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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科:同行三十年老树绿枝鲜

来源:  发稿时间: 2013-10-20 23:49


同行三十年老树绿枝鲜——社会学学科在南开的成长和发展

  历史总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日子而被记忆。正当中国社会学隆重纪念恢复重建30年之际,南开也迎来了她的90华诞。这三十年,南开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也在南开的校园内扎下根来并且开花结果,成为南开这棵枝繁叶茂的老树上发出的一枝新绿。

风云际会开班创系

  南开大学自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寻找强国富民之路的各门社会科学,文、理、商三科一直是南开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科学的恢复重建,更给南开社会科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南开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学专业的胆识和勇气,已经成为一段代代相传的学术佳话。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其目标是在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织结构,解释人群间的互动模式,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公正而有秩序的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自西方传入中国,成为一代先贤解救民族危机、寻求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内忧外患接连不断,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却如星火燎原,无论是主张改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找到了符合现实需要的发展空间,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的创立时期,也是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初现规模的成长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由于具有鲜明的应用性而继续得到鼓励和发展,可惜时间不长。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中,社会学与政治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一起被取消。虽然1957年前后,社会学界为恢复社会学学科曾做过一次集体努力,但并没有成功。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补课论”之后,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进程才真正开启。然而,正如当时肩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使命的费孝通认识到的,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招之即来。20多年的中断使得人才严重断层,所以重建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便是人才培养。1980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同学杨庆堃,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南开大学的杨心恒参加了这期讲习班,并在其中担任学习组长。紧接着,费孝通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乍暖还寒,许多学校和学者仍心有余悸。在遭遇了一些挫折后,他把目光投向了毗邻北京的南开大学。

  1980年8月10日,费孝通应邀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在行政楼会议室与滕维藻、郑天挺、王赣愚、吴廷缪等老朋友见面,在场的还有李国骥、苏驼、赵文芳、杨心恒等。刚落座,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来一是看看老朋友,二是宣传社会学……”费孝通在谈了恢复重建社会学的意义后,提议南开创办一个社会学专业班,从重点大学三年级的优秀生中挑选一批学员,培养师资,然后建社会学系。滕维藻校长当即表示支持,让哲学系起草相关申请,报请教育部批准。1980年教育部以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重点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最后,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分校、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湘潭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18所重点高校中选拔了43名学员,其他一些院校(河北大学、江苏公安学校等)、研究机构(哈尔滨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及天津市委也派人参加这个班听课并与学员一起学习。

  专业班于 1981 年 2 月 26 日正式开学,费孝通、季啸风、张再旺、滕维藻、沈其鹏出席了开学典礼。专业班的国内师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潘乃谷的帮助下,聘请了林天华、吴泽霖、李有义、张之毅、全慰天、袁方等;国外师资则由费孝通、王康出面聘请著名社会学家担任,如彼得·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社会学理论,林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讲社会学方法,李哲夫(美国天主教大学)讲社会统计,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讲人的现代化,彼得·伯格(美国波士顿大学)讲组织社会学等。可以说,当时的社会学专业班云集了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专业班的学习非常紧张,教师们教得认真,同学们学得勤奋。通常上午下午各有一名老师讲授(主要是用英文),晚上大家整理笔记、复习一直到11点图书馆关门。有些课程没有教材,每堂课就会有两位同学详细的作笔记,课后整理印刷成讲义,成为后来教材的雏形。当时的南开大学所有院系共用一台老式胶印印刷机,条件的困难可想而知。至今,当年的胶印讲义还保存在社会学系的资料室中。专业班的学员一边如饥似渴地吸收社会学知识,一边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如宋林飞搞的苏南剩余劳动力调查;宋丁等人做的天津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后来均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这个专业班后来被誉为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43个人里边走出了30多位社会学教授,10位社会学系主任,以及边燕杰、周雪光、宗力等在国外做出成就的华裔社会学者。

  专业班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费孝通又提出南开在专业班基础上办研究生班的设想,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南开则起草了开办研究生班的申请报告和研究生教学计划,递交教育部。由于研究生班没有先例,南开当时也缺乏师资,举办研究生班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落实教育部最担心的任课老师问题,南开在潘乃谷等人的帮助下动员、邀请到了包括费孝通、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张乐群、张子毅、袁方、王康、全尉天等老社会学家在内的导师团队加盟这一计划,又通过这些老社会学家请来了许多海外社会学家来授课,如富永健一(日本)、波波维奇(南斯拉夫)、曼德尔夫人(宾西法尼亚大学)、罗根(纽约州立大学)、雅各布斯、蔡文辉、陈元晖等等。招生考试于1981年12月下旬举行,共录取研究生14名。1982年初,第一届研究生班开学。1982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成立。这是1953年以来大陆重点高校中第一个社会学系,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对南开寄予的期望,也是南开人敢于解放思想、富有远见卓识的创举。

  此后,南开又于1985、1986、1987、1988年连续开办四届研究生班,每届招收研究生40人左右。实践证明,开办研究生班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培养专业队伍的十分有效的方法,南开也因此成为后来一段时间得到普遍采用的研究生班制度的最早实践者。南开社会学前后五届(特别是前两届)研究生班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学者和高校社会学系主任,如宋林飞、王思斌、孙立平、范伟达、张友琴、蔡和、林克雷、宣兆凯、白红光、张静、李友梅、黄平、折晓叶、周晓虹、刘祖云、胡荣、冯钢、王小章、关信平、汪新建等。这些南开毕业生就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全国各地,南开社会学的血脉融入了中国社会学日渐强健的体格之中。

博采众长形成特色

  南开社会学第一阶段的辉煌创始是特殊背景条件下的风云际会,调集了全国的力量,借用了国外同行的帮助。这虽然为南开社会学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毕竟是不可持续的。南开社会学系成立时,全班人马不足10人,成熟的专业教师更少。因此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南开社会学系面临的任务首先是壮大师资,迎接面临的系统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其次是根据学科建设需要和个人兴趣,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师资方面,南开社会学在系主任苏驼主持下,一方面从相关系科延聘成熟师资,另一方面在社会学专业班、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中择优选任。其中成熟师资主要有来自哲学系的苏驼、杨心恒、孔令智、张向东、刘珺珺等老师,来自外语系的曹中德、韩进水、曹静、张大本等老师。先后有4批年轻师资比较集中地进入社会学系:参加社会学专业班82届毕业生宗力、王玲、张乐宁、郭大水、薛荣昌、唐忠新,82届相关专业硕士毕业生孙非、王处辉、侯钧生,84届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边燕杰、边馥芹、白红光、彭华民,以及86届社会学硕士毕业生关信平、汪新建、钟元俊、李文、欧阳马田、黄平,再加上1986年前后来南开的吴忠和乐国安两位博士毕业生等。这些年轻师资流动性比较强,有一部分先后调离或出国,最后稳定下来的有10—15人。从1986年起,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还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合作举办社会学高级人才培养班,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了师资互换交流计划,既开创了国内外联合办学的先河,也为培训本系年轻教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南开社会学的师资阵营在1980年代末基本成型。

  学科建设方面,南开社会学系最初在课程设置上基本上是按照费孝通等人提出的主干课体系,加上若干有特色的分支社会学课程安排的。其中的主干课主要为社会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社区研究等,文化人类学后来也补充进来。分支社会学的开设一般先作为选修课,成熟之后再作为专业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其中,杨心恒最早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由费孝通主持的全国第一本通用教材《社会学概论》(试讲本)(1984)的研究和编写工作;1986年与宗力合作编著《社会学概论》,1997年主编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编写的《社会学概论》,2006年再与彭华民共同主编新版《社会学概论》,不仅满足了本系教学需要,也在全国社会学概论课程建设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南开师生还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范伟达等译,1987),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的《社会学理论》(南开社会学系译,1988),美国社会学家波洛玛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1989),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1990),《二十世纪社会思潮》(张向东等译,1991)等,在当时国内学界对国外社会学了解不多的情况下,都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

  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十分注重社会调查研究,学习和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学专业的基本功。在南开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社会学会设立了社会学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苏驼担任首任理事长,秘书处就设在南开大学。苏驼倡导和引领南开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调查研究项目,他主编的《社会调查基础知识》(1987)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89),成为年轻学子进入社会调查研究的规范指导书。与此同时,在孔令智的带领下,南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教研室,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讲师培训班。孔令智编写的《普通心理学》(1982)、《社会心理学新编》(1987)、《社会心理学概论》(1988)等,也是当时全国第一批社会学专业教材,为南开社会心理学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1990年全国社会心理学学会在南开召开,孔令智被推选为副会长,是南开社会心理学得到学界承认的标志。刘珺珺则将她在科技哲学领域已经形成的学术成就与社会学学术传统紧密结合起来,在国内高校社会学系首创科学社会学方向。1988年,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南开举行,使南开的科学社会学声名鹊起,成为国内重镇。刘珺珺专著的《科学社会学》(1990)不仅是社会学的标准读物,而且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十年左右的自主发展,南开社会学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教研传统。年轻一代南开社会学者茁壮成长,王处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侯钧生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乐国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吴忠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唐忠新的社区研究、关信平的社会行为研究、彭华民的消费社会学研究、汪新建的小群体研究、白红光的社会统计和郭大水社会调查方法等,在全国逐步产生较大影响,成为南开社会学年轻一代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南开社会学在这个阶段的自我发展是极其成功的,保持了初创时期的优势,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这一阶段南开培养的学生,许多也已成为目前国内社会学教学科研机构的骨干。1990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之后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后虽因故撤销,但确实表明了南开社会学当时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南开社会学第二阶段的快速发展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中期前后,苏驼、孔令智、曹中德、杨心恒、张向东等老一代社会学家相继退休,开始进入新老交替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热潮和法制化进程迅速推进的时期,社会学学科的显学地位有所下降。侯钧生接任系主任后,主张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加强基础研究,体现小而精的特色。在继承和发扬已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社会学系集中打造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和历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科学社会学与科技人类学等几个的学术团队,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于1997年重新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领域,南开一直注重社会学基础理论、当代社会学前沿理论,以及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研究特色。侯钧生作为学术带头人先后出版《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1988)、《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995)等著作,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理解社会学,当代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等均有深入研究。他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01,2006年修订再版),是全国十几所高校社会学系本科教材。

  在中国社会思想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南开发挥历史学与社会学两方面的学科优势,在本土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方面逐步成为全国社会学界公认的重镇。王处辉作为学术带头人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1989)、《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1996)、《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变迁》(2001)等专著,并担任“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他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2002)成为国内许多社会学系的首选教材,主编的《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2004)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领域,南开早在1984年就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为期一年的全国首届社会心理学师资培训班,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学学科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发祥地。1990年代以后,乐国安逐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学术带头人,相继出版《社会认知心理学》(1986)、《管理心理学》(1990)、《当代中国人心理》(1991)、《现代应用社会心理学》(1995)、《从行为研究到社会改造: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1999)、《社会改革与社会心理》(2000)、《当代美国认识心理学》(2001)、《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2002)等著作,并先后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他主编的《社会心理学》1990年出版以来,经过两次修订,作为高校本科教材被普遍采用;1997年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被多所高校选为研究生教材。

  在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领域,南开1997年建立社会工作专业,是全国最早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高校之一,并且率先招收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关信平作为学术带头人先后出版《多元化的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1988)、《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1999)等,并担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他主编的《社会政策概论》(2004)是国家“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彭华民在社会问题研究领域也取得显著成果,先后出版《我国当前社会问题透视及治理方案》(1991)、《转型期中的社会不平等》(1999)等。

  在科学社会学和科技人类学领域,南开除继续保持科学社会学教学和科研在全国的声望之外,在科技人类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方面更有新的开拓。1998年,刘珺珺发表《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与科技人类学》,次年又发表《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研究,并在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领域引起巨大反响。赵万里将社会学的微观理论传统与科学社会学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在出版《特殊群体:科学家及其工作方式》(1998)以及《现代“炼金术”的诞生:卡文迪什学派》(2002)的同时,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进行深入研究。他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2002),是国内第一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专著,影响和带动了我国科学社会学研究进入新的繁荣发展阶段。

  此外,南开社会学系在人口与性别研究领域也逐步形成优势,在人口学基础理论、人口政策、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特殊人口研究,特别是女性人口与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并于2002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从1990年代初期起,在谭林的主持下,南开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在推动女性与妇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妇女与性别问题研究基地。

  到本世纪初,南开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势头,教师队伍虽有流动但始终充满活力。在2004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南开社会学名列第四(前三名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在2005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薪火传承继往开来

  2004年,由社会学与政治学两大学科组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社会学从此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社会学、政治学规模较小的现状,学院成立后采取了积极的扩张型发展战略,社会学、政治学都加大了师资人才引进的力度。与此同时,学院将社会学、政治学两大学科各自一分为三,分化出了六个学系。其中,社会学学科分化出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系、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分别由白红光、乐国安、关信平担任系主任。

  在新的组织模式下,社会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均得到了加强。除了通过三个系的建制扩张学科外延、扩大招生规模之外,还通过妇女与性别研究基地、心理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心、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南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电话调查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巩固和创新南开社会学的学术优势。社会学学科的三个学系以及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既各自独立发展,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是,新的组织模式将行政及教学管理集中到学院,使得各系以及教师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教学、科研上来,有效提高了学科建设的水平。

  近年来,南开社会学学科在补充了社会人类学和民俗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已形成包括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二级学科在内的一级学科阵容,有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保障、应用心理学5个硕士点,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3个博士点。师资力量逐步扩展到近40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3人;有4人担任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2人为常务理事;有2人分别担任全国性一级学会会长和副会长,2人担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成员;另有3人担任全国二级学会副会长/副理事长;1人担任省级学会的会长,3人为副会长。目前,南开社会学与30余所国(境)外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有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伯明翰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南开近年来还举办了包括“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理论与方法研讨会”(2003)、“社会政策国际论坛”(2005)、“和谐社会与人类安全理论研讨会”(2006)等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建立了社会政策联合研究中心(2008)。多年来的持续发展已使南开社会学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学高级人才培养基地,每年培养近200名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并指导博士后研究者和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的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同时,南开也是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基地,承担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项目,发表有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9月15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并于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又一个快速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也是南开社会学目前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动力。此外,天津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及环渤海城市圈的崛起,为南开社会学走上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创新之路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回顾中国社会学和南开社会学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1980年代初,全国只有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分校(现在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设立了社会学系,南开社会学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到1990年代初,全国已经有了15个社会学系,南开在国内社会学界继续名列前茅。199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高校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南开仍然以鲜明的特色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现在,全国高校的社会学专业、社会学系有70多个,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系有186个;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约4万人,专任教师约4 000人;全国社科院系统和党政部门的社会学研究所有50多个,专业研究人员近千人。在新的形势下,南开社会学能否继往开来?既有的优势如何保持,新的领域如何开拓?这或许是南开社会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南开第二代社会学学人目前仍然活跃在社会学的各个专业领域,第三代社会学人已经羽翼丰满,第四代也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身上凝聚着南开社会学的未来和希望。在不久前公布的2007—2009年学科评估高校排名结果中,南开社会学名列全国第三(前两名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继续保持着由老一代南开人开创的学术地位。正所谓“华章续谱,薪火传承”,在母校90华诞之际,南开社会学无疑正处于新一轮辉煌跃进的起跑线上。

 

(撰稿:南社文)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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