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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授业忆当年——一张课程表看1950年北大中文系课程设置及师资

来源: 《 光明日报 》( 2013年10月10日12 版)  发稿时间: 2013-10-14 18:03


程陶庵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度第一学期中文系课程一览表(局部)

  这里展示的是由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杨晦亲笔签字的1950年度第一学期中文系课程一览表。

  其中开列了13位名师担任12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的课目。杨晦教授讲授文艺学(全学期,一二年级必修,4学分);魏建功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字概论(全学期,一年级必修,6学分);赵西陆讲师讲授现代文选(全学期,一年级必修,6学分);章廷谦副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一)(全学期,一年级必修,2学分);冯文炳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二)(全学期,二年级必修,4学分);游国恩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三)(全学期,三年级必修,4学分);魏建功教授讲授写作实习(四)(全学期,四年级必修,2学分);俞平伯教授讲授历代韵文选(全学期,二年级必修,6学分);罗常培教授讲授中国语法(全学期,二年级选修,4学分);周祖谟教授讲授中国现代语(全学期,二、三年级选修,4学分);蔡仪兼任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全学期,三、四年级必修,4学分);杨振声教授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全学期,三年级必修,6学分);唐兰副教授讲授文字学(全学期,三年级必修,4学分)。由杨晦开设的文教政策法令课,为四年级(毕业班)开设的必修课,2学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由本科四年级学生根据各门课程授课内容任选一门作为论文题,由该科目任课教员担任导师,指导并判分。论文合格通过者,获2学分。

  建国之初,为适应新中国各条战线建设之急需,《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于1950年8月出台。《草案》明确规定中文系的培养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文教工作干部。”北大中文系根据这一培养目标以及《草案》中的有关规定,将原有的课程设置减少为25门(基础课13门,专修课4门,选修课2门,专家专题研究等选修课6门);教学则要求“以联系实际适应当前需要为原则”。

  我们从上述这张课程一览表不难看出,当时课程设置的特点,一是加强基础课,尤其强调写作课的开设。二是加强现代文学课程,如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名著选等。三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调整课程内容和增设新中国文教政策法令课。如,杨晦开设的“文艺学”,与解放前的课程章节,在内容上作了适当调整。在其绪论部分增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节。在文艺与社会基础部分,重点讲授文艺上的唯心观点与唯物观点、唯物观点与阶级立场、文艺与政治等章节。总之,减少学术性强的选修课,增加服务新社会的新课,是当时在课程设置上适应新形势的应急之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语言学家魏建功(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古典文学家、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把现代文学抬上大学讲堂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文学家杨振声;文艺评论家杨晦;红学家、古典诗词曲研究专家俞平伯;文艺理论家蔡仪;古文字学家唐兰;语言学家周祖谟,以及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冯文炳(废名)等名师。在中文系的师资队伍里,还有一位不应忘记的名师,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他从西南联大到战后北大回迁复校,一直在北大开设各体文习作和练习语体文写作课。据其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汪曾祺在“联大”的作业,沈先生都仔细修改,改完后,推荐出去发表。汪氏在昆明时期发表的作品,是由沈从文自己买邮票投出去发表的,而汪曾祺却事先全然不知情。汪曾祺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不幸的是,在1948年春至1949年春,他因故精神几乎完全崩溃,被迫改行,调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古物研究工作,从此与文学创作无缘。一位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过早地结束了文学创作生涯,不能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件遗憾的事情。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随清华中文系并入的有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王瑶、季镇淮、冯钟芸等名师;燕大中文系和新闻系并入的有高名凯、林庚、孙楷第、林焘等名师。稍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又并入北大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王力(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等一批名师也随之调入,这无疑是锦上添花。至此,北大中文系一流的教授、学者、专家众贤盈庭,群英聚集,成为全国高校中文系的学术文化重镇。一流的师资,就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几十年来,北大中文系先贤们的辛勤耕耘,已培育出一批文学、语言、文献等领域的精英,在当今全国教育文化领域享有盛誉。

  近几年,全国高校形成一股由“系”提升为“院”的风气,而北大中文系的传承者们却拒绝了“文学院”的光环。这种不随波逐流、不图虚名的思想境界,不仅表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充分自信,而且也是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块折射出深厚文化蕴涵的招牌和先贤们艰辛创业的怀念。

编辑: 韩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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