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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 风雨九十载艰辛铸辉煌

来源:  发稿时间: 2013-10-20 23:49


 

          风雨九十载艰辛铸辉煌——南开历史学科的道路

一、南开成立初期的历史学教育

    作为中国北方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只设文、理、商三科。文科哲学及社会科学组有历史学门,第一年未聘历史教师。1920年政治历史教授余文灿到校,为历史班同学开课(1923年暑假余氏离校后,美籍教师胡理(Houley)来校教历史学与政治学)。下半年聘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每周一、三、五下午半天课程。此课不仅历史班学生听讲,也是文、理、商三科必修课,听讲的人很多,连其他学校的教员也慕名而来,每次多达数百人。学校专门为该课延长时间,增加了“积点”(学分)。梁启超“每次连讲两小时之多,毫无倦容”。为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他还每两周加讲一次“怎样做学问”,向学生传授治学方法,亲自拟定考试题,仔细批改学生的考卷。1921年11月25日,《改造》杂志将梁氏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从第4卷第3号起陆续刊布,次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梁启超和胡理任教时间都不长。胡理离去后,一度由谢湘秋教授“西洋近世史”。

    1923年,南开大学把专修的学门改称为系,这些系多因教授而设,多为“一人系”,即一位教授支撑一个系。文科设有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心理、政治、经济和人类学等系。1923年,是历史学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机。这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到南开,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不久又兼文科主任。在他主持下,历史学系逐渐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大部分课程讲授一学年,每周3学时。同时,学校通过了历史学系图书预算经费,支持历史学系的发展。

    这一时期,南开文科各系有一批著名教授,如凌冰、范文澜、徐谟、汤用彤、李济、何廉、肖蘧、肖公权、黄钰生等,他们开设的课程都为历史系学生提供了选修机会。蒋廷黻知识渊博,长于演说,讲课很受欢迎。他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不仅把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带到南开,而且吸收欧美最新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历史学系关于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在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的基础上,蒋廷黻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南开大学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他还组织工厂调查团,亲率学生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的生活、教育、家庭、工资、劳动时间和卫生状况、娱乐游戏、年龄及工人死亡率等,对调查结果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写出调查报告。蒋廷黻还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学术活动,他曾发动学生翻译美国著名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并为这部译著写序推荐出版。在历史系,蒋廷黻率先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最早开始对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搜集研究工作,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及研究工作的先驱者。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刘崇鋐来校任历史教授,开设西洋近代史等课程。在此之前,历史学科毕业生只有陈同燮一人。

  私立南开大学早期系科变动性很大。1926年,留美归来的黄钰生教授当选文科主任后,主张南开文科的发展要量力而行,可以“暂分五系(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教授少,力量分散;学生少,各系所开设课程只顾一系。五系之间毫无贯串,每系学生只得一系狭义之学问,裂成片断,使学生如坐狭井。”为此决定“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两系”,以历史、哲学、教育心理三系为副系。在课程安排上,文科所授各课衔接贯通,学生可依兴趣和就业打算在政治历史、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应用政治、经济、财政学和文学等七个方面任选主修方向,学校为此编制7种课程表。这一改革削弱了历史学系,但从历史学课程建设上又有所加强,特别是“政治历史”方向的课程设置,绝大部分属于“史”的领域,如必修课程除撰写论文一项外,中国历史与史家、日本通史、美国通史、民族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欧洲近代外交史、欧洲政治哲学史、清史、英国通史、中国外交史、教育史等10门课程,都是史学门类的课程。1929年12月,历史学系撤销。

  1927年和1929年,刘崇鋐、蒋廷黻先后赴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获美国伊里诺大学硕士学位的蔡维藩到校任历史学教授,讲授西洋通史、美国史和战后欧洲三门课程,谷霁光讲授中国通史。1929年,依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30年代初,文学院院长调换频仍,翟毅夫任院长后改变了黄钰生主办文科的构想,在文学院设置政治史系、国际事务系、政治哲学系、应用政治系、经济学系、财政学系和文学哲学系,计划重设历史学系,初步规划了历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包括欧洲中古史、英美史、中国社会制度、中国外交史、亚洲史、中国史学史(上学期)、历史研究法(下学期)等,中国史课程大有加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减弱。这一史学思想,在抗战前南开历史学教学中有所反映。惜翟毅夫很快离校,设想搁浅。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紧张,校长张伯苓决定在成都为南开大学寻觅适当校址,原拟1937年成立历史学系的计划被迫放弃。

二、西南联大时期的历史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29、30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师生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大时,北大历史系与清华历史系、社会学系合并成立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独立设置),南开的历史教师加盟其中。1938年5—7月,南开历史学系主任由皮名举担任。西南联大时期,主持系务的教授会主席最初由刘崇鋐担任,后由雷海宗担任。1938年第二学期改称系主任,仍由雷海宗或刘崇鋐担纲。历史学系荟萃了三校著名的历史学家,计有雷海宗、刘崇鋐、蔡维藩、姚从吾、毛准、郑天挺、噶邦福(俄国人)、向达、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陈寅恪、钱穆、吴晗等人,阵容强大,不少教授年龄在40岁以下,其中吴晗只有30多岁。系主任雷海宗也未到不惑之年。教员有杨志玖、何炳棣、王永兴、宋泽生、何鹏毓,助教有杨翼骧、邵景洛、鲁光枢、何佶、李其泰、李忻、游任达、赵玉良等。教师多由三校历史系分别聘任,少数教师以联大名义聘任(如吴晗)。南开历史系的教师有皮名举、蔡维藩、杨志玖等,皮名举1942年赴湖南大学任教。蔡维藩曾一度代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杨志玖1941年7月由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硕士毕业后,从1941年11月至1944年2月受聘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员。

  联大历史学系每年招收新生二三十人,全系学生约有150多人。1938—1946年共毕业209 人。学生学籍分属北大、清华、南开和联大,以联大学籍者最多。

  历史系学生前两年学习文学院规定的共同必修课,其中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为本系专业基础课,另须学习的专业必修课有: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断代史要选习中国史2门、西洋史1—2门、国别史和专门史各1门。四年如获132学分,体育和毕业论文及格,即可毕业。由于历史系师资力量强,必修课程往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授分别讲授。选修课分为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史籍名著选读、专史研究及其他,共6类64门,学生选课范围较宽。教师学识渊博,学派渊源不同,治学传统各异,学术观点纷然杂陈,讲授方法各有千秋,课程极具吸引力。学生在自由选课中领略到不同的治学门径,开拓了知识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并且培养了善于思考、切磋辨析的学习风气。联大历史系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与此不无关系。

  联大历史系学生毕业后多数在国内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如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丁则良、汪篯、王永兴、李挺、陈庆华、阎文儒、许寿谔、漆侠、罗荣渠、丁名楠、万绳楠、牟安世、孙思白、田余庆、李希泌、余绳武、丁则民等,均是后来历史学界的名流。南开历史学系也在与北大、清华历史学系的融合与交流中,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底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春,校长张伯苓预见抗战胜利为期不远,即着手复校准备工作。他在重庆连续召开会议,规划战后南开大学的发展问题。当时明确战后学校设四院,文学院设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教育系。张伯苓指示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兼历史系主任,筹划历史系复员建设发展事宜。

三、南开复校后历史系的重建

  1946年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迁。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在天津八里台原校址复校。

  复校之初历史系的首要问题是缺少师资。此时,蔡维藩教授被昆明师范学院(原西南联大师院)借聘一年,不能北归。杨志玖也于1944年3月借调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学校召回杨志玖后,聘其为历史系专任讲师。同时,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黎国彬、赖才澄等青年老师加入历史系。黎国彬1942年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后,即加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参加边疆地区调查研究工作,完成了《峨、新、元三县的糖业》、《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和《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等报告。复校后,张志远、戴蕃豫、蒋相泽、程绥楚、周明信、周培智等相继来校。杨生茂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47年9月来南开执教。王玉哲于1948年暑假来南开历史系任教。此前,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3年8月任教华中大学副教授兼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工作,1947 年8月至1948年7月任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因王玉哲父亲病住天津,他从南方回来照料,8月应聘南开,按学校规定暂改任副教授。这样,历史学系初步组建了师资群体。

  南开大学复校后的学生由四部分组成,即少量联大复员生,1946年8月招收的新生,重庆南开中学和自贡蜀光中学的保送生及北平临时大学、青岛临时大学分发来校的学生。当时文学院学生103人,其中历史系16人,仅有一、二年级学生。到1948年4个年级共26人。

  复校初期,历史系共开出10门课程,1948年开出20多门课程。除文学院共同必修课外,一年级学生还有专业必修课中国通史,二年级有西洋通史、中国近世史、中国地理总论、殷周史、宋辽金元史等,三四年级有世界地理、西洋近古史、中国史学史、东北民族兴亡史、中国沿革地理、西洋中古史,选修课有英国史、西南边疆地理、人类学、中西交通史、俄国史、中国外交史、史学方法、史学名著等。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教师们始终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王玉哲累计完成《狁考》(未刊行,约10万字)、《鬼方考》、《晋文公重耳考》、《宋代著录金文编》(未刊行,约20万字)、《先秦民族史》(未刊行,约20万字)、《春秋霸主事迹考》(未刊行,约8万字)、《晋惠公未逾年改元考》、《评孙海波国语真伪考》、《论中国先史文化及其来源》、《秦部族来源地望及其迁徙考》(未刊行,约1万字)。杨志玖完成《阿保机即位考辨》、《葡萄语源试探》、《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元代回回考》(未刊行, 5万字)、《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行,5万字)、《清代疆域沿革史》(未刊行,8 万字)。杨生茂在《益世报》的“国际周刊”连续发表《原子弹与国际政治》的文章,反响极好。

  历史系虽小但气氛融洽,教师授课认真,学生刻苦努力。1947年6月,历史系学生蔡美彪(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史学家)为南开大学获国际奖学金三名学生之一。

四、院系调整后南开史学的崛起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历史系迎来了新时代。3月14日,新学期开始,首先着手教学改革,明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治史方法,制定了新的课程及学制改革方案。《天津日报》以“南大历史系的新动向”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

  师资群体的构建,是这一时期历史学系发展的重点所在。在1949年6月10日的历史系师生大会上,经冯文潜代系主任提议和师生公推,由杨生茂暂行代理历史系主任职务。11月14日,天津市大学新史学研究会成立,杨生茂兼任总干事。

  1949年暑假,周培智、程绥楚、邓绶林等三人离校,又新聘了吴廷璆、谢国祯、胡宜斋。吴廷璆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当时是著名的进步教授,先后任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由范文澜介绍给南开大学历史系。1950年9月,吴氏接替杨生茂任历史系主任。谢国祯系由张伯苓长子、原南开大学数学教授张希陆介绍来历史系。1949年9月,由华北教育委员会批准谢国祯和胡宜斋聘为教授(胡于1951年11月离职)。1950年7月,经吴廷璆与范文澜协商,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聘调来新夏到系担任助教,以协助系务并从事天津近百年史研究。1951年8月又聘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广西大学副教授辜燮高来系任讲师。同时聘留本系应届毕业生魏宏运任助教。魏宏运1946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1948年 9月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同时从事地下党工作,在师生中有很高威信。当时,历史系毕业生只有3人,全校毕业生留校名额为15人。

  截至1951年11月,历史系有教师10人,其中教授3人(1951年杨志玖、王玉哲晋升教授),副教授3人,讲师3人,助教1人,学生20人。

  建立教研组以加强教学科研工作,是当时的一个新现象。1950年9月,历史系成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三个教研组。同时,历史学系行政管理采取集体领导,形成系务会议议事制度。系务会议有教师、学生代表参加,重要事项皆经民主协商讨论,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

  此时,通过全系师生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1950年2月4日,系主任杨生茂在《历史系的重心》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教学原则和课程设置要求。该计划规定:一二年级为基本必修课程,奠定历史学知识的基础;三四年级给予更多的选修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在科研工作方面,杨氏提出研究国内少数民族发展史,以及毗邻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同时要研究边疆区域地理,搜集资料展开天津近百年史的研究,“尤其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天津史更当重要”,作编写“天津近百年史”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不久,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主,发展专门学院,整理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展开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6月25日,教育部成立“京津高等学校调整办公室”。经过调整,新的南开大学师资从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唐山及沪江等校作了调配。历史系在院系调整后得到加强。著名史学家郑天挺、雷海宗从北大、清华相继调来,杨翼骧等一批中青年教师陆续充实进历史系。9月18日,按照教育部指示,郑天挺先行到职,任历史系主任。原系主任吴廷璆调任学校总务长。

  郑天挺(1899-1981) ,字毅生,福建长乐人,来南开前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郑、雷是具不同气质、不同学术道路的史学家。郑天挺家学渊源很深,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一生足未出国门,徜徉于中国文化典籍几十年,精于比证,博通古文字学、古地理学、校勘学、训诂学,尤以明清史研究见称。雷海宗出身基督教家庭,教会学校给予他最初的启蒙教育。青少年时代曾广泛涉猎过中国典籍。20年代初,他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深受导师、世界中古史著名学者詹姆斯·韦·汤普森器重,1927年获博士学位。雷海宗受过比较系统的欧美式教育,精通多种外语,谙熟古今中外历史,在哲学、宗教、文学、地理、气象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郑、雷两位著名学者加盟历史系,大大提升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声望。

  院系调整后,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从1952年暑假起,历史学系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普遍重视苏联教材,制定教学大纲和专业课程计划。教学大纲由主讲教师拟写,由核心小组审查,有关讲授难点组织教研组集体讨论,对教材要求做到:明确性(不乱),具体性(不空)和易于理解性(深入浅出)。要求教师三年内系统学习历史科学经典著作15本,每学期要学习2—3本。在教学安排上,专业基础课程得到加强,设置专门化课程。中国史教研组、世界史教研组分别由郑天挺、雷海宗主持。1955年,郑天挺与唐长儒编写了部定高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也列为部定高校历史系交流教材。1956年,吴廷璆为教育部编订全国高校《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1956年9月,经高教部批准,历史等专业改为5年制,教学安排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教学秩序更加规范化,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全系教师有计划地开展科研,仅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元的村社”等课题。杨志玖著《隋唐五代史纲要》,杨翼骧著《秦汉史纲》,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1956年历史系先后举办两次科学讨论会,郑天挺作“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初步学习”的学术发言,王玉哲宣读《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论文,来新夏宣读《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论文,受到好评。系里还多次举办小型科学讨论会,雷海宗在哲学教研室作“历史科学讲座报告”。郑天挺的《宋景诗文献初探》一文,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汉学家贝喜发(Siegried Behrsiug)译成德文发表。

  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历史系成立研究室,下分明清史组和世界通史组,分别由郑天挺、雷海宗领导,各自制订了研究计划。明清史组标点《明史》,编辑《明清经济资料类编》和《明清人名地名大辞典》。世界通史组着重资料建设,订阅了200余种外国刊物,聘请李约瑟翻译日文材料。

  学生的科研气氛也很浓厚,纷纷成立学术研究小组,举办“历史专业晚会”。1956年11月召开了历史系学生科学讨论会,邀请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同学参加。广泛的学习兴趣活跃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徐印玺同学发明了“年代学计算尺”,肖育五同学写了长诗《陈胜王》,范曾同学研究中国美术史,写了《画中有诗》、《漫谈白石老人》等文章。

  这一时期,历史学系教师群体有所扩大,林树惠、徐苹芳、喻松青、王文郁、朱鼎荣、傅贵九、诸庆清等先后入系工作。

五、“文革”前十年历史学系的动荡

  1957年下半年到1961年,“左”倾思想泛滥,历史系难免干扰,进入了动荡时期。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中,历史系成为南开大学错划右派分子最多的系之一,一些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受到无情批判,被遣送回乡或送农场劳动改造。雷海宗、辜燮高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得历史系处于全国前列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受到打击。雷海宗被列为批判斗争重点对象,剥夺了教学权利。1960年,雷氏虽然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即使如样,雷海宗晚年仍辅导青年助教,精心译注施本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有关章节。在双腿行动艰难的情况下,雷海宗于1962年春以三轮车代步,从校内寓所到中心教学楼教室,为历史系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宗教史”,一直坚持到当年11月底无法行动为止。12月25日,这位以倡导文化形态史观、专治世界历史、擅长中国文化史的著名史学家、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学科奠基人溘然长逝,享年60岁。

  从1958年上半年始,“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运动相继展开。历史系也经历了关于教学与科研的专题整改,开展“教学与科研中的两条道路斗争”,暑假大搞科研、大办工厂、大炼钢铁,以及深入教学改革等运动。在“大跃进”中,制订了“历史系跃进初步计划20条”。

  当年暑假,大二等年级50余人到天津几个工厂调查访问一个多月,先后写出国棉二厂、三条石、塘沽新港等五部厂史。大四本科生下到天津市内五区、21个工厂企业,访问1 926人次,整理8 360张卡片,约167.7万字,整个暑假全系共完成66个科研项目。12月中旬,十余位老师与100多名大三、大四同学分赴徐水、唐山、开滦、长辛店等地编写劳动人民历史。截至1959年初,下厂下乡师生共写出《河北工人运动史》(200 多万字)、《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史》(22万字)、《井陉煤矿60年》(12万字)、《石家庄车辆工厂史》(3万字)、《天津简史》(1911-1937)以及《开滦煤矿史》、《义和团调查》等。《义和团调查》从当时还健在的义和团民口中抢救了大量宝贵资料,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这一年,历史系编写的《毛泽东论历史科学》、《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中东民族解放斗争史》、《中东民族解放斗争大事记》、《纸老虎现形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和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史》、《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等,先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种所谓的“大跃进”和“大革命”中,历史学系不仅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保证,教学体系也受到冲击,强调打破封建王朝体系,突出历史上的阶段斗争。教师讲课也必须改变以朝代为界标的传统讲法。中国古代史教研组提出以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斗争或重大事件为界标,把封建社会按“黄、红、黑”分期,从黄巾起义到红巾起义为中期,晚期到鸦片战争(黑)。讲课方式改为预习、启发报告、自学讨论、辅导、专题报告(总结)。这种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改变过去讲课满堂灌的偏颇,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同时也出现忽视或轻视教师教学主导作用的问题。

  针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于教学及科研方面产生的急躁冒进现象,学校在1959年出台的“关于修定教学计划的几项意见”中,明确指出如“历史科学概论”与哲学课重复,历史专业的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史料学等精简是否合适,有的基础课削减过多,古代史压缩过多,历史专业亚洲史并入世界史后要维持足够的比重等问题。一些教师提出教改通过大字报方式有无必要的问题,认为某些批判“过火”、“过左”,受过批判的教师想不通,一些贴过大字报的青年教师感到“惭愧”,学生中也出现了史学“悲观论”、“取消论”的言论。

    但是,学校对于上述问题和师生反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要求继续以“大跃进”的思想指导工作。1959年3月,学校决定将马列主义教研组中的中共党史教研组、国际共产主义概论教研组下放到历史系,从历史系三、四年级中抽调17名学生组成党史班并于1960年9月正式开班,这些学生动手大搞教材建设,完成中共党史专题、党的建设、毛泽东著作选读三门专业课教材,制作了“长征”电动地图。在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沈从文等倡议下,博物馆专门化于此时成立。师生一起四天写成了《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并去北京征求文化部文物局的意见,邀请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前来讲课。

  这时,历史系有教师47人,学生365人。杨生茂1959年12月晋升教授。张义德、李义佐、陈志远、孙香兰、王鸿江、刘泽华、林静芬、李景云、杨圣清、许盛恒、陈振江、张友伦等青年教师先后留系或分配来系工作。

  1960年6月2日起,在学校统一布置下,全系170多名师生留校继续开展“教育革命”,杨生茂、王玉哲、来新夏和部分研究生以及史一少数同学参加“中学历史课本组”,会同华北各地大学和中学历史教师编写华北地区中学历史课本。吴廷璆去北京参加编写《世界通史》。其余师生分赴天津电车公司、408厂等单位参加以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为中心的“双革四化”活动。

  这一时期,1958年“教育革命”所强调的以思想政治教育及体力劳动为中心的新教学方式被固化进教学体系,学生成为教学过程中的权威性主体,体力劳动一度长达3个月,群众运动、大字报、大批判冲击了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会议多、劳动和各种集体活动多,挤掉了师生的学习、休息和自由活动时间。

  自50年代初开始,中共党组织在学校各系的影响及作用日益突出,非今日可比。此时,历史系继续由李云飞任总支书记,魏宏运任副书记。1960年11月 22日,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南开组织历史、中文、经济和外文四系学生及任课教师下乡参加整风整社,12月15日启程赴内丘、曲周等地,直到1961年4月中旬才返回学校。

  1961年间,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过程中,《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和“南开大学学则”先后颁布,恢复和稳定了教学秩序。历史学系明确了尊重教学规律,以教学为主,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工作原则。根据本系实际条件,停办了历史专业党史专门组,原拟设立的中国近代史和博物馆专门组暂不设立,集中力量办好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门组,确定“明清史”为重点专业发展方向。全系招生规模也比1958年(134人)、1959年(96人)适当下调。

  1961年12月校党委决定,魏宏运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杨生茂、杨翼骧分任正副系主任。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历史学系重建教学秩序,各专业重订教学计划。根据以教学为主的原则,适当安排教学、生产劳动、科研和社会活动时间。历史系组织了半工半读的教学活动,以六九、七○两个年级为试点,配备部分青年教师到东亚毛纺厂边劳动边教学。针对系里会议多、非教育性活动多、社会活动多的情况,统一了各种例会,系务会、教研组主任会每月一次,教研组会每两周一次,初步稳定了教学秩序。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要抓好基础课。以往去掉的基础课重新开设,过去未学或学得不好的安排补课,合并不当的课程重新分开设置,同时采取了保证必要课时的措施,从思想上明确了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而不是简单地引“语录”、贴标签。为加强基础课教学,各教研组把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安排到教学第一线,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系里提出三五年内中国古代史课配齐主讲教师,世界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以中老教师为主讲,青年教师任辅导的计划,确定以老带新、帮教结对的目标。教师普遍实行了“四定”(定方向、定任务、定规格、定措施)。

  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水平,老教师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体会。杨翼骧给青年教师做治学报告,郑天挺以“明代史基本史籍和读法”为题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谈读史籍方法。1962年前后,郑天挺正在北京编书,每次回到学校就抓时间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王玉哲患肺病在家休养,病体有所好转就为中古史教研室青年讲音韵学。杨志玖把元史史料分为汉文、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几个方面详加介绍。吴廷璆主动为研究生讲日本史的难点和有争论的学术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和高教60条精神,历史学系进一步调整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了听取和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安排党外老教师担任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对在某些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中老年教师作了甄别。1962年,梁卓生晋升副教授,杨翼骧、黎国彬晋升教授,张象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1963年2月,郑天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历史学系加强了外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1963年3月,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分别由杨生茂、吴廷璆、梁卓生任主任,调集周基堃、辜燮高、陈文林等中年骨干,以及俞辛焞、林静芬、丁朝弼、黄若迟、洪国起等青年助教,又从六四届毕业生中选留3人,形成了15人的研究群体,边建室边科研,初步打开了局面。

  在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指导下,历史学系科研空气十分浓厚。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系教师有多部专著出版,如《中国上古史纲》(王玉哲)、《秦汉史纲要》(杨翼骧)、《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印度尼西亚简史》(黎国彬)等。明清史研究室在郑天挺指导下,标点《明史》、《明会典》、《清会典》,新编《清会要》。全系性及教研室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1962年10月在南开大学第5届科学讨论会上,历史分会宣读论文共12篇。河北大学、天津师院、沈阳师院、辽宁大学以及校内有关部门都有学者与会。1963年10月南开大学第6届科学讨论会,历史系提交13 篇论文。青年教师刘泽华、冯尔康、陈振江、张洪祥、杨圣清等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有影响的论文,漆侠、何干之、陈翰生、裴文中、胡厚宣、白寿彝、胡华等学者应邀来系讲学,历史学系的学术声望在全国日益扩大。

  1964年9月,历史系举办了“历史系15年展览”。此时,历史系学生由16人增至241人,其中工农子弟由5.9%上升到85%,教职工由10人增至58人。15年共培养580名毕业生。

  1963-1965年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反修、防修”之声再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部分城乡开展起来。1964年9月起,历史学界在周谷城学术观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学术气氛已经渐淡,政治气味渐浓。1965年4月,历史系师生开始参加唐山地区“四清”运动,部分师生到东亚毛纺厂半工半读。刚刚调整过来的教学秩序又一次产生了大波动。

六、苦度劫难的“文革”十年

  “文革”十年内乱中,历史系在劫难逃,受到严重摧残。1966-1969年间,系党政负责人、教授和一些师生受到严重迫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一些师生也参与了造反活动,教学与科研陷入瘫痪。1966-1970年间,由于全国停止高考,历史学系没有招收新生。

  1970年10月29日,由工人和军队干部组成的南开大学革委会制定了《南开大学教育革命方案》,明确提出打破“教授治校”,确保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领导权,建立以工农兵专职和兼职教员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废除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把革命批判作为基本任务。1971年10月,第一期工农兵学员25人入学。学制三年。1972年5月3日,72级50 名工农兵学员正式入学。以后又连续招收四届工农兵学员大学生,计:73级92人(中国史43 人,世界史30人,党史进修班19人)、74级102人(中国史43人,世界史40人,党史进修班19人)、75级119人(中国史50人,世界史40人,党史进修班29人)、76级94人(中国史44人,世界史21人,党史进修班29人),总计470人。由于入学时免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很感吃力。教师们教学态度认真,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集中补习外语和文化基础课,以高度责任心和渊博知识把他们带进治学门径。经过训练,有的同学在校期间己显露出才华和较强的研究能力。不少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成绩。

  1973年11月,人民出版社组织南开大学等6所高校历史系教师编写《中国近代史》,陈振江、李喜所参加。1974年8月,历史系承担编写《简明中国古代史》的任务。“文革”后,这部教材由刘泽华主持修改,以《中国古代史》(上、下)之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影响广泛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

  1975年,全系各年级工农兵学员继续开展开门办学和支援“三夏”、“三秋”劳动。9月18日,举行72级工农兵学员毕业典礼。1976年2月28日, 73级部分师生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毕业实践,编写五公大队村史。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历史系赴汉沽开门办学的三名学生遇难。全系教职工住进临建棚,坚持教学活动。9月下旬,73级学员毕业。该年级解放军学员袁沛文经校党委批准毕业后回农村当农民。10月上旬,“四人帮”垮台,“文革”宣告结束。

七、南开史学奠定全国重镇地位

  1977年开始,历史学系一些在“文革”期间蒙冤的教师先后被平反并落实政策,教学及科研秩序得以逐渐恢复。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本科生入校,首届硕士生也迈入历史学系大门,历史学系重现生机。

  1979年,经学校批准,成立由美国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室组成的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吴廷璆为首任所长。1983年,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杨翼骧任所长。两个研究所的多数成员出自历史系。1979年,教育部委托历史学系主办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研讨班和全国高校中国现代史教师研讨班。1980年,历史学系设立博物馆专业、旅游学专业(后独立建系)。郑天挺主持召开了建国后第一届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影响广泛。由郑天挺、杨志玖主持的国家“六五”“七五”规划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开始编撰工作。由魏宏运主编的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史稿》教材于1980年出版后,先后被国内几十所院校采用,影响极大。1980-1993年间,历史学系与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南开史学》杂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此时,历史学系形成中国史、世界史、博物馆学三个本科专业,在建制上形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博物馆学6个教研室,并设有图书资料室等教辅设施。90年代后开始安装电化教学设施,成立电子阅览室。

  1981年和1986年,中国古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史4个二级学科,先后被教育部批准为历史学博士点。1988年,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3个二级学科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重点学科。

  1994年,历史学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同年12月,历史学系被划入新成立的人文学院。1996年,历史学科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首批立项建设学科,教学及研究经费大幅增长。1998年12月,历史学科成为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单位。1999年1月,设在历史学系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获得批准。2000年6月,教育部首批全国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这一时期,历史学科虽然在行政上分为历史学系、历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和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家,但学科建设仍然在一起,相互间学术关系及行政业务较为密切,在一系列的国家级学科建设上通力合作并获成功。当时,老一代学者中虽然郑天挺谢世,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林树惠、魏宏运、来新夏等依然活跃在学术界,中生代如刘泽华、冯尔康、陈振江、洪国起、王敦书等在国内外已有重要影响,年轻一代如南炳文、朱凤瀚、李喜所、白新良、李治安、陈志强、张分田、乔治忠、赵伯雄、张国刚、杨栋梁、王晓德、李剑鸣、常建华、杜家骥、王先明等正强势崛起,南开历史学科人才济济,声誉日隆。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历史学与经济学、化学和数学并称南开“四大支柱学科”,也逐渐奠定了全国史学重镇的学术地位,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及赞誉。

八、由系到院的历史性跨越

  2000年10月,历史学系与历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合并组建新的历史学院,南开历史学实现了学科整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历史学院下设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历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设有若干教研室、研究室。依托学院建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985工程”二期“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两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院首届领导班子由院长李治安、党委书记门莲凤主持,陈志强、张思任副院长(王利华于2003年9月继任)、周德喜任副书记。2007年1月,学院行政班子换届,陈志强任院长,门莲凤连任党委书记,王利华、江沛、高艳林任副院长,蓝海任副书记。

  2003年4月,日本研究中心独立建制,成立全国第一家日本研究院,首任院长杨栋梁教授。但在学科建设上,日本研究院仍与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共同建设。

  2005年,“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依托历史学科建有教育部“985工程”二期“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两个哲学社科创新基地。1987年、2001年和2007年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历史学院所属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3个二级学科连续三次当选。2007年8月,南开历史学科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一级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1996年10月、2001年3月和2008年6月,历史学科连续三期被国家教委、教育部确定为“211工程”立项建设单位。目前,学院下设各基地办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已出10辑)、《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已出5辑)和《现代化研究》(已出4辑)等年刊。

  历史学院逐步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史学重镇,在先秦史、唐史、元史、明清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华北区域史、抗日战争史、北洋军阀史、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拜占庭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和古希腊罗马史及中东地区史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发表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科研论著,形成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两大科研群体。2005年和2008年,在教育部科研评估中心主办的全国学科评比中,历史学科两次名列全国第二。

  学院教学实力雄厚,教学水平较高,拥有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上古中古史”、“中国古代后期史”),两门天津市精品课程(“中国古代前期史”、“中国近代史”)。目前,学院每年招收博士生60余名,硕士生70余名,本科生80名,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002年和2007年,余新忠博士和郭培贵博士的学位论文,先后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学院现拥有1个国家级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以来,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学院面向全国重点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生举办“史学新秀奖”,至今已举办六届,影响广泛。2002年,在教育部文科基地验收工作中,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获得“优秀”评定。1950年以来,历史学科共毕业本科生2 500余人,硕士生1029名,博士生约500名。他们不少人已成为知名学者、政界精英、商业才俊、军界将领、文艺明星,为学院赢得了巨大声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先后有2人获得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称号,1人获得人事部“百千万人才”称号,5人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2人获得“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1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人获得“宝钢奖”,1 人获得天津市教学名师称号。有20余人次先后出任全国性学会的会长、副会长职务。1984年以来,天津历史学会的会长分别由本学科魏宏运、陈振江、陈志强担任。1981年以来,郑天挺、杨生茂、魏宏运、朱凤瀚、李剑鸣、陈志强分别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

  截至2009年5月,历史院共有在岗教师和科研人员84人,其中教授(研究员)41人,副教授(副研究员)31人,讲师1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4人(其中8 人兼职),具有博士学位者67人。

  近90年来,南开历史学系及历史学院几代人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弘扬“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传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成就卓著。面向21世纪,我们将承继伟业,努力拚搏,再创辉煌。

(本文1923-1976年部分,是在梁吉生所撰《南开大学历史系简史》(原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基础上精简修订而成,1977年至今部分由江沛撰稿。)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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