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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相敬师生情——严修与周恩来

来源: 南开大学校史网  发稿时间: 2013-11-02 16:35


文/梁吉生

  在天津市西北城角文昌宫附近,有一条严翰林胡同。它嵌印着爱国教育家、清末翰林严修的历史足迹,也流传着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与严翰林早年交往的佳话。

  周恩来同志把天津称为他的青年时代的故乡。这里有他读书的中学和大学,也有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战友和师长。严修即是诸多师长中的一位。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清末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左侍郎。著名的近代新式教育倡导者之一。

  周恩来结识严修,是1913年秋考入严修创办的南开中学以后的事情。周恩来考入这所私立学校不久,即以其卓越的才华为广大师生所瞩目,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并且彼此开始有了交往。1915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敲开严宅大门,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封面请严修题签。这位津沽著名书法家对周恩来的到来十分高兴,“周去,即书之”。1916年春,南开中学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各班级均推举五名作文优秀代表参赛。全校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并将卷面姓名密封,统由严修亲自阅评,周恩来名列全校榜首。严修特地为周恩来及其同班获奖者书赠“含英咀华”锦旗一面,以示嘉勉之意。周恩来的优良品德和多才多艺,越发引起严修的喜爱,誉称周有“宰相之才”。他们的接触更多起来。1917年上半年周恩来毕业之前,严请人了解了周的家庭情况,并托人向他提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当严修为此征求家人意见时,其子智崇表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但是,周恩来并不愿攀高接贵,他毅然婉辞了这门亲事。

  周与严的感情愈加纯真。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依然没有忘记严修对自己的关爱。1918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往严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看望,相谈甚欢,并陪严修至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两三天后周又去一次,“久谈,周留宿”。次日,一些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请严修便餐。他夸奖周恩来的醋溜白菜做的不错。

  4月20日,周恩来等到码头送严修登轮赴美。严修在美国考察半年,同年12月回国,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合影留念。严修回国后,立即着手筹建南开大学。1919年2月9日,即旧历正月初九,严修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六子严智开:“周恩来在东京鹤卷町一百四十一番与童冠贤等十余人伙住,名曰‘新中学舍’。”周恩来向慕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五四”前夕,他离开日本回到天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南开大学学习。开学前四天,严修在家里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9月25日,严修又亲往八里台,与徐世昌等人出席南开大学开学典礼,并与教职员及周恩来等入学新生摄影留念。

  周恩来没有因为严修的器重而泯灭个人对事物的独立见解和判断,遇到与严修的观点相悖时,从不无原则地趋同附和。

  还在南开大学筹备期间,就风传有意接纳曹汝霖及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等为校董。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他曾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以校董为筹码,藉以换取捐助经费一事,明确表示学校“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严修对向权势者劝募资金依然认为无可厚非,他说:“盗泉之水不可饮,用它洗洗脚,总不失为一有益之举。”南开大学成立不久,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更加高涨。严修对爱国学生虽表同情,却不主张学生采取“过激行动”。周恩来作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带领广大学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爱国斗争。1920年1月29日他指挥全市大中学生二千余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周恩来等学生代表被捕入狱。政治见解的差异,并不影响严修礼士爱贤,希冀国家独立富强的共同愿望,成为维系严周关系的纽带和基础。周恩来出狱后,严修依然对他厚爱有加,主动资助周恩来出国留学,一次就拿出500元作为“严范孙奖学金”供其旅欧学费。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10月4日周恩来亲至严府拜谢。严修日记道:“周恩来来,陪话略久,坐不安帖。”严修还为周恩来出国,特地致函驻英公使顾维钧介绍情况。11月周出国后,严修专门在严家账上为周立了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负责转寄。如严修日记1921年2月27日记:“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同年11月8日记:“琴湘来,交补助李福景、周恩来学费。”李福景先生之子李竞同志对此也有回忆:“他们两人先到法国,然后我父亲去英国,周总理留在法国。由于总理住址不固定,所以,以后三年的学费都是我父亲转给总理的,每学期领一次。后来父亲考取了一个奖学金,而总理的开支又大,于是,就把两份奖学金全部转给了总理。周总理在1962年还提到过此事。总理在法国不是勤工俭学,靠的是严范孙奖学金。”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北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一书中也记载:“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周恩来每次收到严修的学费,都要回信致谢。平常也不断致函严修报告情况。如1921年1月25日致函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费,并谈到欧洲状况,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同时谈及旅法勤工学生所面临的困难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呼吁“国内诸贤达、教育家及有力之士设法救济”。同年2月初,周恩来再函报告英国爱丁堡大学已同意他免去一般入学考试,只试英文,考期在本年9月,开学在10月间。严修也经常给周恩来回信,解答他来信中托办的事项。周严的书信往还,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经过学习和考察,“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很快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传到天津,颇使一些人感到诧异。有人曾劝严修停止补助周恩来,严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回绝了他们,继续资助如故。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对于党外人士的慷慨援助非常感激,一直感念不忘。无论解放前或是解放后,周恩来多次提到此事。周与埃德加•斯诺谈起过,1939年冬在重庆南开中学演讲,又一次表达了对严修的感激之情。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还多次向张伯苓要严修的相片。1950年9月,从重庆北归的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要返回天津,周恩来总理在南海西花厅为张饯行,并有张伯苓之子张希陆及老校友潘世纶、李福景、吴勤等作陪。那天,张伯苓把事先印好的严修照片带去。周总理看着照片深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周总理说得很有感情,在座的人都很感动。这时,服务人员正好端来一盆清汤,周总理又说:“严老先生就像这汤,清而有味。”1959年5月周总理到天津视察,亲切会见严修的后人,并嘱严修的侄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次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约南开旧同学陈铁卿、黄子坚、冯文潜等便餐,又谈到编写严修年谱问题。周总理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指示在场的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天津市文史馆馆长张羽时等,要整理严修日记,研究其教育思想。

  “相遇贵相知”。周恩来同志和严修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以及他对严修始终如一的尊敬之情,表现了周恩来同志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对患难与共的党外朋友的诚挚和友谊。

    (本文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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