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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科:兴文问学陶铸君子

来源:  发稿时间: 2013-10-20 23:49


 

兴文问学陶铸君子——南开文学学科的历程

  作为南开大学最早成立的几个学科之一,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文学”学科与南开一起走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风云动荡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成为代代中文学人血脉中最深刻的精神烙印。无论是南迁昆明的艰辛困苦,还是教育振兴的时来运转,中文学科都与南开同荣辱,共命运。

  八十余年一弹指。如今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已成为国内文学学科重镇,学人汇聚,学术兴旺。2000年重建的学院,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东方艺术系、传播学系、艺术设计系、文化素质教学部和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汉语国际教学中心等教学机构;还有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心、词汇与词典学研究中心、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心、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色彩与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城市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教职员工百人以上,各类学生千人以上。

  从1919年的“文言学组”到如今的综合学院,从筚路蓝缕到炫彩辉煌,从长时间的语言文学组合,到文学、语言、艺术、传播等学科的大综合,八十余年的岁月变迁,改变的不止是办学条件的更新换代,人员规模的发展壮大,更有南开文学学科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与地位。

  南开大学在1919年建校之初,仅设文、理、商三科。而文科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五学门,又称“文言学组”。1923年,有文学系之设。1929年11月,文、理、商三科改建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文学院以政治、国际事务、经济学、财政学等学科为主,文学、哲学辅之。这体现了当时张伯苓校长侧重于实用的办学思路,对于一所自筹款项的私立大学是很自然的事情,却使得嗣后南开学人们重振文学类科系,需要付出较其他大学更艰巨的努力。

  1937年11月起,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最初在长沙,称长沙临时大学),联大的文学院也由三校相关系科组合而成。其中中国文学系(简称中文系)分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教师中彭仲铎、张清常、邢公畹、高华年等,均出自南开。

邢公畹先生  南开大学决定自建中文系始于1942年。当时,学校讨论复原后的南开学科组织时,明确提出,文学院要设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教育学系。1946年,南开复员回津。此时,南开大学已有了自己的中文系。系内教师有张清常、邢公畹、李广田、高华年、彭仲铎、卞之琳、杨潜斋、华粹深、孟志荪等人,系主任为彭仲铎,课程分为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

  战争和动乱条件下,虽然物质条件简陋,生活艰难困苦,但南开的教员们从来不言放弃,埋首教育与研究,一心向学,为后来的发展做着奠基的工作。

  1949年之后,南开大学中文系力图革故鼎新,积极组织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小说选”、“戏曲选”、“语言学”、“语音学”、“声韵学”、“文字学”、“中国语法学”、“修辞学”、“词义专题研究”,以及“民间文艺与音乐”等课程,同时试开“工人文艺研究”课,还开展工人口述民间故事、神话、歌谣等活动。有些内容虽欠缺学术含量,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南开中文学科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

  是年,南开中文学科迎来了希伯莱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朱维之既是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更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原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笠,中国文学史专家王达津和修辞学家陈介白,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等,也于这年来到南开。教育部为加强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担任系主任。李何林自此在南开中文系执教二十四年,任系主任十五载,中年以后一大段生命历程和南开中文的历史紧紧熔铸在一起。

朱维之先生王达津先生李何林先生出任系主任后,十分强调对学生的基本功教育。他提出“三基”(即学好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好”(即写一笔好字、讲一口好话、作一手好文章),都是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日后,南开中文系的毕业生以基本功扎实闻名于国内,与此种精神的倡导有密切关系。

  与众多著名专家教授一道进入南开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文系毕业的许政扬和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宁宗一是1950年代来到南开求学的,师从许振扬攻读研究生。他至今还记得许先生当年的教诲:“……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除我读过的几部章回小说以外,竟还包括我望而生畏的《昭明文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做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一定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读,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已丧失的文献;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扼要记下几条,备用备查。”宁宗一自承,正是这“一纸书目,三点意见”,使他“在一生教学治学的道路上受用无穷”。

  不久,南开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现代汉语专家宋玉珂稍后也来南开任教。加上当时已在南开的彭仲铎、朱一玄、邢公畹、张清常、阿英、芦甸、张怀瑾诸位老师,南开中文的学术力量堪为一时之盛。

  在1950年代的南开中文学人中,王达津先生是建国以后率先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国内学者之一。而今天,他的学生罗宗强也已桃李满天下。罗宗强先生不但承其衣钵,而且更开创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引领了一代学术潮流。

  罗宗强忆及往事时,经常谈到乃师的言传身教。他说,“王达津先生对于生活取随其自然的态度,而对于学问,先生却极认真。我读研究生那时,先生规定,一个星期要交一次读书笔记。不是写成文章的那种读书笔记,而是一本一本的读书记录。先生就在这记录旁边批。对于所读的书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应该如何理解才对,先生往往批得密密麻麻。我拿回来,再读一遍,便有新的感受,理解也就深入一步。”此种作派,可谓代代相传,相沿日久,已成风习。

  195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立教研组,汉语言教研组主任为张清常。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三个教研组。1956年,经批准,李何林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方向)、张清常招收汉语史、邢公畹招收汉语方言方向的副博士研究生。

  到了1960年代初期,就学科看,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乃至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各领域都有一批出色学者齐聚一堂,南开中文正向着辉煌迈出充满自信的一步。虽然不久即遭挫折,但南开中文学风沉潜、基础深厚、功力扎实的学术品格逐渐确立,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1977年年末开始,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大学教育得到整顿,中文专业教育也重新走上轨道,“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开始拨乱反正。进入1980年代,南开文学学科在经历了坎坷与苦难之后,迎来了恢复精力、渴求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十几年中,朱维之、邢公畹、郝世峰诸先生先后出任中文系主任,带领各位同仁,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新的天地。尤其是郝世峰教授,在任六年,锐意改革,对于全系摆脱“文革”阴影,重树学术高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国家评出首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由1940年代西南联大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发展而来的、邢公畹主持的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入选;邢公畹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当时以及后来,我国综合大学的中文系,只有南开大学才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使南开大学中文系在语言学的教学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并且在汉藏语研究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

  而南开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是当时国内北方地区这个领域唯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王达津先生被誉为“长江以北,一人而已”。

  1980年代中期,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也是南开文学学科的一大特色。1979年,在华萃深、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几位教授的操办下,中文系成立了小说戏曲研究室,随即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这在当时是并不多见的。

  与此同时,南开中文也开始把目光部分地转向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的办学方向。

  南开举办了国内高校最早的编辑学专业。新时期以来,我国出版事业空前发展,报刊、出版社剧增,人才供求失衡,编辑人员素质亟需提高。1984年春,国家教委指令南开与北大、复旦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国第一批编辑学专业。数年之后,北大、复旦相继停办,南开却在艰难的摸索中坚持下来。二十多年来,南开大学编辑学专业为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教学成果受到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的肯定和兄弟院校的关注。

  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认为,南开的编辑学专业创下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出台了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本专业形成成熟的教学模式打下了基础;策划、组织、编写了编辑学专业全国第一批教材——《编辑出版学》、《编辑理论与实践》等六册,近200万字,1989年出版后,结束了编辑学专业无教材的历史;还编出了第一本专业实习教材《湖南出版考察报告》;更重要的是,南开首创了一套编辑学专业实习的成熟模式,坚持留给学生半年以上的实习期,在不断实践中探索出放开管控相结合、注意发挥学生潜力、突出实习成果的教学方针。

  1984年,曾在南开历史系学习过的著名画家范曾先生,立意为南开创办一个艺术系,起手即不同凡响,定名为“东方艺术系”。这与范曾的学术眼光密不可分。该系办学目标涵盖中国画、汉字书法与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中国的民族音乐……显然,他于弥漫当时氛围的西学高调之外,别辟蹊径,属意于二十年后人们才恍然回首顾盼的东方之学、东方之美。

    经过范曾教授的努力,用一支画笔“画”出了一所大楼——东方艺术大楼拔地而起。又经数年筹备,1991年开始招收中国画专业的本科生。是为南开大学“艺术学”学科成型之始。这也是南开“越难越开”传统的生动反映。

  由于有南开综合学科为依托,中国画专业得以在艺界别树新支:学生要修古典诗词、思想文化史等课程,强调其文化的基础。1998年,该系获得“美术学”硕士授予权,开始招收研究生,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方向;近年又发展出“美术史论”、“综合材料绘画”等方向。现在,则在为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而努力。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来到南开,与中文系合作建立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从1970年代末开始,她在南开的系列讲座既已名闻遐迩。新世纪以来,她开始在文学院培养博士、指导博士后,使得词学研究成为南开色彩绚丽的一个学科方向。

  君子之道,承德载物、厚积薄发。今日的繁花盛开,缘于在正确导向下的不畏艰困、勉力前行。罗宗强先生1990年代前半期,全国高教界曾陷入短暂的困难期,经费缺乏,人文专业被逼入“边缘”。也正是在几年间,南开中文的力量却在积蓄之中,逐渐崛起。

  长期以来,南开中文培养的学生,以基础扎实、作风沉实享誉各界。但与其不相称的状况则是,南开中文的学术地位,尚未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与南开人不事张扬的作风有关,也与实力未尽发扬有关。1991年,年逾六十的罗宗强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就将提升南开中文的学术地位的目标放在重要位置。他的学术声望,他的学术人脉,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中文系成为教育部首批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全系的学科建设也开始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有了切实可行的规划与路径。特别是在提携后进,建立学术梯队方面,罗宗强教授的胸襟与实绩,都成为继任者的榜样。

  其后,执掌中文系系务者为陈洪。与其学术探究相近,他在管理上的能力,也是既扎实又脱略;不久,他还先后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以及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陈洪先生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一切人所未知的努力,都是为了南开文学学科的崛起。还有成立文学院后的系主任乔以钢,她也兼任教育部教指委委员和秘书长之职。长期的学科间的交流经验,加上参与全国范围中文学科建设的规划和设计,都使他们获得了学术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宏阔眼光,又不乏务实切当的工作作风。与兄弟院校学术单位的频繁交往,南开学人的努力和成绩,亦渐为人知,乃至享誉于学界。

  与此同时,跨越20世纪前后的这十年,中文学科的教师团队,也渐次进入更新换代的时期。在老一辈学人持续发挥引领和撑持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几批新师资也陆续进入南开。这些人中,既有人届中年、势头强劲的“成名豪杰”,也有经历博士学习、博士后站历练,很快即进入巅峰状态的青年人才,还有生于1970年代后期、毕业于各著名大学的新生代学人。他们来自国内外各种学术环境,学缘不同,师承有异,使南开中文的师资更呈多元和磅礴之势。

  拿近些年常常被当作某种师资队伍指标的几种“人才培养计划”为例,现在的文学院中,教育部“长江学者”有一位,入选“跨世纪人才计划”的有两位,入选“新世纪人才计划”的有五位。中文学科在岗师资中,有博士头衔的占了四分之三,这样的学位构成也是空前的。

  与新世纪一同到来的,是南开文学学科进入了振兴发展的“快速路”。

  1994年,原国家教委确定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文学科榜上有名,并于2001年、2003年两次评估中,均被评为“优秀基地”。

  在1990年代中期的国家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修订中,“中国文学批评史”被调整为“中国古代文学”,南开的该学科和少数民族语言专业一起成了天津市重点学科。这使得南开中文第一次收获了学科建设上的突破。

  南开的“中国语言文学”在2000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意味着可以在八个二级学科中全部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比较过去,这是非同小可的进展;在2001年,又获准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后数十位博士进进出出,2005年,这个“流动站”被评为全国中文学科唯一的一个“优秀”。

     2006年,南开的两个优势学科——“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同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国家重点学科行列,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则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意味着离完全进入“重点”,仅有一步之遥。

     2008年,南开“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被国家确定为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在2004年举行的全国中文一级学科评估中,南开中文总排名第七,学术队伍第四,学术声誉第五;在2008年举行的第二轮学科评估中,总排名则升至第六。

  这一排名,大体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开中文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和层次。全国高校大半有中文学科,特别是师范类院校,中文系往往是全校第一大系。中文教师动辄过百人的学校有数十个,甚至包括一些地方师范类学校。而在南开,中文历来就不是庞大的学科,由十来位教员,发展到现在,也不过五十余人。而排名在前的学校,师资普遍在百人以上。南开的优势是人员少而强,队伍精干,学术精良。南开中文学科,在该一级学科的全部八个二级学科中,都实际培养硕士、博士。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主要因为综合性大学大多缺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点)。能有这种局面,反映出南开中文教师们的努力和实力。

  例如,迄今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选,南开中文均有斩获: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六项、三等奖四项。另有国家社科规划优秀成果奖,天津市的奖项更不在话下。在前不久结束的天津市社会科学类最高奖励——第十一届社会科学成果评选中,与之前几届类似,南开大学文学院就又有十二项成果荣获优秀成果奖。

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自2003年至2009年,七年时间里,南开文学院教师共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近八十项,资助经费,仅就单项五万元以上的项目计,即有六百余万元。这些项目中,代表性的,有诸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项目“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等。再如,最近批复下来的“211工程”三期项目“以民族文化为基点推进中文学术建设”,更是系于整个学科的“超大型”项目。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上述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学科的学术积累、知名度、水平层级,等等,不可小视。

  人才培养的情形也是如此,南开中文学科即使在全国“扩招”以后,每届学生量也不算大,而质量可观。就拿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荣誉来看:几年以来,继罗宗强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1999年入选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又有曾晓渝、陈洪指导的论文相继入选第七届(2005年)、第八届(2006年)“百篇优博”;还有一篇获得提名,也是陈洪指导的。这样的骄人成绩,在全国中文学科,也是少见的。

  南开的追求,定位在“求精求强不求大”,这倒是与南开文学学科的历史、现状颇为吻合。但其前提是需要特色。适应教学必需之外,还得在几个方面是“人无我有”或“人有我精”的。

  南开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经过近二十年的振兴,潜力释放,生机勃发,而且逐步凝聚成了一些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研究方向。

  仅就文学方面,择其要者,大体有——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基础上,由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新方向。

  南开在批评史研究方面发轫颇早。在1960至1970年代,王达津是学界几位带头人之一。后来罗宗强继承而又有重要展拓,“中国文学思想史”方向遂得以定名。近二十年来,罗宗强教授将批评、理论与创作结合,作整体研究和综合考察,系统清理描述各时期文学思想的面貌和特点,已形成完备的研究范型。他的十余种论著陆续问世,并且带出一支研究团队和多名优秀学生。这个新的路径,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南开还为此专门自主设置了一个博士授予权学科。

  罗宗强1980年代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为其端绪,后几部著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蔚成大势;他的学生张毅以《宋代文学思想史》等踵武其后,为新的学术带头人;陈洪、刘畅先后加入其中;而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亦属此列。

  这个方向的特色是,不但注意文学理论批评中明确表述出来的观念性内容,更强调从作家创作的具体追求乃至风格特色等方面,总结那些未曾予以理论表述的文学思想。这不仅扩大了研究的取材范围,也使文学思想的研究更具历史感。在研究方法上,不局限在文学本身,而以士人心态为中介,打通文、史、哲,综合考察古代文学思想的实际存在形态,作综合研究。

与文学思想史这个中心有密切关系的成果也颇多,如罗宗强的《庄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张毅的儒家文艺思想研究、宋代文艺思想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与文献整理,都是得到学界盛赞的内容。

  再一个特色方向,就是古代文学与文化。在古代文化诸种现象之中,这个方向着重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与文学发展的密切联系,研究佛、道二教对古代作家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及文人在宗教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为中心,研究古代文学与作家心态、传统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广泛联系,范围可大为拓展。

  佛、道二教领域,孙昌武先生开拓甚早,成果丰硕,影响及于海外。他在1980年代初即开始了佛学及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坚持多年,精进不已,取得丰硕成果。从宗教研究尚未成为风气的1980年代问世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到前年获得教育部奖励的《道教与唐代文学》,接连出版十几部专著和译著,其成就在国内屈指可数。张培锋博士为孙先生弟子,近著有《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有望承其衣钵。

  另一位学术带头人是陈洪。他侧重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研究,在佛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小说史与小说理论批评等方面,颇多出新之作。其论著涉及颇广,诸如佛教对中国文人的影响、佛教与戏曲、佛教与明清小说、佛道两家与文学的关系等。论文如《元杂剧与佛教》、《论〈西游记〉与全真之缘》等,均甚具新意,很有影响。他最近有《结缘:文学与宗教》问世,也属厚积薄发之作。

  这一个方向研究的特色是,涉及面广,凡诗文、戏曲、小说与各种传统宗教之关系,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客观描述与历史阐释;注重佛典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这个方向得到宗教界人士的资助,建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文学与宗教研究中心,未来甚可期待。

  再如古代小说史及理论批评研究。

  南开的古代小说史研究起步较早,1950年代许政扬的《水浒传》校注和小说词语研究就颇受学界关注。后来朱一玄成系列的古代小说研究文献资料汇编,宁宗一的小说戏曲美学研究,鲁德才较早采用叙事学视点考察小说,亦均具影响。到了李剑国的古代文言小说研究,尤以文献功底扎实深厚引人瞩目。

  李剑国可谓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出身的学者的代表。他二十多年执著于古代文言小说的文献整理、作者年代考辨、题材体例发覆,形成系列著作,以占有资料广博、学识专精和治学严谨、求实无欺的作风,在国内同行中享有盛誉,也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赞赏。其功力之深,少有其匹。

  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也是陈洪的发轫之举,其代表作有《浅俗下的厚重》、《沧海蠡得》,新解妙得,探索深刻。在小说史学方面,除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外,还有孟昭连的《中国小说艺术史》,宁稼雨的《中国志人小说史》,李剑国、陈洪主撰的《中国小说通史》等。

  这一方向上,南开的研究人员阵容齐整,涉及古代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和小说理论批评各领域,具有全方位展开的态势。能形成合力而重心突出,角度多样、方法多元;既重文献史料考辨整理,也重理论阐发;既重文本解析,也有小说与文化关系的揭示;既有基础性的小说史研究,也有前沿问题的个案探讨。

  南开多次主办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被视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镇。

  加拿大籍学者叶嘉莹,于1970年代末到南开讲学,三十年不辍。古代诗词研究这个方向,自叶先生定居南开、引入海外基金支持后,获得快速发展。

  该研究方向尤以词史与词学为重。其特色是,注重古典诗词的生命感发作用和审美分析,以中西结合方式研究传统诗词;以词史和诗词理论研究作指导,对重要词学文献和诗词作品重新辑校注释,成就大规模的系统整理。

  叶氏十五年来一直是此一方向的带头人,担任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指导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在叶嘉莹先生感召下,孙克强、查洪德等多名教授、博士先后加盟,南开的词史和诗词理论研究队伍由此壮大。诗词基本文献的整理,在境外实业家的大力赞助下,也已初具规模。

  这个方向上,孙克强除《雅俗之辨》、《清代词学》、《唐宋人词话》等词学研究著作外,还有《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校注,在词学文献整理方面用功深刻。他协助叶先生主持著名词集整理工程,正在对晚唐至清末历代名家词集重新分类、编年、注释、讲解和辑评;目前已经出版5种。查洪德的《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沈佺期诗集校注》,也分别在诗文理论和诗集整理方面作出成绩。

  南开中文之别具一格的方向,还有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

  这个研究的内涵,大致为注重探讨创作中体现的作家性别观念及性别文化,考察文学中两性文化内涵变化及其社会影响。

  乔以钢在硕士阶段即研究古代女性文学,后更贯通古今,一方面梳理以女作家为主体的女性文学传统,探讨女性经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说明女性作家文学表达的特色;另一方面关注两性问题和社会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在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界独树一帜,她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中国女性与文学》等。现正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并担任全国妇联和教育部联合设立的“南开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学术负责人。

  相关的研究,则是结合小说等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优势,而以性别观念为考察利器。陶慕宁是国内较早研究这方面题目的学者,他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和《金瓶梅词话校注》等著作,以描写女性的古代作品为对象,联系传统文化,对传统社会中男性作家通过文学描写强加于女性的性别角色、性别歧视作出精彩分析。

  其他方向,不能一一尽述,简要地说,一是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南开原有自己的特色,李何林先生的高足刘家明、张菊香继承乃师衣钵,在周氏兄弟研究方面又有开拓。曾广灿的老舍资料研究国内领先。这个学科近年更有重新崛起之势。李新宇研究现代作家与其精神走向,罗振亚研究新诗,耿传明研究晚清民初及新浪漫派,李锡龙以曹禺、沈从文为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皆影响日增。二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刘俐俐多年致力于文学经典文本的当代解读,出版著作多部,近年又属意于民族文学理论的掘发;沈立岩研究当代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文论,各有特点。三是外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王志耕研究俄苏文学与宗教的关联,王立新继承朱维之的传统,重点研究希伯来文学,均成绩突出。

  南开中文学术的特点之一,是文学与语言,比翼齐飞,并称双美。

  所以,在语言学方面,其多样和丰富,自然不让文学专美于前。

  邢公畹、张清常诸先生皆为一代语言学大家,他们开启的多个方向,如今均后继有人。刘叔新、宋玉柱亦为一时之翘楚,特别是刘叔新在描写词汇学研究上的成就,向为学界所公认。解惠全的历史语法研究,向光中的“说文”研究,徐朝华的“尔雅”研究,都有独到之处。马庆株提出“语义功能语法”,在语法界成一家之言。他深入研究语言规划,担任国家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也有很大影响。

  南开语言学在音系格局的实验研究、汉语词汇系统研究、普通话新词语研究、语义功能语法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基础雄厚。

  2009年初夏,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比较语言学学术会议在南开召开,显示了南开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历时共时比较为重点,南开建有“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心”。曾晓渝、施向东等研究侗傣水壮藏白瑶畲佤等民族专语,探讨语言接触和影响,成绩引人瞩目。后起的藏族青年学者意西微萨·阿错,承担了英国伦敦大学濒危语言基金资助的博士后项目“对藏区的两种濒危语言——五屯话和倒话的纪录与研究”等多个项目,成果多次获奖。

  石锋则是实验语音学和音系学的带头人,他多角度、宽领域地研究音系格局类型,著有《北京话声调统计分析》、《北京话声调分组统计分析》、《语音格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交汇点》等;主持开发的“桌面语音实验室”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汉语言文字学方面,周荐词汇研究卓有成绩,担任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汉语语汇分委员会主委,在南开主持“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中心”。还有施向东的汉语等韵学研究、洪波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王红旗的语言理论研究、杨琳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以及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对外汉语教学,都成绩不俗。近年来,海外语言学家张洪明加盟南开,担任“陈省身讲座教授”,更是带来新的思路与方法。

  总之,在上述十几个方向上,南开中文或开拓新领域、发凡起例,或基础雄厚、探索精深,或方法新颖、见解独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2000年11月16日,适应高教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原中国语言文学系、东方艺术系为基础,重新组建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宣告成立。

  其中包括刚刚建立的艺术设计系,包括借建院之机新成立的文化素质教学部。

  这样,以美术学为主干,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还有音乐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艺术学”中的其他二级学科,在南开均有了一定基础。

  这几个专业系部的完成建制,使南开“文学”学科中“艺术学”的实力进一步加强。

  新文学院还包括传播学系。它的前身是中文系的本科专业“编辑学”(后根据国家规范,改称“编辑出版学”);此时又增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共同组成了新的学系——传播学系。

  这些新专业,以本科教育为主,但也注重发展研究生教育。例如,传播学系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硕士点,报考者众多;设计系有“设计艺术学”硕士点,并且最近又获准开办“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在办学理念上,无论是传播学系,还是设计系,都重视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交叉、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的结合,希望培养出的人才,既有较好的人文素质和文化积累,又能够胜任各类新兴媒体的业务要求,例如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采写、编播、摄录、主持、评论、策划等,成为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在创业精神方面,传播学之从无到有,已如前述;艺术设计专业也是如此。其中的骨干教师,既有南开原有的,也有外调而来的,他们都认同南开精神,立志高远,自强不息,白手起家。由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由普通教育到继续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由教育教学,到承担社会项目、对外学术交流、学生实践环节、毕业作品,按部就班,开辟草莽,成绩斐然。每年招生报名时节,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煞是热闹;而学生毕业设计展上,也是风光无限,让人眼前一亮;不少学生颇获用人单位青睐,专业建设因此很快就开出了一片天地。

  文化素质教学部,主要承担全校艺术类公共课程的教学,另外积极组织学生的艺术社团和课余艺术演出活动。民族音乐、民族民间舞蹈、交响乐欣赏等课程,坚持多年,深受学生欢迎。高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孟超美,是学校学生合唱团的指挥。她指挥的合唱作品在意大利国际合唱比赛、第二届世界奥林匹克合唱比赛、德国艾森费尔德国际合唱邀请赛等比赛中,先后获得七项金奖。

  出色的还有文学院的实验教学。

  文科与实验,过去似乎扯不上关系,但南开中文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中文系就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由香港购进设备,是当时国内少见的设施先进的文科专业实验室。

  学院成立后,逐步把原先的中文系实验室与新建的电子文献实验室、视觉艺术实验室等合并,建成了“文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现有专业实验技术人员四人,兼职人员二十余人,下辖八个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仪器设备近五百台件,设备总值近七百万元。这为设计、传媒等专业,也为中文等传统学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支持。

  这个中心根据文科专业特点,做了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实践,初步建设了立足文科学科理念、有异于理工科传统方法、人文学科特色鲜明的实验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和实验实践环境。

  这几年来,该中心发展迅速,建设成绩不俗,称得起理念先进,设备精良、制度完备、团队精干、富于创新意识,基本满足了文学学科开放共享的实验需要。

  这个部门,已成为学院不可缺少的专业机构。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励,在2007年7月,通过天津市教委评估,成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实验室”;并正在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与以前的几间教室、几张书桌的简陋条件比起来,现在的文学学科,可谓拥有相当可观的物质实力,例如各类设施,例如各类场所。虽然还不敷需要,但已是今非昔比。

  1990年代之前来过中文系的人都记得主楼资料室近乎塌陷的地面,潮湿漏风的平房教研室房屋……

  如今,文科楼内有教师研究室、多媒体教室、研究生教室;第一主教学楼内有艺术设计专业教室;东方艺术楼内有教师画室、美术教室、范曾画室、古画临摹室,有展厅、演播厅、录音室、茶道室,还有影视传媒实践基地、艺术设计制作工场……

  文学院的图书资料中心设有中文、外文、艺术、古籍和特藏、期刊等室,收藏书刊六万余种,涉及语言、文学、美术、书法、音乐、传播、设计等学科。除基本典藏外,以及时快捷补充新出版图书期刊为特色。网络电子图书目录检索设施齐备,每周十几个时间单元对学生开放。

  文学院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各类自设的奖学金。有激励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高质量科研成果的范伯子学术基金、青年学术基金;有激励学生学习的叶氏驼庵奖学金、陈介白奖学金、润世奖学金、吴志明传播学创新奖学金、范氏奖学金,等等。

  教师研究、学生学习的物质条件大为改观。

  顺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南开大学文学院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学术兴院,品格育人”。

    “学术兴院”是指以学术为尚,教师要不断提高学术水准,出研究精品,并把它体现到教学工作之中;“品格育人”,指育人的方针,品格为尚,这既包括思想品格,也包括学风、学品、学识,用端正的、醇正的标准的来化育人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1999年实行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南开大学文学院对应“文学”学科门类,内涵“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三个一级学科。

  这三个学科具有学理上的逻辑一致性,如何利用其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在学院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体现特色,是个值得探索的课题。文学院提出了“文学艺术,南开之光”的口号,既是一种荣耀感的显示,也旨在突显学科之间的映衬、互补关系,使其相互渗透,错综联系,兴办特色鲜明的文学学科,培养特色突出的文学人才。

  文学院师生对此的理解是,语言文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人文修养和价值观;传播学强调关注社会文化动向、关注当代文化前沿问题;艺术学则可以熏陶人格、温润人心、发扬性灵。

  这三者相互补充,有利于培养拥有健全人格的、全面发展的、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人才。

  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丰富的学术活动,南开文学学科逐渐实现着上述三个一级学科的相互影响、有机融合。人才的潜力,会逐渐在其走上社会以后的若干年中显现出来。

  教学和学生指导,永远是大学的第一要务。学术的要求,不仅是对教员水准提出的,也同样是教学的基准。南开文学院一向高度重视教学,逐步建构了合理而完整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体系。

  2001年,“桌上语音工作室”获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古代汉语教学立体化改革”获第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当代大学生母语教育的理念创新、资源建设与大学语文课程改革”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天津市教学成果奖,并已申报国家级奖励。2006-2008年,先后有“古代汉语”、“大学语文”、“现代中国文学”等三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陈洪荣膺“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教材建设也进展不俗:获国家级重点教材、规划教材立项有十余项之多。早期的,有朱维之主编完成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有马汉麟牵头完成的《古代汉语读本》,都堪称经典之作,而且历久弥新,至今沿用不衰;晚近些的,例如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例如《古代汉语》,例如《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例如《女性文学教程》,都是有特色、使用学校众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语文素养高级读本》一书,还被国家评为“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大学教材,是一学科长久历史和综合实力的反映,其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各校教学,化育无数学子,大大拓展了南开中文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

  作为中文学科对全校的影响,必须要谈及“大学语文”。它是一门公共课,但又是中文学科对全校各专业学生责无旁贷的职分所在。陈洪、李瑞山教授牵头的教学团队将一门普通的公共课程,打造成国家精品课程,打造成一项有新的理念、有新的网络技术支撑、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成果。

  这项成果包括多个方面。先是编写了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大学语文》立体化系列教材,其第一、第二版,包括纸本教材九种、光盘四种和大容量的网络资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已有百余所学校使用;接着,以这套教学资源为基础,开展了全新模式的教改尝试,开拓性地将多媒体网络手段运用于课程教学,启用在线测试、网络原创论坛等技术手段。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语文教学的面貌,激发了学生母语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强化教师团队建设,成立了专门的教学及研究机构,配备多名高学历的中青年教师为授课骨干,教师团队逐渐专业化、规范化,还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母语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文章,创新了课程理念……

  南开的母语教育,南开大学语文的一系列改革与尝试,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至今举办了十余次全国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和研讨会,影响广被全国。

  南开文学院有名目繁多的学术活动、对外交流;还有学生们自己主办的、延续了九届之多的“南开之光文学艺术节”,“穆旦诗歌节”,活跃的学生社团……

  南开文学院,正气鼓荡,人心和谐,方向明确,势头强健。

  完备的学科设置,出色的师资力量,接近一流的硬件条件,加上内敛朴厚、勤勉精进的文化氛围,脚踏实地、沉稳执着的南开学风,共同熏陶着一代代文学学子。

  南开大学的文学学科一路走来,带着从先辈那里得来的信仰与鼓舞;遇到过坎坷,但不变的是不断超越的信念,刚毅坚卓的姿态,在稳步走向更高的境界,谱写更美的乐章。

  陈洪先生与南开有三十五年的不解之缘,他所撰写、范曾书丹的《百年南开纪念碑记》有云:……乘风云而腾龙起凤,奋健翮而广宇高翔。……一元兹始,春风骀荡;航道新开,云帆高张。……百年曾不过一瞬,新纪且期我腾骧!

这也是南开文学院的希望。

 

(撰稿:南文)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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