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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书:校史研究不应让史家“缺场”

来源: -《光明日报》  发稿时间: 2013-10-14 18:03


  作者:周良书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来,中国高校蔚然兴起一股编写校史的风潮,且方兴未艾。编写校史是一个学校的大事。每有盛举,校方总要从头说起,查阅旧档案,搜集老照片,整理学校沿革,述说风云人物,似乎形成了一套既定程序,不劳历史学家费心。事实上,校史研究确实也难得历史学家的青睐。纵有偶一为之,也是浅尝辄止。甚至有服务于高校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上下千古,却对自己耗费青春所驻留的学校,漠然而无所知(王健文:《校史叙事观点的再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3期)。

  此种后果,从现在出版的一些校史中可以看到:一是编写的体例较为单一。有的甚至还直接套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二是使用的文字也很空泛。比如一些校史中多次出现像“伟大”、“辉煌”、“巨大”、“一流”、“空前”之类的“大词”,且用之过频,很有以词害义的倾向。再一个问题是,校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校史,还涉及到现行的政策、健在的人物,且有的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因而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这就要求校史编写者,有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的“史德”。然而反观今天的研究,同一个人物或事件,校内、校外的叙述存在重大差别的司空见惯,并且,因分歧而产生的争论有时还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造成校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缺场”原因较多,主要还是因为校史研究的意义不彰。确实,从表面上看,校史只不过是记录一个学校的成长经历。但若作深一层想,它所涉及的范围、所涵盖的内容就远非如此简单。

  第一,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学校无疑是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摇篮。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他看来,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于是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高平叔等:《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后,大力倡行“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大原则,这又使得一个“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之列的大学”(黄延复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把西方大学观念引入中国的实验场,那么浙江大学则是西方观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新典范。1936年4月,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在继承书院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求是”校风。此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中,浙大历经五省、五易校址,仍旧保持“东方的剑桥”的美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现代大学的观念,就难以成就现代教育的历史。就此而论,编写校史就不只是对一校传统的总结,对他校经验的借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顺应时代之要求,弘扬大学之精神,发展教育之事业。

  第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学校也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场域。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的“学术史”研究渐成热潮。但在这一潮流中,人们关注的多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忽视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其实,“地点”往往是促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引子。人们关注“学术”,就理应关注它“产生”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载体。并且,研究校史,也便于人们从学者个体的研究跳到知识群体的研究(王学典:《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学者的师承、流派,学者间的往来、交流,学术制度的形成、沿革,学术理念的塑造、坚守,如此等等,在校史中皆可窥见。另外,一所学校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位。在其中人们所共守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长期积淀便会逐渐在人的心理深处形成某种思维的定势。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便是这个文化单位里的新成员,也会受到它的浸染、熏陶和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学校,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个体。而研究一个学校的历史,也就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增添一个个案。

  第三,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学校还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大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土壤。校园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原因,往往也要向校园以外的社会中去找。另一方面,大学又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员、学生组成的小社会,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社会史应当关注的内容(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并且,社会上的政治势力、党派斗争、思想取向,在大学这一“小社会”中也多有直接反映。倘若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还有另一层联系。且不说大学制度的引进,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指标。就是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非围绕两个环节展开:一个是民族的独立,一个是国家的统一。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进程、私立学校及省立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等是这些变迁在大学史上的反映。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校内人物的敏感性,使大学往往得风气之先,成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因此,繁忙的历史学者闲来若是向校园投下一瞥,也许还可以牵出一部新的社会史来呢!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除了“存史、资政、育人”的功用外,校史研究,似乎还有一般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大批校史的出版,无疑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而学校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从大学校史入手,就有可能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总之,它应当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田野”。

编辑: 禹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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