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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觉悟社的创立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3-11-02 16:35


文/王建明 梅建扬

  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进校后,周恩来全力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更加积极地从事于革命活动。然而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周恩来深切地感到,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作为领导,天津学生就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焕发出最大的能量。因而他认为,应当尽快组织一个属于天津青年学生自己的爱国进步团体,来领导天津学生今后的爱国运动。而当时,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天津形成了两大支学生队伍。一是以南开学校、官立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一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作为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他们在斗争中目标一致,互相声援。但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两个组织从未在一起共同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怎样把这两支队伍集结起来?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任务又该怎样?周恩来开始思考和酝酿这些问题。

  9月2日下午,周恩来同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同乘火车回津。在车厢里,这些共患难、同战斗的战友热烈地讨论起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沉静地靠在椅背上,听着大家的谈话。他们从天安门前的斗争,谈到今后的打算。在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周恩来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尽快把两会的骨干分子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作为团结作战的大本营。这样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他还建议出版一个刊物,发表意见,指导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可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宣传。他这铿锵有力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最后大家相互约定:事不宜迟,回去马上动手准备。

  为了让这个设想早日成为现实,周恩来又利用课余时间与大家协商,逐个找同学谈话,征求意见、起草章程,求同存异,统一思想认识。功夫不负有心人,辛苦筹划终于换来了累累硕果。一个星期后,两会分别提出了初步名单。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初提出了八人,学联会提出了十人。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又请女界同志会补充了两名。

  9月16日,天津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南马路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终于成立了。参加成立大会的同学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喜悦,有人甚至兴奋得流下了眼泪。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他那年轻而赤诚的心同样起伏澎湃。面对满腔豪情的同学们,他当即登上讲台,发表了自己在觉悟社的第一次讲话:“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放……我们要组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热烈掌声,会议的气氛也随着周恩来的这番话而达到高潮,大家都为觉悟社的发展献计献策。经过全体成员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发扬民主,提倡自我批评,并且决定邀请李大钊、胡适等名人讲演指导。

  “觉悟社”把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在一起,积极吸收女社员,并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但在当时,男女在一起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的规则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的发生。同时,为了斗争的需要,他们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是一号,即叫“逸号”。周恩来是五号,即叫“伍豪”。这个代号在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以及后来的革命年代,与友人通信中还常常使用。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特别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随后,由周恩来主编和负责出版的刊物《觉悟》也出版了。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尽管觉悟社没有明确地选举领导人,但周恩来以其出众的才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杰出的组织才干,赢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据一位觉悟社老社员回忆说:“在精神上大家都一致公认周恩来同志是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在私下谈话中,也这么说。”也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觉悟社自诞生后,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耀着海河之滨,给青年学生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觉悟社成了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社会新思潮的课堂。并在其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中,觉悟社始终站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了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使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

    (本文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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