交通经济学家、前联合国总部高级经济专家、美籍华人桑恒康先生,他创建了交通经济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开创了南开交通和物流方面的研究领域;美籍华人、精算大师段开龄先生,创建了保险研究所并任所长,促成南开大学和北美精算学会在南开创设“精算学研究学程”,并使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最终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制度。还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沈中华教授以及胡春田、巫和茂教授长期担任学院的特聘教授,为学生授课。经济学院也两次荣幸地请到了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博士来校为师生讲学。他们的功绩永远镶嵌在经济学院的发展史册上。

  经济学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孕育和造就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学术专家,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学术成就和著作,至今还在学术长河中熠熠生辉。

  滕维藻教授曾任南开大学第四任校长,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研究领域成就卓著。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拓了南开大学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1964年受国务院委托组织研究大洋洲问题,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73年开始研究跨国公司问题。鉴于他在该领域的卓越成就,被联合国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高级顾问,参加了“跨国公司行动指南”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的起草,为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我国对外贸易形式应是“内向策略”和“外向策略”并存、有条件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兼用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以他为首撰写的《跨国公司剖析》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跨国公司问题的专著。

  钱荣堃教授1979年在南开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点,1983年又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博士点,1986年国家教委经过专家评审,把国际金融办成全国高校金融学中唯一的重点学科。其代表作《国际金融专题剖析》是他在国际金融领域数十年研究的结晶。他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时所设计的MBA,为MBA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的“MBA之父”。

  鲍觉民教授在西南联大期间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教授。改革开放初期,他所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填补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空白,为这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兴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傅筑夫教授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是经济史界的前辈,晚年用六年多的时间完成从周朝至两宋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填补了我国经济史领域的一项空白。

  王赣愚教授从事经济学说史和国际经济、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曾撰写《经济成长阶段论》、《资本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法初探》等。与季陶达合编的《政治经济学史》由于选材面广,分析深刻,是当时国内唯一的资料较为完备的教材。

  龙吟教授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论》在九十年代初提出了按照经济效益高低的原则分配启动资金,推动工业适度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建议把经济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角度上来,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季陶达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说史教学研究工作,其撰写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农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属于最早阐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授予他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

  陶继侃教授是最早从事世界经济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之一。其《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几个问题》、《现代西方财政与宏观经济调节》等论文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其组织编写的《世界经济概论》在高校中被广泛采用并经国家教委评定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其撰写《当代西方财政》一书被列为“大学世界经济丛书”之一。

  魏埙教授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方面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其重要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第二重含义”的发现和研究。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他牵头主编、14所高校教师参与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等,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教材奖和著作奖一等奖。他还是国内最早开展企业股份制研究的人。

  杨敬年教授学贯中西,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此书列为“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七五’编书计划”,在当时起到了“建立一门学科,填补一项空白”的作用。九十岁高龄时又翻译出版并多次再版了影响世界的十部巨著之一《国富论》。其矢志不移、壮心不已被人称之乐道。

  谷书堂教授是经济学院重建后的第一任院长。他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颇有建树。他主持并有13所院校教师参与的《政治经学(社会主义部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教材一等奖。其代表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在国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价值决定的关系问题等,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

  熊性美教授曾任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职务,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与危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东亚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生产率与政府政策》等,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作为中美福特基金的中方委员,他推荐了许多南开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出国深造。

  李竞能教授创建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任首任所长。经不懈努力,1984年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第二期项目。他主编了《人口学经济理论》、《现阶段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等。他擅于把人口研究与实用性科学性联系起来,批判和吸收西方人口学的合理成分,注重人口理论的创新,使理论研究和实政研究、对等研究等相结合,为我国的人口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蔡孝箴教授曾任经济系系主任,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把重点转移到城市经济学上,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耕耘者之一,撰写多篇论文论述,对城市经济学建立、发展做出贡献。其主编出版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学整体建设,立足中国,借鉴西方,理论上创新,特色鲜明,成为国内城市经济学科最有影响、最具权威性的基础教材。南开大学城市经济学科被批准为全国第一个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是南开大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奠基人。

  朱光华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他对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带有一定超前性的系列成果。专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论述了所有制改革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强调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与我国实际改革进程完全一致。《政府经济职能与体制改革》论述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倡导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寻求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结合点,对推进我国在体制转轨中正确发挥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的研究十分有益。

  薛敬孝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教学与理论研究,主要贡献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预测》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周期律”理论已应用到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开放战略和国内经济循环中,佐证了中央提出的开辟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战略。

  刘茂山教授曾任金融学系主任,后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主要从事保险经济学、保险发展学、国际保险学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为《国际保险学》、《我国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保险发展学》等。较早提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市场经济思想。

  逄锦聚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现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召集人,还是全国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经济波动与经济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

  佟家栋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主要著作有《贸易自由化、保护贸易与经济利益分析》、《宏观经济各国政策比较研究》、《国际经济学》等。多次获得国家级和教育部的奖励,其《国际经济学》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年荣获第三届国家教学名师。是国内有名的中青年经济学专家。

  此外,还有一批诸如丁洪范教授、易梦虹教授、郭士浩教授、刘佛丁教授、贾秀岩教授、陈钺教授、高峰教授、陈国庆教授、王继祖教授、殷汝祥教授、张仁德教授等等都在创建新学科、发表重要学术观点上做出了贡献。可以讲,经济学院经济学人集萃、博学笃行功丰绩著。

  学院教师立足国内外经济研究的前沿,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院承担大约369项国际和国家级重大项目、基金项目,150余项省部级研究项目,数百项横向应用研究项目,取得累累硕果,完成的标志性成果包括两个系列: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支持的原创性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成果;另一是对党和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应用性成果。

五、学生培养桃李芬芳

  在人才培养中,经济学院历来把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修养和坚实理论业务素质的人才作为办学质量的出发点和归宿。学院根据21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和自身的实际,在注重政治思想素质教育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1998年经济学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在基地班的培养模式上,主要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主,向经济类其他相关学科提供硕士研究生生源。2001年南开大学在经济学院设立了“经济管理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试点班”,旨在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扎实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基础知识和较强综合应用能力的,主要从事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法律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为此学院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一是注重精品课的建设,已经建成国家级精品课5门,它们是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天津市精品课 3门,南开大学精品课 11门。佟家栋教授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逄锦聚教授、周立群教授被聘为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二是学院面向国际化办学, 1983年,经济学院与加拿大约克、麦克玛斯特、拉瓦尔三所大学合作举办的经济管理师资培训班,该项目由加方投入约260万加元,这一项目持续了十多年,南开共派出二十多人到加拿大高校学习。在中国的管理教育史上其内容最为丰富、时间最长、受益人数最多、成绩最为显著,被称为“南开-约克”模式。此后学院又与英国的格林威治大学举办了两届房地产经济硕士班。相互各派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目前学院也与多个国家的学校建立了联合培养学生的计划。三是学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学习与科研联系起来,在近期两次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赛事上,学院学生的项目分别获得金奖和特等奖。学院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建立多个学生社团和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和品位较高的文艺体育活动。四是在保证基础课程的同时,扩大和加强了应用经济学科课程、现代方法论课程和工具课程,同时减少了必修课,扩大了选修课,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五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既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注重有分析地介绍外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开设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课程。六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学生的社会调查环节。从1983年开始,学院每年组织三年级学生深入工厂、矿山、经济特区、经济管理部门、商业企业等进行实地调研,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1985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对此专门作了长篇报导。

  除此之外,学院利用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积极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干部做培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国务院特区办委托,与加拿大联合举办了26期中加联合培养的中国对外开放领导干部培训班,为沿海城市和特区培养了数百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昔日殷殷学子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使南开为之鼓舞、为之骄傲。

六、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多年来经济学院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自主、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中央领导来南开视察时,几乎都会莅临经济学院,给予亲切关怀与肯定,并给作具体指导。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偕邓颖超来母校视察,来到经济研究所,与科研人员座谈,了解研究课题。当大家说正在研究人民公社问题时,周总理指示:人民公社是新事物,你们要多下去做调查研究,更多地搜集资料,不要忙于下结论。周总理还关心在国外的南开校友,问到何廉、方显庭、吴大业等原经济研究所一些学者在国外的情况,鼓励在国外的学者回国“我们欢迎”。周总理还对解放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给予肯定,指出研究所的许多研究成果和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利用的,过去在解放区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还要看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的物价指数!他勉励科研人员要继续把经研所办好,不仅要研究国内经济问题,还要加强对世界经济问题,例如对英、美、加拿大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同时指示要重视经济统计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对经济研究所的教职工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总理亲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指导工作,在教职工的盛请下,朱总理被学校聘为特邀教授,为南开学生讲学和指导博士生。朱总理虽然日理万机,还是抽出宝贵时间为博士生授课,指导博士生的学习和论文,并十分关心经济学院的发展与建设,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

  作为南开系列学校毕业的温家宝总理,不仅爱南开,还亲自到南开视察和指导工作,2007年他到南开大学泰达学院视察,深入到课堂,坐在教室倾听讲课,并与教师、学生亲切交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与全国妇联副主席郝建秀,专程到南开大学人口发展研究所参加研讨会,并对南开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示非常的满意,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多次到南开大学对虚拟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直接的指导,并参加该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作为学者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联系国内外实际,特别是我国在虚拟资本研究领域中的前沿理论问题。

  天津市原市长戴相龙更加关注南开大学特别是经济学院的发展,他多次来南开参加经济学院的学术会议,亲自作专题演讲,支持并每次必参加由学院发起的全市大学生季谈会,带着天津市发展的思路、规划和问题,与大学生共同探讨,极大地引发了大学生参与天津市以及滨海新区建设的积极性,他们的建言也格外受到戴市长的重视。

  领导的关注和指导都极大地振奋了教师学生,他们投以更大的热情,积极参与教学、科研,为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国家发展建设,为教育的振兴不懈地努力奋斗。经济学院楼群多年来经济学院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又支持学校的发展战略,使经济学科得到扩大和延伸:APEC研究中心成立了APEC研究院;建立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在深圳成立了金融工程研究院;最近又新建了金融发展研究院和滨海开发研究院。

  学院利用经济学科的综合优势和人才优势,服务天津、服务环渤海、服务全国,积极承担滨海新区及环渤海区域发展的应用性研究课题、发展规划和咨询项目,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研究,努力使之成为市委、市政府,乃至国家区域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回顾历史,经济学科走过了90年的历程,经济学院也历经了78年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走过之处留下的是不畏困难、拼搏奋斗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勇争一流的进取精神和求真务实、善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展望未来,经济学院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与考验。新一代南开经济学人将坚定信念,继续开拓进取,勇往直前。正如现任院长马君潞教授所说:“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谙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善于应用科学理论和方法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实际的人才。注重完善人格的塑造和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我们人才培养之宗旨;弘扬严谨治学、务实求真、锐意创新的学术风范,是我们科学研究之品格。进入新世纪的经济学院将以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的重点学科为依托,发挥学科综合优势,通过优化、综合、交叉、延伸,进一步提高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在高水平、国际化上再取得新进展。

  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前主席林德贝克教授在南开回答学生关于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他们尚未知晓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上的较大影响,但相信将来中国人会获此殊荣并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这句话既指出我国尚缺乏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提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肩负的新的历史重任。我们将继续不畏艰辛地朝着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经济科学研究创新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基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库的方向努力开拓,再铸辉煌!

 

(撰稿:张秀珍、杨国新、胡昭玲、丁宏)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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